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纳丁·戈迪默 日期：2016-05-07 16:32:59
我们已走过的百年是怎样的时代，我们又将走向怎样的未来？与正视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一样，戈迪默也审视着那些所谓的胜利。戈迪默引用希尼、拉什迪、塞若特和尼赫鲁的警句，将全书的主题一一呈现。广角镜式的全景扫描，一个个永载史册、激动人心的瞬间，展示出戈迪默对南非及世界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见证，以及对全人类20世纪重大事件的独特评说。关于生活、文学和历史中固有的种种矛盾，在对这一百年的深刻回顾与总结中，戈迪默为南非及世界撰写了一部分量十足的“百年回忆录”，一部新旧世纪之交的“世界人文启示录”。在这本散文集中，纳丁·戈迪默不仅仅是作家，更是与纳尔逊·曼德拉携手共进的社会活动家，是参与非洲自由斗争的公众人物，是与萨尔曼·拉什迪、君特·格拉斯、大江健三郎等始终关注社会的文明守望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堪称一部攸关全球历史与走向的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的自传。戈迪默的作品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以来，受到各界的高度好评。2014年7月戈迪默逝世后，也在国内引发了其作品的阅读以及学术界研讨的热潮。《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偶遇者》同属于漓江社的“纳丁·戈迪默作品系列”，该系列所收作品均为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本书简介：
本书是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的散文集，包括文学评论、杂文随笔、演讲及通信等，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以一位伟大作家的胸怀、智慧和妙笔，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南非社会与种族隔离斗争的艰辛历史，探索了文学的多重意义与价值。很少有作家能像戈迪默这样孜孜不倦地观察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这是一本不凡之作，每一篇都表明戈迪默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和社会观察家。本书所收入的戈迪默关于德语作家君特·格拉斯、约瑟夫·罗特等人的评论尤为精彩，展现了世界一流作家在解读文学时无与伦比的敏锐与深广。
作者简介：
作者 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2014），南非国宝级作家，1991年因其“壮丽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著有《我儿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偶遇者》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戈迪默不仅是世界知名的作家，更是反种族隔离的社会活动家、非洲国民大会成员以及公众人物。译者汪小英，英语文学译者，译有《阿瑟·米勒手记》《甘地的武器》《上学真的有用吗》等。
目录：
作家应当做到：说不可言说之事，问难以回答之问题。
——萨尔曼·拉什迪
三人同床：虚构、道德与政治
今日世界作家的状态:哪个世界？谁的世界？
新篇章：非洲作家与21世纪
参照：文化的符号
狮子、公牛与树
君特·格拉斯
将晚的谈话
约瑟夫·罗特：帝国与流放的迷宫
交谈:大江健三郎与纳丁·戈迪默
我们应如何看彼此?
——蒙加纳·瓦利·塞若特作家应当做到：说不可言说之事，问难以回答之问题。——萨尔曼·拉什迪三人同床：虚构、道德与政治今日世界作家的状态: 哪个世界？谁的世界？ 新篇章：非洲作家与21世纪参照：文化的符号 狮子、公牛与树君特·格拉斯 将晚的谈话约瑟夫·罗特：帝国与流放的迷宫交谈: 大江健三郎与纳丁·戈迪默我们应如何看彼此?——蒙加纳·瓦利·塞若特1959：种族隔离是什么？如何不去了解非洲人 图书馆的上午: 1975 英雄与坏人 勇往直前：前途在你手中我们应如何看彼此？1989年10月29日——美好的一天,伙计曼德拉：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一次第二幕：一年之后重要文献正如别人看我们在沃土上辛勤耕耘永不止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家的想象力和国家的想象力写作与存在 生活在一片没有疆界的土地上：文化全球化我们的世纪 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很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如此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具备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
——（美）桑塔格
戈迪默担当了南非命运目击者的角色……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南非
白人的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她既忠实于某种先验的使命，又忠实于人民和历史，她试图将这二者统一起来。
——（南非）库切
