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飞宇 日期：2015-12-30 19:49:22
毕飞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曾战胜大江健三郎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被评委誉为“当代的契诃夫”，此书是他首部散文随笔集。谐趣的，思辨的，赤诚的，感受“毕氏语言”的魅力
本书简介：
毕飞宇一直被大家公认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就是虚构，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这本书就是毕飞宇关于他生活、写作、阅读的记叙与思考，谐趣，赤诚，思辨，灵动。
《写满字的空间》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我的小学就读于一所乡村学校，而我的家就安置在那所学校里头。学校有一块操场，还有三面用土基围成的围墙。一到寒假和暑假，那块操场和三面围墙就成了我的私人笔记本了。我的手上整天拿着一只粗大的铁钉，那就是我的笔，我用这支笔把能写字的地方全写满了。有一次，我用一把大铁锹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在了大操场上，我满场飞奔，巨大的操场上只有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后来过来了，他从他的姓名上走过的过程中十分茫然地望着我。我大汗淋漓，心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与自豪。残阳夕照的时候，我端详着空荡荡的操场和孤零零的围墙，写满字的空间实在是妙不可言，看上去太美。我真想说，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像样的作家了。
现在想来我的那些“作品”当然是狗屁不通的。但是，再狗屁不通，我依然认为那些日子是我最为珍贵的“语文课”。那些日
子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表达欲望，这种欲望至今没有泯灭。天底下没有比这样的课堂更令人心花怒放和心安理得的了，她自由，充满了表达的无限可能性；她没有功利色彩，一块大地，没有格子，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学校的围墙上乱涂乱画，把学校的操场弄得坑坑洼洼，绝对是不可以的。利用小学阶段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当然也是好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自然不反对，可我不能同意只有在方格子里头才可以写字，只有在作文本子上才可以按部就班地码句子。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每一个字首先是一个玩具，在孩子们拆开来装上，装上去又拆开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情趣盎然的，具有召唤力的，像小鸟一样毛茸茸的，啾啾鸣唱的，而在孩子们运用这些文字组成章句的过程中，摞在一起的章句都应该像积木那样散发出童话般的气息。
孩子们为什么想写？当然不是为了考试。准确地说，是为了表达。一个人不管多大岁数，从事什么工作，都有表达的愿望。孩子们喜欢东涂西抹，其实和老人们喜欢喋喋不休、当官的喜欢长篇大论没有本质区别，相对于一个“人”来说，它们的意义是等同的。我听说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写作文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这甚至是灾难。孩子们有多少古怪的、断断续续的念头渴望与人分享？他们害怕作文，骨子里是害怕表达的方式不符合别人的要求。在害怕面前，他们芭蕉叶一样舒展和泼洒的心智犹如遭到了当头一棒。他们有许多话想对别人说，他们还有许多话
想在没人的地方说，他们同时还有许多话想古里古怪地说。表达首先是一种必须、乐趣、热情，然后才是方式、方法。害怕作文，其实是童言有忌。
所以我想提议，所有的小学都应当有一块长长的墙面，这块墙面不是用于张贴三好学生的先进事迹的，而是在语文课的“规定动作”之外，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地方炫耀他们的“自选动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培养几个靠混稿费吃饭的人，它的意义在于，孩子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懂得，顺利地表达自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是一件让自己的内心多么舒展的事。在这个地方，他们懂得了什么才叫享受自己。如果表达是自由的，那么，这种自由是以交流作为基础的。交流是一种前提，最终到达的也许就是理解、互爱。
作者简介：
毕飞宇，1964年1月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赴南京任教，1992年至1998年任《南京日报》记者，1998年至今供职于江苏作家协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毕飞宇作品集》7卷，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推拿》。作品曾或第一、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一届中国小说学会奖，2010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文学奖，2010年法国《世界报》文学奖，2011年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玉米》，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目录：
Ⅰ
三十以前
我家的猫和老鼠
歌唱生涯
我的野球史
人类的动物园
飞越密西西比
Ⅱ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一支烟的故事
这个字写得好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Ⅲ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
