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亚娅 日期：2016-01-09 14:53:50
《文学的行间距》分“读”“论”“听”三部分，在“读”中，涉猎面广，视野开阔。在“论”中，涉及多种现象、作品，其中对韩少功的研究尤有心得，显得突出。在“听”中，虽为访谈，却重在发现新问题。
本书简介：
《文学的行间距》是作家季亚娅的文学评论集。季亚娅具备扎实的理论修养和突出的评论才能，无论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还是对一些文学现象的解读，均表现出很强的分析能力、解读能力和学术能力。
作者简介：
季亚娅，女，1975年生，湖南岳阳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十月》杂志社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十余万字。前言通往文学更加开阔的意义
梁鸿鹰
见过对文字认真的，但没见过像季亚娅这么认真的，面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篇什，反复筛选、多次修订，字斟句酌、精益求精，这种极富理想主义的努力，是情怀、是坚守，是一种鲜明的学术态度。
有这样的情怀，必拥有强健的理论自觉，还有，就是对文学的信仰。因为文学给予意义，文学涉及的都是诸如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以及我为什么而活着等重大话题，作家通往文学更加开阔的意义梁鸿鹰见过对文字认真的，但没见过像季亚娅这么认真的，面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篇什，反复筛选、多次修订，字斟句酌、精益求精，这种极富理想主义的努力，是情怀、是坚守，是一种鲜明的学术态度。有这样的情怀，必拥有强健的理论自觉，还有，就是对文学的信仰。因为文学给予意义，文学涉及的都是诸如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以及我为什么而活着等重大话题，作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让人们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对文学作品、对自己所心仪的作家精神世界的探幽发微，需要热情与执著，更需要有感性的把握能力，季亚娅的研究文字是很好的证明。这很让人看重。在这本洋溢着理想热情的集子里，理想主义者韩少功是个突出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方法的韩少功——以〈暗示〉为“中心”的考察》，还是《这一声迟来的道歉——〈怒目金刚〉的一种读法》，以及《翻译和小说的伪装术——评韩少功〈赶马的老三〉》，每一篇都不拘泥于对作品的简单评判，而力图穿越文字表象，探寻作家与文学发展、社会发展的互动，而她的分析与言说是异常感性的。比如说对《怒目金刚》《赶马的老三》，季亚娅和她笔下的韩少功一样，并没有用那种固定的文学观来规范鲜活的生活经验，也没有用所谓的文体观念来框限“人生史”，而是相反，她从生动具体的生命经验入手，从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的质疑出发，探讨时代经验中的破绽，以及在“生成”新的文本的时候，作家的能力何在。她欣赏的是有着饱满生活质感的新鲜文本，因为，她要挖掘这些文本对文学规范与审美无意识的挑战，探讨作家如何将深刻的时代思辨纳入到文本所构成的世界中，达到对生活、文学与自我的重新认识。感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价值探寻，季亚娅追问的是文学的终极意义，她说：“那么文学呢？文学能做些什么？对于作家个人来说，‘身之学’这个‘学’就是‘文学’，是作家所言的未来的‘批评’，是卢卡奇所言一种总体的文学，也是德勒兹意义上的小文学。它是‘文学’解释世界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也是文学在集体的意义上表达个体经验，收藏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忆，保持生命政治形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文学总体批判的能力。这是‘文学’参与未来想象的方式。未来的文学生产力，一定是大于文学或者小于文学。最终，所谓‘方法’的意义，是不仅在文学内部，而且在文学所参与的当代思想生产的总体体系里，作家为我们架通了一座通往我们/他们，行动/文学（知识），过去/未来的桥梁。”我们很快发现，季亚娅拥有的充分的感性，使她能够开掘通往一个富于思辨力量的作家的内心，保证了她所具有的思辨力与思想力，能够与韩少功展开精神对话，而这种对话，既是评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也是两代知识分子对新文学与新世界的探讨。对文体、具象、经验、主体、理论、批评等问题的思考，使季亚娅的批评话语生成更加丰富，而这一切均源于在更高层次上对作品文本的深刻分析、把握与分析基础之上。如果说《作为方法的韩少功》一文展现了季亚娅的思想方法，那么《豹，撞碎词语的玻璃——欧阳江河近作的“政治”阅读法》《欲望时代的“偷窥”文学 ——重读〈无雨之城〉》《苏童短篇小说艺术论》等文章则显示了她在艺术感悟方面的敏锐。《豹，撞碎词语的玻璃——欧阳江河近作的“政治”阅读法》一文，主要从欧阳江河诗歌的核心意象入手进行细读，“在我看来，欧阳江河修辞法的秘密，隐藏在他的两句话里，‘透过词语的玻璃’，‘隔开是看不见的’（《玻璃工厂》）”，“玻璃”与“隔开”构成了她解读欧阳江河诗歌的关键词，她从此处进入欧阳江河的诗歌世界，分析了其在词与物、虚构与现实、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修辞与辗转，及其面临的困境，又从此处进入对其新作《黄山谷的豹》的分析，最后谈道：“从‘玻璃’到‘豹’，二十年诗歌主体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历史到语言，从语言到历史的一个轮回，这就是近期欧阳江河给我们上的诗歌政治课。”体现了她很强的审美感悟能力。现实感是衡量一个批评者是否出色的重要尺度，季亚娅作为一位典型的青年学院知识分子，相对来说，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批评虽尚待充分展开，但在她的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现实感让她具有一种突出的优势，那就是当她评价当代作品时，总是能够以从复杂现实的多样性出发，以开阔的当代视野和鲜明的问题意识，进行前瞻与回望。譬如，《“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可能是关于“底层文学”讨论最早的文章之一，文章将当前的底层文学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联系在一起考察，在底层文学的发展中看到“‘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力量”，颇具当代眼光与问题意识，对底层文学讨论起到了深化作用。