作者：北岛 日期：2015-11-27 18:52:52
北岛的随笔集，写于世纪之交。
穿行于纽约、巴黎、布拉格、拉马拉、加沙……游走于各种国际诗歌节，遭遇到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北岛描写了他与世界的相遇，有见闻、有人物、有故事，信笔写来均轻松诙谐，超然跳脱，宛如简笔勾勒的素描；而他对生命与世事的慨叹却如影随形，有时尖锐的疼痛又会不期而至。
我们会在书中认识个性充沛的德国学者顾彬、丹麦批评家博鲁姆、南非作家布莱顿巴赫、比利时诗人杰曼、鹿特丹诗歌节创办人马丁……但我们更会体味他深情怀念故人时的用心与笔力：师傅、家楷、刘伯伯。正是有这些人存于心底，他才能在漂泊中与世界坦诚相见。
本书简介：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青灯》集中收录了诗人北岛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这些文章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异乡的漂泊使他的言说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本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世间的大悲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北岛在漂泊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
作者简介：
赵振开（1949-），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生于北京。汉族，1969年当建筑工人，80年代末移居国外。1978年，北岛和诗人芒克，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曾任教于加州戴维斯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以及散文集<失败之书>等。
目录：
辑一
听风楼记
青灯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与死亡干杯
话说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罗依特
远行
辑二
智利笔记
革命与雏菊
忆柏林
西风辑一
听风楼记
青灯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与死亡干杯
话说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罗依特
远行
辑二
智利笔记
革命与雏菊
忆柏林
西风
多情的仙人掌
三张唱片
在中国这幅画的空白处
他乡的天空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梵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院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一九四一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觥筹交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