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兆云 日期：2016-01-02 11:51:21
本书简介：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抗战相关题材的图书非常多，但有关台湾同胞参加抗战的选题很少。其实台湾人民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行动，从1895年日军在澳底登陆开始，波澜壮阔、贯彻始终，是中华民族反侵略反殖民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台湾同胞的抗日决心同样非常坚定。他们从台湾回到祖国，申请恢复国籍、投身抗日战争。他们深知“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虽然受到种种猜疑磨难，却矢志不渝。其中，李友邦将军组织闽浙诸省台籍同胞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更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我的国籍我的血》正是以其中一些主要人物为原型，以“台湾义勇队”建立、壮大，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医疗诊治、对敌政治等活动为线索，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画卷。在小说的结尾，在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的日子里，这些“亚细亚的孤儿”终于如愿以偿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乡台湾，升起祖国的旗帜！
作者简介：
钟兆云，闽西客家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福州市作协主席。十四岁“码字”至今，写下《辜鸿铭》（三卷本）、《刘亚楼上将》、《乡亲们》、《流连在岁月的掌心》等四十部著作，约一千六百万字，并参与电视连续剧的编剧工作。
目录：
第一章原乡/第二章浪人/第三章狱友/第四章旗帜/第五章爱情/第六章联盟/第七章游刃/第八章复疆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肯定和关注的长篇佳构，这是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大气、壮阔、热烈，非常耐人寻味。主人公李友邦将军是马关割台后“亚细亚孤儿”的缩影，他义不臣倭，忠心祖国，举旗抗日，亲身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他人未出场，就受到国共两党和日本、台湾各方的高度关注，小说情节跌宕有致、荡气回肠。主人公的爱国情操、爱情追求，在家仇国恨中的大义和悲悯、人格和担当，最终成为台湾在大陆抗日力量的旗手，其纷繁过程跃然纸上，令人扼腕。小说在成功塑造当代台湾人的“这一个”时，还带出了“台湾义勇队”这支特殊抗日队伍可歌可泣的一页，展现了一代台湾志士血荐轩辕、恢复中国国籍的如歌往事，给今日两岸留下不可抹杀的人文观照。——王炳根（作家、文学评论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冰心研究会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早春二月的重庆，雾气笼罩着山城，让人们的心头倍觉沉重。定中二路二三六号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也在腾腾雾气包裹中喘息未定。通讯处原址半年前遭日机炸毁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格外开恩，准许迁此新址固定办公。李友邦风尘仆仆地受召抵渝，由谢南光发起，包括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在内的旅渝台湾人士纷纷过来会晤。但大家此番见面似无兴奋可言，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着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九千多人的新四军抗日部队，竟遭遇这样的黑手，实在让亲痛仇快！翁俊明压低声音道：“朝中肯定有汉奸，否则怎么能在大敌当前时自乱阵脚袭击友军呢？”“这件事确实很不幸，但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我认为无可置疑。”说话的是少将参谋刘启光。此话一出，马上引来众多疑问：“为什么这样说？”刘启光侃侃而谈：“现代国家的建国和建军原则，应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宗旨更必须是一个。否则，军队无法作战，更别说对外作战。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政治对立，军队多系，内战不休，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面对大小外侮，因为没有统一的军队，无法有效地发动自卫战。一直到黄埔建军，北伐胜利，国家才有了相对统一的雏形，却仍陷于内战深渊。