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晓 日期：2016-04-22 15:19:29
1.刘瑜长序推荐！高尔泰、刘苏里等诸多文化学者交口称赞，一代叛逆者的心灵史！赵一凡、北岛、芒克、史铁生……一个个那个时代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这充满理性但深刻入骨的文字里，如此鲜活。《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徐晓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地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
本书首版于2005年；曾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散文家奖；被评为当年《南方周末》《亚洲周刊》十大好书之首。
作者简介：
徐晓，出版人，作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
目录：
宴席散尽之后三版序刘瑜
弱者的胜利二版序高尔泰
自序
永远的五月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无题往事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宴席散尽之后三版序刘瑜
弱者的胜利二版序高尔泰
自序
永远的五月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无题往事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幸存者的不幸
《今天》与我
我的朋友史铁生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
穿越世界的旅行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
大相隐于世
与久违的读者重逢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前言宴席散尽之后
刘瑜
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国偏远县城的七零后，每当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把八十年代当作黄金时代来追忆时，我总觉得很隔阂，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国几亿人，有几个当时是在文学沙龙中高谈阔论？你们的八十年代是启蒙、是觉醒、是啤酒和烟味中的灵感碰撞，但我们的八十年代是贫困、是压抑、是《站台》里流离失所的青春以及《立春》里腐烂成笑话的梦想。
因此，当我被徐晓的《半生为人》打动时，这感动令我自己措手不及。她写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当然她的书里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写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
90年代也是。别人的80年代还没有到来时，她的已经到来，别人的80年代已经过去时，她的还没有过去。宴席散尽之后
刘瑜
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国偏远县城的七零后，每当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把八十年代当作黄金时代来追忆时，我总觉得很隔阂，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国几亿人，有几个当时是在文学沙龙中高谈阔论？你们的八十年代是启蒙、是觉醒、是啤酒和烟味中的灵感碰撞，但我们的八十年代是贫困、是压抑、是《站台》里流离失所的青春以及《立春》里腐烂成笑话的梦想。
因此，当我被徐晓的《半生为人》打动时，这感动令我自己措手不及。她写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当然她的书里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写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
90年代也是。别人的80年代还没有到来时，她的已经到来，别人的80年代已经过去时，她的还没有过去。
书里写到了早年的北岛、芒克、史铁生等等“文化名人”，写到了80年代左右的一些重大“文学事件”，但是真正打动我的，似乎不是这些，而是——怎么说呢？一群年轻人在大病初愈的国家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友爱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无拘无束地穿行在时代的清晨。
“他的单位在市中心，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走，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不管谁来，都是面条一碗，一碗面条，有时外加六分钱一个的大火烧。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锅头、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萝卜就是奢侈之物了……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有时候话又很少，可贵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总之彼此都觉得很满足。”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的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
这样的描述极有画面感。我喜欢这些画面，因为它渗透着人与人之间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它不是爱情——似乎我们现在只能通过爱情理解浪漫；它也不是亲情——似乎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亲情理解责任；它是一种无法界定的、多边的、流动的乌托邦式社区。它浪漫，甜蜜，嘈杂，但有着同舟共济的承诺。它在人与虚空之间砌上如此绵密的屏障，以至于后者显得遥不可及。但是，随着隐私、私人空间、身体边界感意识的崛起（又或者仅仅因为人到中年？），这种无名的、多边的亲密关系正在绝迹。人们惊恐地发现，我们所能嵌入的亲密关系如此稀薄——毕竟，爱情可遇而不可求，而亲情往往是我们被抛入的境地而已——一低头就能迈入虚空的万丈深渊。
连结这个共同体的，是无知者对未知的敬畏。徐晓书里的这些“八十年代人”，好像是一群刚刚从山洞里爬出来的远古部落，外部（或者说人性内部）的文明之光芒令他们惊骇。他们贪婪地阅读，热烈地表达，迫不及待地分享他们的每一个发现。刚刚走出革命的铁幕，他们发现，唱歌可以嘶吼，写诗可以任性，浪漫是个褒义词，美好的事物无需为自身的美感到抱歉。窗外有崇山峻岭，崇山峻岭之外还有崇山峻岭，以及，人竟然可以是个人。