毫无疑问，戈迪默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孕育她的政治时代、场所和信念，从未削弱她多样的艺术才能，她的党性也没有减损她作为艺术家的超脱；伟大的作家可以持有政治信念，他们可以持有信仰且保持创造力。对于怀抱理想的下个世纪的作家，这点非常重要。
——《独立报》当今的第一流作家中，很少人能够像纳丁·戈迪默那样，如此全心全意、如此精力充沛、勇敢无畏地完成一位有良知和具备非凡才智的作家可以承担的繁重的伦理任务。——（美）桑塔格 戈迪默担当了南非命运目击者的角色……她自定的任务是把真实世界的证据摆在南非白人的面前，粉碎他们的谎言。……她既忠实于某种先验的使命，又忠实于人民和历史，她试图将这二者统一起来。——（南非）库切 毫无疑问，戈迪默已经成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孕育她的政治时代、场所和信念，从未削弱她多样的艺术才能，她的党性也没有减损她作为艺术家的超脱；伟大的作家可以持有政治信念，他们可以持有信仰且保持创造力。对于怀抱理想的下个世纪的作家，这点非常重要。——《独立报》 作为一位放眼世界的知识子，戈迪默的参照系从布莱希特、普鲁斯特、易卜生到她的黑人和白人作家同仁……这本书不仅探讨南非，更深入讨论了文学的本质，语言和自由的概念运用及其尚未明确的意义。——《好书榜》 本书中的文章缜密、真诚、敏锐。——《文学评论》 纳丁·戈迪默一直是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兼具文学技巧和社会意识；但这次的作品又超越以往。——《纽约时报书评》 戈迪默是21世纪的一盏明灯……这些文章捍卫作为核心机制的文学表达和人类演变，字里行间洋溢着不同寻常的期望，令人信服又鼓舞人心。——《星期日论坛报》 《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不愧为一部关于自由和文化发展的力作。——《嘉人》参照：文化的符号 在采访中，当采访者习惯性地问我“你是为了谁写作”的时候，我生气地回答道：“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透露出媒体人心目中的作家，就应该是像他们一样的人，要假设“潜在的读者”。这也许正是典型的商业主义的反艺术的信条：给大众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但是作家——以及所有艺术家——的存在，正是为了打破限制人类感性的习惯性势力和轨范，让想象性的反应像青草一样自由生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解放人类灵魂中最关键的共性。而我们的限度只是我们才能的边界。归根结底，难道这不正是我们从过去的作家那里获得的赐予吗！如果我们不是为了通俗爱情小说而粗制滥造，也不是在以有想象力的作品掩盖下写政治文章，我们的内心里就不会有那些鬼影，就不会有那一大群在幕后出谋划策的团队，也不会有访谈节目的追星族和党派的支持者。但是现在，有时候,当我猛然想到我所说过的“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我的内心会感到某种不安。有一个声音会反问我自己：“噢，是真的吗？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就开始觉得确实存在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你是为了谁写作”，而是“我们可以为谁而写作”。难道真的没有“潜在的读者”这回事吗？也许这个假定要反过来才对？也许我不该那么粗暴地否定？这些疑问——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设想——在我身上出现，并不是源自我历年来对文学理论的阅读，而是来自于在人群中的实验——不是普通人，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一个人是普通的——而是在不识字的人群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阅读，而是说他们的阅读并不出现在大多数文学所预设的文化环境内。在这里，我必须再一次进行自我修正了。这些假设的提出也是由文学理论与作为接受方的读者群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矛盾引出来的。这些文学理论不仅着重于作家的意识与潜在意图，同时也关注读者的接受度。读者群才正是我在回答“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我的意旨所在。二十多年前，面对结构主义的新发现（包括它对艺术作品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的分析），我们不是沉迷其中，就是对它持怀疑态度，或者是两种态度同时兼而有之。比较而言，以前的弗洛伊德的解释就显得过于简单而牵强了。比起罗兰·巴特的《S/Z》一书里面的精细的方式，潜意识之说就显得肤浅了。这本著作是在罗兰·巴特6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于1970年出版的。他把整个文学的重点从作者转移到了读者。巴特的目标，是要“使读者不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文本的生产者”，是关于“能够读出什么而不是写了什么”。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都被定义为“能指的银河系”。正如理查德·霍华德总结的那样，巴特主张“文本总是最有说服力的”。哈里·莱文写道，“从总体上勘察作品并画出其的内在风景的等高线”，是当代结构主义者和现象学家的关键目标。