共产党在江西自建苏维埃共和国，福建更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政府。国家如此四分五裂，如何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不危险才怪！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十几年的艰辛发奋，流了无数的血，做出了无数牺牲，才在西安事变后说服共产党取消了建制，把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有了统一的军令，确定了最高统帅权，才能和日本一决雌雄，否则，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全体国民绝不能让它再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包括我们台湾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必不可缺的条件……”谢南光不冷不热地打断：“这论调我听得耳熟，像是来自某某报的吧，你自己想说什么呢？”刘启光尴尬一笑，接着说：“新四军这次行动，依军纪就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最初并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两军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之所以如此，我猜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大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听说曾经展延一个月，然该部仍无视军令，试图不北而南，又听说在被动北移中竟首先袭击国军，因此统帅部乃有对之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这便是这起让人痛心的事件的原委。”有人马上接过话来响应：“现在舆论对此事变多有质疑，虽然内中曲直我无从知之，但还是相信蒋委员长对外界的公开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谢南光脸庞罩上了一层忧郁：“我们得有正义和良知，不能睁眼说瞎话，周恩来给《新华日报》那个‘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难道会是共产党倒打一耙、无病呻吟，我看它将像镜子一样照亮国人之心！”李友邦望着窗外，雾沉沉的模糊一片，不觉慨叹道：“是啊，重庆的雾气浓得让人睁不开眼，但我们还是不能被任意蒙蔽，雾里看花。”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张邦杰接话说：“我们这些台湾老乡，既然都视自己为纯国民，在这大敌当前之际，就必须杜绝一切分裂主义，绝不放任因党争而贻害国家的言行，即便政见不同，无法求同存异，也要顾大局、识大体，团结抗战，直至胜利那一天。”在众人的赞同声中，一个声音高亢地响起：“我们不拆台，我心中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中国。我愿抗战到底，万一天要灭曹，真个弄得国破家亡，我绝不苟活，必蹈海殉国！”谢南光望着眉宇间充满豪迈之气的说话者，似笑非笑：“真是鲁莽书生，我堂堂中华，全民抗战，岂会灭于倭人之手！”被称为“鲁莽书生”者，乃从香港来重庆公干的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粤港办事处主任李万居。李万居生于台湾云林，年幼失怙，母亲又不堪日本保警的不时催租而自缢身亡，使得他打小就有反日思想。早年受业汉塾，后前往大陆求学，继而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青年党。毕业后，仍回大陆，先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后辗转香港、两广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再投奔国民政府，研究战时日本的战略与外交，成绩卓然。因其颇有读书人气质，又豪爽、直率、坦言、仗义，无所畏惧，甚至不顾一切，故有“鲁莽书生”之绰号。“虽人称‘鲁莽书生’，却不孟浪，独具慧眼，见地非常人可及。万居兄国破家亡之假设，乃哀兵必胜也，借此警醒我国上下精诚团结为要。”说话者乃《大公报》著名记者李纯青，也是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甲午战争前，李纯青的祖父便从福建到台湾谋生，一家人定居台北。李纯青在台湾度过了一段少年生活，幼时失恃，及长，深感在异族暴虐统治下，生理和心理遭受双重压抑，坚决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要求父亲送他回国读书。在担任厦门集美师范学生会主席期间，愤于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曾发动学潮抗议，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接触了大量马列书籍，毕业第二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到闽南深入农村，组织贫雇农打游击，誓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奉献一生。