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Ⅰ
三十以前
我家的猫和老鼠
歌唱生涯
我的野球史
人类的动物园
飞越密西西比
Ⅱ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一支烟的故事
这个字写得好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Ⅲ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
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
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
《朗读者》，一木没有让我流泪的书
行为与解放
找出故事里的高粱酒
Ⅳ
自述
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谁也不能哭出来
谈艺五则
写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有一个白日梦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推拿》的一点题外话
恰当的年纪
情感是写作最大的诱因
我和我的小说
中篇小说的“合法件”
V
作家身份、普世价值与喇叭裤
手机的语言
记忆是不可靠的
地域文化的价值倾向
文学的拐杖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Ⅵ
好看的忧伤
青梅竹马朱燕玲
上海的向黎静悄悄
王彬彬断想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一、《祖宗》
《祖宗》于一九九三年刊发在《钟山》上，实际的写作时间则是一九九一年。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发表，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处在退稿的阶段，一篇小说辗转好几家刊物是常有的事。
一九九一年我已经结婚了，住在由教室改造的集体宿舍。因为做教师，我不可能在白天写作。到了夜里十点，宿舍安静下来了，我的太太也睡了，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祖宗》写的是一位百岁老人死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闲聊的时候听来的，我的来自安徽乡村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到了一百岁如果还有一口的牙，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会“成精”，是威胁。
一九九一年，中国的文学依然很先锋，我也在先锋。先锋最
热衷的就是“微言大义”——我立即和一位百岁老人满嘴的牙齿“干”上了。和大部分先锋小说一样，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入了小说，进入了具体的情境。
但是，很不幸，就在百岁老人的生日宴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件事，老人的牙齿好好的，一个也不缺。这是一个骇人的发现。一家人当即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把老人的牙拔了。牙拔了，老人也死了，然而，不是真的死。等她进入了棺椁之后，她活过来了，她的指甲在抠棺材板。一屋子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说话。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响。
《祖宗》所关注的当然是愚昧。这愚昧首先是历史观，我们总是怀揣着一种提心吊胆的姿态去面对历史，所以，要设防。拔牙也是设防。愚昧的设防一直在杀人。
——还是不要分析自己的作品了吧，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是我写拔牙那个章节。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一节的时候我突然害怕了。是恐惧。我感受到了一种十分怪异和十分鬼魅的力量，在深夜两点或三点，恐惧在我的身边摇摇晃晃。我还想说，恐惧是一件很古怪的事，如果恐惧发生在深夜两点或深夜三点，这恐惧会放大，无限放大。我的写字桌就在窗户的下面，就在我越来越恐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窗户上的玻璃骤然明亮起来，四五条闪闪发光的蛇在玻璃上蠕动——它是闪电。随后，一个巨大的响雷在我的头顶炸开了。回过头来想，这一切在事先也许是有征兆的，我没有留意罢了。巨大的响雷要了我的命，我
蹲在了地上，我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太太叫醒，惊慌失措。我太太有些不高兴，她说，响雷你怕什么？响雷我当然不怕，可是，我怕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
在后来的写作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件。我想说的是，在具体的写作氛围里头，你是一心一意的，你是全心全意的，你的内心经历了无限复杂的化学反应，你已经不是你了。内心的世界它自成体系，饱满、圆润，充满了张力。但是，它往往经不住外在力量的轻轻一击，更何况电闪雷鸣。
在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二、《玉秀》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潜规则，在我的写作时间，任何人进来都要先敲门，包括我的太太。就在我写《玉秀》的时候，她忘了。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下午，那些日子我的写作特别好——在我写作特别好的时候，我不太饿，因此吃得就少（吃得少，人还容易胖，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太太就很辛苦，有时候，一顿饭她要为我热好几次。四五次都是有的。就在那个下午，她为我送来了一杯牛奶。也许是怕打搅我，她轻手轻脚的，我一点都没有听到她
的动静。