因此，许多人怀念80年代又可以理解。与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那好像是中国人唯一真正抵达谦逊的时代——之前是拯救世界与水火之中的革命激情，之后是“大国崛起”的豪迈与自信。只有80年代，短暂的80年代，人们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无知，脸上的表情是羞怯与赤诚。从这个角度来说，书中那些“文化人”的可爱，恰恰不是他们的才华，而是他们的笨拙，不是他们的使命感，而是他们的盲目。
当然，《半生为人》本质上并非书写“时代”，而是徐晓的个人回忆录——所谓时代，不过是各种“奇人轶事”中散发出来的气息而已。
《半生为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徐晓写到周郿英——她去世的丈夫——的那些部分。他如何数年承受病痛的折磨，她如何以一种近圣徒般的使命感去照料他：每天给他用酒精擦身体降温、一天几次给流脓的伤口换纱布、看到报纸上“特效药”的故事后一个人飞奔千里去求人、放下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去给医生塞钱、为他只能吃一口的饭菜忙碌一个上午……尽管作为朋友，我早就认识到徐晓身上强大的母性，但是书里的种种细节描写还是令我震动。爱情无法解释那种奋不顾身的投入，甚至家庭责任感也不能——于她，是本能。她心里有太多的爱需要释放，仿佛她此生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爱的勇气，而是不能找到足够大的、大到辽阔的、盛放这爱的容器。
她写她对一辆新自行车的渴望；她写她作为一个“小资女”对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憧憬；她写有一天，在她不分昼夜地照顾了丈夫几年之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犒劳一下自己。她特地穿上“体面的皮上衣”，找到一家酒店的咖啡馆，决定像个真正的女知识分子一样在咖啡馆里读一本文学译著，消磨一个文艺的下午。但是，在看到菜单上的咖啡价格后，她落荒而逃。
她释放得太多，得到的太少。对她的诗意与浪漫而言，生活，始终欠她一个应得的回应。何止是她病逝的丈夫，还有此后延绵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她始终是那个站在巷口等待一辆新自行车的女孩，哪怕两鬓开始斑白。唯其所求之少，更觉命运之吝啬。
书中有个一家三口在医院院子里的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写他们全家的一个“节日”，那是在周郿英去世之前一个月。
“四月，阳光正好，我们的小儿子推着轮椅，轮椅上挂着乳白色的营养液，我们一家到医院的院子里晒太阳。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过户外了，不断地说花真好，阳光真好，儿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带了儿子的跳绳，给他买了平时爱吃的白瓜子，给儿子买了紫雪糕。他坐在樱花树下，看着儿子跳得脸红扑扑的，满头大汗，一边念念有词地鼓励他，一边嘱咐我要让他多锻炼身体。对于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来说，那一天像一个真正的节日”。
一个正常家庭最普通的一幕，在徐晓那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这可真让人心碎。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沉重的灰暗，谁又会对“幸福”如此敏感？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去凝视这个画面，它似乎果然散发轻且薄的诗意，如同侯孝贤电影中的一幕。如果说徐晓所经历的悲伤给她留下点什么，大约就是对她的敏感与力量的成全。到今天，徐晓的命运依然坎坷，依然遭遇各种无妄之灾，但她依然敏感、强大，更加敏感、强大，仿佛这两种品质对她来说是同一回事。
尽管徐晓的80年代格外漫长，但它终究谢幕。赵一凡的去世，周郿英的去世，北岛等人的出国，更多朋友的渐行渐远……徐晓以这本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宴席已经散尽，残羹冷炙旁，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徐晓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最后的、熄灭着的光。
2016年2月
徐晓以此书表达她对青春漫长的告别。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满热望。宴席已经散尽,残羹冷炙旁,作为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徐晓独自守护着那个时代最后的、熄灭着的光。
——刘瑜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高尔泰
自序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唯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一九九四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分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
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使许多人着迷。我试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
历之中诞生出来。然而，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那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则被当成历史的神话加以彻底否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如今已经“溃不成军”每一个曾经的反叛者的提问。
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所以我在写作时踌躇—“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无题往事》）
这些篇章并不能够完整地表达我的心理探索，它们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我写作的参照。生活的脚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长，而结论却总是姗姗来迟。历史的纠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于女人，总是纠缠不清。这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