从总的原则上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承认，每一个作家在思想、情感、能力和方法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构造。巴特的杰出才华，带着与生俱来的嬉笑怒骂的笔触，让人读起来着迷——让我们这些与他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十分享受，并且从他所引述的“能指”中获得启示。这是一种侦探游戏，你的满足感来自于你能否正确地对线索做出解释——当然，这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对于华生就不是。在他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的结构分析中，巴特就是个福尔摩斯。他通过自己极其丰富的文化阅历的演绎，很快就从一种文化特征指向另一种。读者就是华生。对于读者来说，如果在他的文化阅历中无可指代的话，那么“能指”所指的就只是它自身。那是一块无法与他的色谱对应的色块，一个在他的耳中无法谱曲的音符。因此，即使你跟他说，巴尔扎克所说的爱丽色波旁大街上正在敲着的大钟，实际上指代的是圣奥诺雷市郊；而从圣奥诺雷市郊，又指向波旁王朝复辟时的巴黎；然后又把复辟指向“一笔来源可疑的财富突然降临的神秘地方”——而在读者应该读到的“没有写出来”的地方，仍然是一片空白。能指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运作：它预设了在字面之外的由作者和读者共享的文化背景。没有这个背景，读者就无法阅读巴特式的丰富。博尔赫斯说：“文字就是呈现共同记忆的符号。”圣奥诺雷市郊只是一个区的名字,不论是从巴黎观光获得的印象，还是其他书籍或绘画中所描述的符号，都与它并无任何哪怕微妙的社会/文化联系。如果读者不了解波旁王朝复辟在法国政治和社会历史中的地位的话，那么波旁王朝复辟就无法与“一笔来源可疑的财富突然降临的神秘地方”建立起关联。对于博学的巴特来说，那些被他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品、书信、政治、历史、哲学等范畴，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却无法与其存在的环境对话。因此，当一个人说“我是为了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的时候，他必须意识到，这里的“任何人”，实际上必须排除一大批与你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读者。早期文学理论中的波德莱尔式的通感对他们也不适用，因为“通感”意味着能够从一件事物中认出另外一种事物，但是这在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相信一部书籍不是来自于其他书籍，而是来自于生活的人尤其如此。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只能被那些在受教育过程中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指代体系的人“读懂”。这种教育不仅是指学术上的，还包括更广义上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情绪概念都来源于此——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这一点对于那些疏远了童年时被人引导的价值观的人,对改变了自己的国籍、信仰、生活方式和语言的人，也同样适用。国民身份不过是另一种文化同化的过程，它虽然是多种文化的杂烩，但是从中却产生不出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东西。伊塔洛·卡尔维诺也向自己提出了“我们为谁写作”这个命题。他写道：“如果说整个世界分成资本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革命阵营，那么一个作家是为哪个阵营写作呢？”那么——如果他还有理智的话——他就应该拒绝为任何阵营而写作。尽管一个作家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而且我认为事实比卡尔维诺自己所承认的还要多），而且他自己正处身于某个阵营之中写作。读者也是在某个阵营之中阅读。如果读者的阵营与作者的阵营不同，那么他就会把作者的一些能指，按与他自己的文化环境相符合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解读。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读者在他自己的文化范围内，找不到作者的指代范围，因为根本读不出来。他就是不能。所指的那些图像和文字所发出的信号不能被拥有另外一套预设的系统接收。这甚至在完全同质的文化层面也会发生。在对你的小说的评论中，在对你进行的访谈中，这一过程会像布谷鸟的蛋一样在你的文本中孵化。虽然在作者看来，孵出来的结果已经面目全非，但是那些读者、评论家和记者们却坚持认为就该如此。在我去美国商谈我的小说《伯格的女儿》出版事宜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小说中的女儿和其他人物，都是围绕莱昂内尔·伯格这个人物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家庭把意识形态作为信仰的现象——和问题。