我在写。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电脑，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我觉得身边有东西在蠕动，就在我的左侧。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是一只手。还是活的，正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出于本能，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也是我的动作太猛、太快，我的太太没有料到这一出，她吓着了，尖叫一声，瘫在了地板上。杯子也打碎了，白花花的全是奶。
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作家，这个家往往会很平静。但是，这是假象。他的写作冷不丁地会使一个家面目全非。法国人说：“最难的职业是作家的太太”，此言极是。这是写作最可恨的地方之一。
三、《地球上的王家庄》
在闲聊的时候，大部分批评家朋友都愿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最好的短篇，不是之一，就是最好的。他们说：这东西有点“神”。我不置可否。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当事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让我就《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几句“感言”，反正就是创作谈一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写了什么？
我也都记得。可是，有一件事是可笑的——我的哪个作品在哪里写的，在哪个房子的哪间屋子，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我都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为此我做过专门的努力，想啊，想，每一次都失败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个短篇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呢——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我关注的，它的语言风格是我一贯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肯定是拙作，可是，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关于它的写作细节，我怎么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呢？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写的，我却拿不出一点证据。他是私生子——我喝醉了，和一个姑娘发生了一夜情，她怀上了，生下来了。后来那个姑娘带着孩子来认爹，我死不认账。再后来，法院依据医院的亲子鉴定判定了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认了，必须的。从此，我对这个孩子就有了特别的愧疚，还有很特别的那种爱。越看越觉得是别人的，越看越觉得是亲生的——我就是想不起他生母的身体。唉。
写作要面对戏剧性，没想到写作自身也有它的戏剧性。好玩得很呐。
四、《青衣》
《青衣》我写了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许多媒体的朋友总
喜欢把我说成特别认真的小说家，几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我不反对。人家夸我，我反对做什么，我又没毛病。
其实我写作的时候挺“浪”，一高兴就“哗啦哗啦”地。当然，“哗啦”完了，我喜欢放一放，再动一动。这一放、一动就有了好处，看上去不“浪”了，是“闷骚”的那一类。“闷骚”就比较容易和“稳重”挂上钩，最终是“德高望重”的样子。
一九九九年的年底，我开始写《青衣》，快竣工的时候，春节来了。我只能离开我的电脑，回老家兴化过年。走之前我把返回的车票买好了，是大年初五。老实说，我一天也不想离开我的《青衣》。等春节一过，我在大年初五的晚上就可以坐在我的电脑前面了。一切都很好。
就在大年初五的上午，我的小学、中学的老同学知道我回兴化了，他们约我喝酒。我说，这一次不行了，我的票都买好了，下次吧。我的一位老板朋友大手一挥，“票买好了要什么紧，撕了，回头我让我的司机送！”
喝到下午，我对老板说，我该回南京了，叫你的司机来吧。我的老板朋友笑了，说：“你还真以为我会送你？你起码再留两天，过年嘛，我们再喝两天！”
这个结局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很光火。我把筷子拍在桌面上，说：“你搞什么搞！”站起来就走。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对我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有一点你们是不了解的，
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赶上他的好节奏，让他离开作品是很别扭的，他的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被打断的，比方说，做爱。
写作不是做爱，不可能是。可是，在某个特别的阶段，其实也差不了太多——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我的朋友，我当初对你那样，完全是因为那个青衣。她是你“嫂子”，你“嫂子”要我回去，我又能怎么办呢？
五、还是《青衣》
二○○五年，我遇见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他告诉我，他喜欢《青衣》。我的自我感觉很好。从外形上看，他不该是文学的爱好者，事实上，他坐过十二年的牢。连这样坐过十二年牢的、五大三粗的人都喜欢《青衣》，我没有理由不乐观，为自己，也为中国的当代文学。
二○○六年，我有机会去江苏的几家监狱访问。在（苏州监狱）访问期间，我知道了，监狱里的监管极其严格，但是，他们有机会读书，尤其是当代的文学杂志。一位“前书记”说，在监狱里三年了，他读的小说比他前面的五十多年都要多。“前书记”亲切地告诉我们：“很高兴。我对你们很了解咧！”
写下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的监狱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特此感谢，特此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