在遭到国民党和厦门日台浪人的追杀后，他不改反帝抗日的初衷，为了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乃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刚到日本不久，日本法西斯军人通过政变，走上执政舞台。他敏锐地捕捉到时局的变化态势，从一开始便注意搜集有关日本国情的书籍，系统研究日本的工业、财阀、军阀、政党，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战争史、市场供需状况等。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弥漫着战争气氛。大街小巷都有成群结队的好战分子，到处都可能遇到敌视的眼光，至于日本特高课警察的频频光顾，就更不在话下了。李纯青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洪流，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大公报》工作，以笔为矛，宣传抗战。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日本兵为谁而战》一文，分析日本国情，颇受好评。《日本经济崩溃的本质》一文，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论点，指出日本崩溃所需的三个条件。此时的香港报纸还没人敢引用中共领袖的言论，他的文章公开发表后，立时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随后，李纯青还出版过《清算日本》、《日本春秋》等著作，引起周恩来的关注，指出“宣传抗日，就是革命”，指定专人与李纯青联系。李纯青三年前在香港经《战时日本》主编宋斐如介绍与李万居认识后，过从甚密，遂成知交。他知道李友邦与李万居不太熟悉，乃以敬重之情，向这位闽台同乡介绍了几篇李万居名噪一时的政论文章，特别推荐了一九三九年那篇《汪精卫叛国前后》。文中详细披露了汪精卫仓皇出走越南河内后发表“艳电”一事的内幕，一针见血地指出，汪精卫自发表“艳电”起，“政治生命和过去的荣誉便随着一九三八年岁暮而葬送了”，“汪氏的出走，犹如毒菌已去，中国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抗战的力量愈益增强”。在《汪逆的猴子戏》中，李万居用辛辣的笔触嘲讽了汪精卫“欲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丑恶嘴脸，指出：“其实民意和历史是最公正的，袁世凯的僭国称帝，有人上劝进表，曹锟收买猪仔议员，何尝没有经过一道法律手续？然而所遗下的秽迹却是千秋万世所没法洗涤的。”李友邦听罢，拊掌道：“对汪逆集团卖国求荣、甘当傀儡的嘲讽、鄙弃与蔑视，恰恰是万居先生爱国主义的体现。”谢南光一脸认真地说：“你们三李会师，共襄抗战复台盛举，今后想必能大有作为。万居兄的事迹，那可是有的说了。友邦兄可知万居兄以全家性命为我担保开释的事？”李万居忙摆手：“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谢南光哈哈一笑：“你一向无所畏惧，还怕人对你说三道四？”谢南光是在上海与李万居相识的。交谈中，李万居觉得这位台湾乡亲对日本问题很有研究，遂介绍他认识担任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姻亲王芃生。谢南光由此受派到香港从事对日情报的收集工作。一次他从香港赴广州，被蓝衣社逮捕，指其为日本特务。王芃生接报后，不敢出面交涉。李万居则挺身而出为谢南光辩护，并以全家性命具保画押以求搭救。王芃生见李万居态度坚决，方才电告广州，将其释放。李万居舍身担保开释谢南光一事，李友邦去年在重庆磋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时便已耳闻，但谢南光接下来说的另一件事就新鲜了。原来李万居在越南河内工作时，结识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战人士青山和夫，得知对方愿投奔重庆从事有关对日反战宣传工作，乃决意将其带回中国。抗战期间要带一个日本人入境殊非易事，沿途几经波折，在湖南被军警、宪兵扣押了两天，疑为日本间谍。李万居百般解释，以身家性命担保，总算被核准放行，后来他把青山和夫介绍到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三组工作。这个李万居真不知有几个身家性命呢，如此不顾个人安危，能不让人感动？李友邦看着李万居，情真意切地说：“万居先生此等胸襟、此等精神，真让小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李万居憨憨一笑，言辞真诚：“友邦先生过谦了，你不也经常以身家性命为台胞和义勇队员做担保嘛。听说有好几次，还出面搭救素昧平生者，在眼下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真是难得，难得呀！理应向你学习！”张邦杰道：“从善如登，从恶若崩，抗战复台大业亦如此，这也是政府叫我等来重庆商讨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初衷吧。”