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德海 郭君臣 日期：2016-03-14 11:13:04
北岳年选系列丛书之《2015年书评选粹》。我们早已无法回到未开化状态，因而只能“被迫与书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暂了，以致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伟大的书活在一起”。所谈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根植于现在，而且指向未来。如此古今贯通的阅读方式，可以消除阅读古典的畏难情绪，直接把古书读到今天。
本书简介：
《2015年书评选粹》：本书是继我社连续出版四期年选系列后，新增的一个品种。是以“书”为对象，实事求是的、有识见的分析书籍的形式和内容，探求创作的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从而在作者、读者和出版商之间构建信息交流的渠道。图书评论比图书介绍的内容更深刻，倾向性更鲜明，在介绍图书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作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作者简介：
主编简历：黄德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现任职于《上海文化》杂志社。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编选有《书读完了》《文化三书》《野味读书》等，出版有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书评随笔集《个人底本》。
郭君臣，男，1979年生，山东平邑人，做过小学、中学、大学、培训班老师，现为复旦大学博士。有好奇心，对中外典籍稍有涉猎，又想着读书能切己切世，博而未能，约亦难返，行进在读书、生活的路上。
前言序
“就如土壤需要其培育者，心灵也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序
“就如土壤需要其培育者，心灵也需要老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含糊其辞，可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我们不可能在课堂遇到他们任何一位，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然而学生们为其实践目的，无论其熟练程度如何，都可以而接近这些老师，接近这些最伟大的心灵，只要他们阅读那些伟大的书（theGreatBooks）。因而自由教育由以特有的小心（withthepropercare）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在这种研读中，较有经验的学生帮助那些经验较少者，包括那些初学者。”只要把其中“较有经验的学生”换成“较有经验的阅读者”，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的这段话，可以悬为所有好书评的志向，也作为我们选编这本小书的初衷。
我们早已无法回到未开化状态，因而只能“被迫与书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暂了，以致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最伟大的书活在一起”。可那些伟大的书并不平易近人。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中说，经典作品质量高，攻克难度大，又没有密码本，很难读，读了也未必懂。那怎么办？金克木认为，解决之道是新的阅读方式：结合当下情形，由过来人提供生动活泼、篇幅不长、能让人看懂并发生兴趣的解说。金先生推荐过曾运乾的《尚书正读》，说经曾先生梳理，连韩愈都觉得佶屈聱牙的《尚书》，也会变得文从字顺。他自己也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处理的是《春秋》《尚书》《礼记》这类素称难读的书。这种方法，所谈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根植于现在，而且指向未来。如此古今贯通的阅读方式，可以消除阅读古典的畏难情绪，直接把古书读到今天。
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中译本前言里，刘小枫提到一件让他长期一筹莫展的事：“如果心仪古典作品的话，该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处境与这些作品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只把经典作品当成“他人的故事”，限于复述和考证，经典将长久外在于个人，进入不了活生生的当下经验。学习过去时代的经典作品，或许应该练习“尚友古人”，幸运的话，在反复涵泳的过程中，空间和时间的阻隔会慢慢破除，我们争取到了跟那些伟大心灵交流切磋的机会。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之后，那些经典背后的人，面目和神态会慢慢清晰，他们处理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会有效地校正我们，甚至他们的讨论和思考方式，也不时参与我们的日常决断。这样一来，那些古旧之书方能一点点跟我们的生活处境建立联系，经典也才算读到了自己身上。
陈中梅先生《Muthos词源考》一文，细致辨析了Muthos（秘索思）一词的源流演变，把此词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词汇“逻各斯”（logos）对举，展示了秘索思对于神话、艺术和文学的基质性作用，勾勒出此词与逻各斯互相争胜的过程，证明秘索思确实具备撑托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的能力，从而开辟出一条西方研究的新思路。这种直探根源的考索方式，不再是跟随在西方文化之后的亦步亦趋，而是一种竞争性选择，是当下中国文化可以与世界文化齐驱的独特出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细察西方文明史，我们从它的深层结构里找到了秘索思以及与之配套的逻格斯这两个基质成分并进而设想出解释的方法，改变了以往对西方文化单极化理解的进路取向，初步建构起一种新的西学观”。
以上所说的困境和出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传统的经学研读方式，已在“五四”之后失去效力，西方的一切阅读和写作方式，也不可能笼罩或统驭中国当下的所有情势。新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将是，并一定是在“特有的小心”基础上的无中生有，创造出来了，此前一片昏昧的世界将被照亮。单纯的抱怨或直线式的应对，根本没有出路。文化上的上出之路，要“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从各类典籍中辨识出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最有生机的，把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到现在，跳出中西体用种种理论的干扰，直接开出一条新路。