《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思考——论王十月》延续了季亚娅对底层文学的关注，文章在对打工文学作家王十月的阅读中，发现“最渺小的打工者个体与最狂暴的当代世界史发生了关联，并以肉身之死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全球世界秩序莫名其妙的献祭。……对于生命本身、世界秩序、道德伦理应该如何重新安排，作家没有提供答案，仅以其复杂状态的精微书写完成了一种对现实新的提问”。而《寻找“缝隙”的写作——评肖建国的小说〈中锋宝〉》的主题仍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工人，“在变迁中沉默无言的那群人，其宝贵是因为他们以沉默守住了这个混沌时代的……生活的价值；其愚傻或者也正在于这沉默，因为沉默将自己的命运仅仅理解为无数的个人遭际，而这一个人与一群人之间的转换，正是这篇小说所完成具有想象力的跳跃”。在对社会底层的同情体恤中，在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思考中，可以触摸到季亚娅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热烈现实情怀。文体意识、现实感、艺术眼光，都是文学研究的伟大能力，集子里的一些文章学术素质更强，也颇多新意和锋芒。比如《桃花源里说刀兵——沈从文与文学“边地”命题》《个人、文化、民族国家之纠缠——1935～1945，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性之联系》，以及《共生与缝隙——〈淡淡的晨雾〉与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等等。新时期以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很多研究者将沈从文及其作品描述为田园牧歌式的书写，但《桃花源里说刀兵》一文却别开生面，从“边地”这一看似寻常的角度切入，以宏大视野梳理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湘西的历史及其形成的“边界”与制度，而在20世纪共同抵抗民族入侵的过程中，“边地”如何消失，如何融入中国，这既是一个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也构成了沈从文写作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乡愁”便不再是单纯的田园牧歌，而具有了更加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季亚娅指出：“边缘地带的魅力，正在于其多元、多样性相对于中心地带所构成的活力与冲击。善于把握和处理‘多样性’，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特征。……因而理解‘边地’，就是在一种常与变、冲突与融合之中理解‘天下’‘中国’，在中国追求现代化与古典政治形态的冲撞的过程中来理解；在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反帝追求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来理解；在两百年来刀兵遍野里人们追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理想中来理解。这就是沈从文的‘黍离之思’。”在这里，季亚娅不仅为解读沈从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她在中国传统内部寻找资源的努力，及其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样，《个人、文化、民族国家之纠缠——1935～1945，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性之联系》对周作人这个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解剖，是既将之放在现代中国历程中考察，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亚洲主义等复杂思想脉络中还原，对其附逆行为思想背景的揭示，没有人云亦云。她说：“周作人以其思想及其思想的失败，带给我的是这样的疑惑：在这场战争中所压抑和遮蔽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资源，又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今天的负担？”很能发人深省。《共生与缝隙——〈淡淡的晨雾〉与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通过对张抗抗小说《淡淡的晨雾》的分析，切入19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核心命题的议论，“它所呈现出的与其他文本所不同的微妙差异：它采用女性视点的叙述将性别秩序纳入人道主义的视野，并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较为独特的女性主义气质；它沿袭新文学的寻父/弑父传统，在错综复杂的血缘/‘阶级’关系中实际上延续着革命文学的某些逻辑”，通过她的分析，人们可以窥得历史与思潮如何复杂地交织在一个文本中。其实，理论阅读笔记同样是丈量一个研究者思想深度的极好场合，从《底层：言说的可能及歧路》《“终结”之处回望“起源”——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东亚论〉的阅读笔记》《〈斯皮瓦克读本〉的阅读笔记——几种可能的读解方式》等几篇笔记型的文字中，季亚娅对理论问题的兴趣展露得更充分，其思辨能力更见底色，她在对不同理论家著述的阅读中，能够深入各自的理论脉络，她带着“底层”、“女性”、文学的“终结”等经常思考的核心性问题，与所阅读的理论家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以她对斯皮瓦克的阅读为例，她以“语词的‘情境化’：底层、女性、资本”“边缘的政治学与策略的本质主义：斯皮瓦克的方法论秘笈”“批判的智慧和限度：斯皮瓦克的启示”三个部分进行概括。第一部分讨论斯皮瓦克的核心命题，第二部分探讨斯皮瓦克的方法论，第三部分分析斯皮瓦克的启示并力图对之做出反思。