一提到这个召唤大家来渝的由头，座中众人刚在言谈间舒缓下来的脸色不觉又凝重起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成立不满一年，为何要改造成台湾革命同盟会？听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原意是要公开取消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后来才决定另组台湾革命同盟会。旗号多变，不是要削弱影响力，就是为了解决领导权重新分配问题，当局用意何在？大家又是一头雾水，眼神似乎也弥漫着一层雾气。谢南光担心大伙儿的心情又要低落下去，便打岔道：“不说这个了，一切听政府的！”此时刚好有客人来访，谢南光乃起身，招呼大家离去。李友邦热情挽留：“时辰不早了，一起吃个午饭吧！”“不了，省下几个钱，多印几份《台湾先锋》。”李万居说罢，笑笑，刚往前走几步却又折回，悄声低语地对李友邦道：“明晚，我让纯青来接你，喝上几杯，刚好有几位台湾老乡介绍你认识认识。记得多带几期《台湾先锋》哦！”望着李万居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气势，想着他那几桩非常人可为之事，李友邦心里油然涌上敬重，这位穷苦出身、曾在法国留学的台湾人，真个是义薄云天的君子。太阳终于探出半个头来，雾霭渐散，世界因此鲜活起来。次晚，刚踏进那家酒馆，放下一包《台湾先锋》杂志，李友邦便被人来了个熊抱！待李友邦看清对面那张热情洋溢的脸，也不由分说地抱了回去，一时间两人难舍难分。李万居有点诧异：“你们认识？”“岂止认识，还是表兄弟呢！当年我正是在友邦的点拨和鼓励下，回大陆以福建籍投考黄埔军校的。按年龄我是他表哥，按学龄他却是我学长。”说话者李祝三，黄埔军校六期生。更没想到是，座中竟有从香港回来的著名文士宋斐如，他创办并主编的《战时日本》杂志，李友邦每期必读。李万居介绍毕，年长李友邦四岁的宋斐如主动伸手相握，热情洋溢地用闽南话说：“大名鼎鼎的李友邦将军竟也是祖籍福建同安，今日幸会，兄弟真是沾光不少，今后就更有底气说咱们同安好了。”宋斐如见到闽台老乡，总少不了要讲几句闽南话，说说笑笑，以通乡情。李友邦也连道“幸会”，并改用闽南话致意：“宋先生过奖，小弟万万不敢当。我早就听南光兄、纯青兄，还有万居先生多次说起过宋先生，宋先生道德文章，才是我台人的表率！”李万居招呼大家落座后，面向几位新鲜面孔说：“饭前，我先向各位好好介绍一下李友邦将军和宋斐如先生，这福建同安双贤，一文一武，实乃我台湾老乡的骄傲。”宋斐如还在血气方刚之年，即不甘做日本治下的二等公民，只身回到祖国大陆，来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发表多篇专论，呼吁中日两国民众“为着东方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团结起来，旋辞北大教职，到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处任职，主办《抗日救国》刊物，经常和冯玉祥一起商讨抗日大计。“国联”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却大肆歪曲事实，反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合法地位。宋斐如针对满纸荒唐的调查报告，在和冯玉祥等人分析、讨论后，写就《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报告书批判》，逐一正本清源。宋斐如认识到，与日本的抗争少不了对敌情的研究，而日本研究又离不开日文资料和正确的研究方法，于是一直想留学日本。一心抗日的冯玉祥也认为，要抗日，凡日人之种种均须有人负责调查之，方能有好办法，乃极力促成宋斐如东渡日本。经东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宋斐如更清楚地了解了日本国情，在日本时就屡有文章寄回国内，提醒国内诸公现在绝不是酣歌宴舞之时，日本自患上不可救药的“侵略症”后，简直是疯了，日夜备战，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表专论指出，为了赢得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扩大统一战线，切实联络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特别要设法提携台湾民众，共灭日本军国主义。他回国后还在汉口创办《战时日本》半月刊，后迁香港。他三句话不离抗战，为发动民众、宣传抗日四处奔波，走到哪儿就宣传到哪儿，一支利笔，激荡得抗日文化战场风生水起。听李万居娓娓道来，马上有人问宋斐如：“是何缘由触发你写了那么多关于东北事件的评论文章？”“九一八事变后，看到大片富饶的国土沦陷，数百万东北人不得不流亡他乡，在寒冷的雪夜悲愤地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我无比揪心，感同身受啊！故乡台湾尚未光复，东北竟也陷入敌手，我整夜整夜的因思乡而失眠。悲愤中，我搜集相关材料，结合自己的分析，撰写了几篇有关东北事件的评论，不想一发而不可收。”宋斐如情切切意沉沉，说得这帮从殖民地流亡祖国大陆的中青年莫不唏嘘。李友邦问：“万居先生说好些文章都是宋先生在北大期间所写，教书育人不是也挺好吗？为什么要弃教从军？”