这条路永远不会是现成的，是从洪荒中开辟出来的。走这条路的人，要有“先进于礼乐”的气魄，相信只有人走过，一条路才有了，所谓“道，行之而成”。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此前所有优秀的思想资源困住，不会对自己置身的文化环境牢骚不断，而是把这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自己的前行资粮，不解释，不抱怨，不因为困难而荒废自己的一生，始终开放而审慎地与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头脑交谈，并生机勃勃地与其竞争——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书评标准。
书中选出的文章，当然未必达到上述的理想，但起码对我们来说，这些文章，不管是介绍的书，还是讨论的人或事，都用文字标明了作者的努力，有一种诚恳的认真在其中，因而某些部分也就伴有不同程度的艰难。如此，先抱个歉——请开始尝试一种略微艰难的阅读，并由此开始，“发现一种高卓的乐趣”。
以上所说的困境和出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传统的经学研读方式，已在“五四”之后失去效力，西方的一切阅读和写作方式，也不可能笼罩或统驭中国当下的所有情势。新的阅读和写作方式将是，并一定是在“特有的小心”基础上的无中生有，创造出来了，此前一片昏昧的世界将被照亮。单纯的抱怨或直线式的应对，根本没有出路。文化上的上出之路，要“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从各类典籍中辨识出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最有生机的，把古今中外的经典读到现在，跳出中西体用种种理论的干扰，直接开出一条新路。
这条路永远不会是现成的，是从洪荒中开辟出来的。走这条路的人，要有“先进于礼乐”的气魄，相信只有人走过，一条路才有了，所谓“道，行之而成”。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此前所有优秀的思想资源困住，不会对自己置身的文化环境牢骚不断，而是把这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自己的前行资粮，不解释，不抱怨，不因为困难而荒废自己的一生，始终开放而审慎地与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头脑交谈，并生机勃勃地与其竞争——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书评标准。
书中选出的文章，当然未必达到上述的理想，但起码对我们来说，这些文章，不管是介绍的书，还是讨论的人或事，都用文字标明了作者的努力，有一种诚恳的认真在其中，因而某些部分也就伴有不同程度的艰难。如此，先抱个歉——请开始尝试一种略微艰难的阅读，并由此开始，“发现一种高卓的乐趣”。
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再找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
温暖。
就像所有水准线以上的传记一样，《天才的编辑》也把传主麦克斯·珀金斯从编辑行业的神还原成了人。所以，如果能打乱这本将近六百页的作品的叙事顺序，我更愿意从珀金斯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案例谈起。
考德威尔进入珀金斯视野时尚且籍籍无名，经过一番可以想象的投稿、退稿回合之后，终于有两个短篇被珀金斯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旗下的同名杂志录用。在考德威尔的自述中，珀金斯当时给他开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一个新作者的期望，他们的对话简直类似于一段颇具反转效果的情景剧台词：“二加五十？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可以拿得比这多一点。”“你那么想？那三加五十应该没得说了吧。我们为这两个短篇能付的最多也就这点了，我们得考虑成本。”“那就这么着吧。我还以为两篇加起来总会比三块五多一点。”“三块五？哦，不！我一定是让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三百五十元。”
但紧接着情景剧就开始走味：主旋律是考德威尔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单行本《美国的土地》和《烟草路》的销售版税甚至不足以达到他拿走的预付金，聊作和声的是评论界教人难堪的沉默。珀金斯只好婉拒了考德威尔的第三部小说，退稿信写得不无哀怨：“令人沮丧的销售促使出版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态度打量这部书稿，简直没法跟那些纯粹以销售数
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争论。无法向你形容我遗憾的心情。”
压垮考德威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经纪人把他引荐给维京出版社时走进了一家合意的餐馆，对方让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考虑价格”。考德威尔的眼前不禁浮现出珀金斯唯一请过他的那顿饭：小店，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和一杯橙汁，还有珀金斯那句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在佛蒙特，男人消瘦而饥饿的面容是倍受尊敬的。”于是，怀着对珀金斯的“帮助和忠告”的无限留恋，考德威尔蝉过别枝。新东家接盘的时机刚刚好：在此后的七年中，根据《烟草路》改编的戏剧创下了百老汇的演出纪录，考德威尔的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但他再也没有在斯克里伯纳出书。
珀金斯得罪或错失的作家当然不止这一个，原因五花八门。舍伍德·安德森在创作巅峰期过后开始在斯克里伯纳出书，他寄希望于依靠珀金斯重回大师行列，熬到第七年终于大失所望。“你的确对你的一些别的作者显示了巨大的兴趣”，他留下这样伤心的句子，随即绝尘而去，转投别社几个月之后死于腹膜炎。还有一个微妙的例子是福克纳：珀金斯至少有两次将他收罗帐下的机会，最终放弃行动的理由只有一条——怕海明威妒忌。彼时的珀金斯已经是行业传奇，马尔科姆·考利发在《纽约客》上的那篇人物特写《矢志不渝的朋友》将他推上了个人声誉的顶峰——即便如此，他仍然必须在文学生态圈里费心周旋，外圈是口味莫测的读者、难以取悦的评论家和在食物链上毗邻的文学经纪人，内圈是出版社里“纯粹以销售数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核心则是编辑与作家在技术与情感上的双重对弈。初衷都是要把这盘棋下到天荒地老的，但中途掀桌走人、谈钱伤感情或者谈感情伤钱的变故也在所难免。只不过，关乎文学，事情就会变得更戏剧化一点。
奠定珀金斯编辑生涯的三局棋构成了《天才的编辑》的主体，对手分别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每一个都贴得上大众心目中的“天才”标签：成名够传奇，才华够横溢，起伏够跌宕，辞世够扼腕。这也是这部传记的可读性大大超过期望值的原因—沿着珀金斯的目光，我们窥视了天才们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时光，发现他们有时候比自己笔下的人物更脆弱。
珀金斯对菲茨杰拉德的一席话曾经被反复引用：“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证明，在写作过程中，恰恰是在好几个“关键之处”，珀金斯的判断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艰难跋涉的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