“斯皮瓦克的意义不仅是反殖民主义的批判立场，而是她在批判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思想者和理论家的卓异才能”，这既是作者对斯皮瓦克的总结，同时也对批评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深厚的理论与文学史背景，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鲜明问题意识的呈现，对于一个青年学者而言，已属难能可贵。我们有理由认为，伴随着当代文学现场的逐渐深入，季亚娅的观察与思考，必定会展现出更加丰富、多样、开阔的新风貌。是为序。 2015年11月25日，北京德外作为方法的韩少功——以《暗示》为“中心”的考察一、引子：文学史、思想史、“人生史”阅读这位作家，意味着你将和半部当代文学史劈面相逢，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另半部的身影。同时你还必将遭遇三十年芜杂而庞大的当代思想问题群落的埋伏与袭击。于是阅读的难度在于，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此书之前”，更有一个“此书之外”。那么你要问，为什么是《暗示》？它并非《爸爸爸》或者《马桥词典》那样“公认”具有地标性质，处在当代文学结构转折之处的书，它当然也不是近年《乡土人物（四篇）》或者《赶马的老三》那样功法圆融、极具亲和的作品，它简直是故意拧着来——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本搁在“理论”和“文学”边界之中的古里古怪的书韩少功：《暗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我喜欢一个人类学研究的词汇“人生史”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如果我们把文学史不仅看成作品或者事件，而是看成作家们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整体人生”，在作家“人生史”中寻找个体（生命）、社会（近代国族身份）与世界（阶级体系）的关联，当有别样的风景。如果我们等待和观察作家生命的转折、反复、紊乱和成长，你将会理解成熟只能是一个不断抵达某个清晰终点的“过程”。《暗示》正是这样一个可辨别的“终点”，它是作家精神探索之路一道涓流成河的轨迹，一个作家人生经验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实践的总结关于“过程”的探讨，可参考笔者的硕士论文《“心身之学”：韩少功和他的九十年代》，2007年7月。，一部剪辑了作家众多思想片段的“倒放的电影”。“过程”或者“轨迹”本身是另一个话题，这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提出了作家全部文学或者思想实践的“总问题”关于“总问题”的提法，见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尽管面对的是一位擅长思辨，其作品被称为“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当你把目光从某一个具体的文本移开，你会不断在别处、在当代思想每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与他相遇，但是忘记这些密集如雨的问题群落：乡土／本土、现代／传统、革命／记忆、知识／实践、制度／伦理、国族／自我，我说的不是这些，这个“总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不是指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渗透在作家思想深处的无意识，换言之，是“一种思想的结构”，“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一种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对它的理解类似于这样一种经验：当你在夜晚仰望星空，凝神于某一颗明亮的星，你会专注于它本身的光亮而反而看不见它；但当你把目光转向更大更宽广的夜空，它却一直在整个星空，在另一些星群的背景里闪烁。《暗示》恰恰提供了最贴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作家在此书中借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心身之学”韩少功：《暗示·附录二：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理解作家全部文学或者思想活动的关键词，是用文学参与思想的方法。这不仅是他书末自陈的此书的经验性来源，这种经验被他高度意义化变成他的“世界观”，还是他全部文学活动根深蒂固的“行动”或“实践”指向。同时也是他的“方法论”，这是说，“实践”一词如何体现在他写作的美学趣味、情感结构与文学形式的探索之中，也即以《暗示》为中心的“杂文体自觉”，前文所言“文学”/“理论”可以在这个系列里理解。而在当代思想背景、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本身的困窘与矛盾里，“从每段历史环境留给作家或者向作家提出的问题”路易·阿尔都塞：《论青年马克思》，见《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中，可以看到这种方法背后作家主体生成的血脉来源、衍生和转变。《暗示》因而成为“暗示之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世界”——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策略性”的理解呢？于是作品皈依了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往往作家个人思想序列里特别重要的作品，也许并未在文学史上占据有同样的位置。《暗示》的情形可作如是观。那么前一个问题还可以颠倒来问：为什么不是《暗示》？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作家个人文学的脉络发生了怎样的偏移？或者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偏移？这偏移“暗示”了什么？为什么“共识”不再成立？进而言之，“总问题”的提出呼应着怎样的思想和文学现实？于是《暗示》成为如题所言的“中心”：这个“人生史”意义上的“终点”，同时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即不仅是前面所说的90年代思想探索的“终点”，它还是一个“起点”，一个重新认识何谓当代，何谓“文学”，何谓“当代文学”，它的边界和可能性的“起点”，一个不仅在批判，而是在肯定和建构的意义上，重建当下文学与文化批判“想象力”的“起点”，一个反身关照和“穿越”当代知识主体构建的机会。那么，由《暗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何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