“国难当头，我感到光写文章批判日帝，呼吁中日两国民众团结反抗日帝，拯救不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于是辞去教职，投奔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想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不过最后也没有马革裹尸，却有了那个《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报告书批判》。”宋斐如眯起眼睛，前额显出的那几线浅浅的皱纹，告诉人们他饱经的风霜。这位看似文弱的台湾人，内心涌动着比岩浆还炽烈的爱国热情。“宋先生真壮士也、大丈夫也！”李友邦看着宋斐如，目光里流露出敬重之情，进而问：“冯玉祥将军我也很景仰，还想着请冯将军给《台湾先锋》杂志题字勉励呢。”宋斐如爽快地应承：“这个没问题，我找机会带你拜访冯将军。”酒菜上桌，几个台湾老乡边喝酒边谈论国事，痛斥日寇，言语间无不盼望早日把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赶走，渴望着早日光复台湾故土，重建家园。酒酣耳热，李纯青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手抄件来，说：“前些时候，有人从台湾给我带来巫永福写的《祖国》一诗，直看得我热泪盈眶，大家不妨也瞧瞧。”李友邦道：“既有如此感染力，何不烦请纯青兄为大伙念念。”众人齐声说好。李纯青也不推辞，起身，放声吟诵开来：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啊！是祖国唤我呢或是我唤祖国灿烂的历史祖国该有荣耀的强盛孕育优异的文化祖国是卓越的啊！祖国哟醒来！祖国哟醒来！国家贪睡就病弱病弱就会有耻辱人多地大的祖国哟！咆哮一声祖国哟！咆哮一声民族的尊严在自立无自立便无自主不平等隐藏有不幸祖国哟站起来…………祖国在海的那边祖国在眼眸里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还给我们祖国哟！向海叫喊还我们祖国哟！李纯青悲怆而激愤的吟咏，紧紧揪住了饱尝故土沦陷之苦、从殖民地台湾来的一桌子人。诗念完了，大家还都沉默着。“祖国离我们很近，似乎又很远。”座中一位“闷葫芦”开口说。“回祖国也有两年了，可闷在心头的憋屈，像重庆的雾一样难于化解。我这样说，也感觉很羞耻，却又是实情。刚才这首诗唤起了我对祖国的另一种解读和情怀！”李友邦伤感道：“人不能没有祖国！没有祖国的人，就是野人！”宋斐如看着李友邦、李祝三：“虽然我们都不是那种徒然感伤或空喊爱国口号之人，但我们到底只是文人，冲锋陷阵还需你们武将……”李友邦摆手道：“不不，话不能这样说。你们以笔为枪，直冲敌阵不说，还向抗日军民分析日本，揭露其黑暗，指出其弱点，增添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你们的影响，岂是区区几个兵卒能比？就如同这首诗，效力胜过千军万马！”李祝三也道：“书生报国笔如刀，一样杀敌建功业！”宋斐如起身敬酒：“谢谢友邦、祝三兄弟如此高看我们这些尚有一用的书生，来，敬两位一杯！”李友邦、李祝三和宋斐如干完酒，落座后，“闷葫芦”漫不经心地翻看着已然发至手中的《台湾先锋》，隔座睨视着李友邦，问：“友邦将军如此取名，想来自诩为台湾先锋了？”未待李友邦开口，李纯青就抢过了话：“李友邦将军是最早参加黄埔军校的台湾人，难道不是台湾先锋？革命不分先后，爱国岂能落后？在座诸位皆可争做台湾先锋。先锋先锋，捐躯赴国难，先锋先锋，视死忽如归。先锋不止一个，东西南北中，各个战线每条道路都有先锋。”言罢看着“闷葫芦”，道：“只要你有胆，也封你个先锋官，领着我们向前进！”刚才在李万居介绍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时，李纯青便注意到此人一双眼睛不时盯着李友邦看，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当时便有了警惕，见他有意撒布敌意，乃先挡下一枪。“闷葫芦”见对方没有想象中好对付，转而嘿嘿一笑：“友邦将军能挂先锋印，我们脸上有光啊，只怕……看你们的刊物，许多文章的字里行间，似乎都有红色伏兵，有共产党的影子，可别做了共产党的先锋，反而害了我们台湾人。”“未遇日寇，却先被自己的先锋给吓着了，分不清敌我，只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李纯青的回击如此劈头盖脸，“闷葫芦”瞬间脸红耳赤，讷讷无言，又做回了闷葫芦。李友邦看出了他的尴尬，好心解围：“友邦不才，不过是革命军中马前卒而已，一个跟着真理、跟着抗战复台旗帜奔跑的小兵。”“闷葫芦”一副低首下心模样，道：“李将军高义，兄弟唯李将军马首是瞻。”谢南光趁着三分酒兴，举起酒杯，做起了动员令：“今天万居先生请我们喝酒，不是解闷儿，不是供大家吐苦水，更不是抬杠。刚才纯青兄所吟的那首诗，虽有些伤感，但也可以视为我们的祝酒诗。我们见过祖国的人，更要向海，向日寇叫喊还我们祖国！在座各位老乡绝非酒肉朋友，更非酒囊饭袋，今天这场酒会，是给我们壮行、壮胆。我们海峡两岸，我们炎黄子孙，要结成最广阔最坚固的同盟，为祖国而战，也为台湾而战！来，为祖国和台湾可以预见的美好未来，为日帝和一切侵略者可以预见的失败，干杯！”众人齐齐起身，同一规格的杯子轻轻碰在一起，在情愿或不情愿中，在主动与被动中，都发出同样悦耳的声音，像是清脆的号角，等待着有一天在大地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