通过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伯格把自己和他的家人的毕生，都献给了把南非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在对我的小说的评论中，伯格始终被当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一个著名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把伯格描述成一个高贵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时候，我就毫不客气地反驳他，并指出他这是对这个人物极度的不尊重。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打断他说。但是这样做并不成功。这里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读懂我，因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中，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和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共产主义者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却不能不说伯格是个好人，因为他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斗争。因此，我的立场是必须认定伯格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并不是误读或误解的问题，而是以一套价值观代替另一套价值观，因为读者以为绝对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我怀疑，对于那些读了我的书的一般读者来说，引起问题的不是政治，而是阶级。我所说的阶级是就经济、教育以及生存条件而言的:从法律到公共厕所，从豪华公寓到济贫院，从坐飞机旅行到徒步旅行所依附的文化背景。我想，我的小说的文本里所展现的物质生活条件，与那些读者比起来一定有天壤之别。而且这种差别一定就表现在固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因此作者才无法被读者“读懂”。我曾作为非洲的一个采矿小镇上的一家店主的十七岁的女儿，却能够读懂《追忆似水年华》。这是为什么？因为，尽管普鲁斯特是完全按照真正的法国贵族阶级的情况创造的世系，其中有真正的贵族也有暴发户，但是通贯全书的家族道德却不会让我误读，那正是全书的出发点——母子之间的情绪表达方式，社会关系中的友谊的角色，从性欲到浪漫的爱情的升华，以餐饭和来访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规范，疾病的不容忽视等等——所有这些虽然遥远，但是却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生活范围内。顺便说说，我是从哪里得到那本书的呢？是从市政图书馆里。我能够利用图书馆是因为我是白人——因此，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黑人不能进出那个图书馆。因此，伴随着阶级和肤色而来的是，与我同龄的黑人青年无疑就被剥夺了阅读“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和其他作品的权利。因为他们缺少有文化背景的社区环境，以及种族上的物质条件。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虽然有了技术交流的进步，但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解释差异仍然呈现极端化。在这个星球上，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通过卫星和光盘铺着薄薄的一层共同文化。作家可能会指望“达拉斯”或“朗博”这样的“能指”，能够被从冰岛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处于地图上彼此文化间隔遥远的任何读者正确而充分地理解。但是，矛盾的是，这样广泛的潜在的读者群恰恰限制了作者。他为了创作出能够真正被这些人“读懂”的、接近这些普通读者的东西，就势必把他的创作限制在入门级的水平。他在能指中排除了无法用ABC拼出的文字。作者对读者的期望是与技术交流的进步成反比的。而在作者与读者的物质条件之间的极端差异，也起着决定作用。这种差异会深刻地影响到处于给定的文化背景中的作家，影响到其作品中的意象、价值的相对性以及对事件的指代性解释。比如，被机械化和计算机化带来的闲暇剩余价值解放出来的新的产业工人阶级。当然，作家都渴望所有读了他的作品的人都能够“读懂”，因此会不时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的方式来克服各种障碍。约翰·伯格曾经试验过住到农民中间，努力进入他们由经验而形成的人生观。他以一种为我所设的方式写这些农民的生活，可是我们又不是法国农民。我们基于与他共有的文学上的对异国情调的向往，以及提供必要层面上的指代的文学化的生活，而读懂了他。他并没有说这些农民是否读了他的作品，但是却提出他们知道他可以接触他们无法接触的东西——“另一套知识，我们四周但却遥远的世界的知识”。最近关于鲍比·安·梅森的书的评论提到了同样普遍的问题：“她小说中所写的人物永远都不会读到她的小说。”最近有人向作家们证实，在两千九百万的南非人口中，潜在的读者人数在增多，而在全部人口中，白人只占五百万。由于受到政治利益的驱动，当人们普遍相信鼓励文学阅读也是一种解放活动的时候，在黑人地区的一些工会和社区群体就开始建立临时图书馆和文化沙龙。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一个人会低估有文化的人的理解力。我也不相信我应该写给谁看（假如我也受到这样的限制，那么我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了）。一旦热爱文学之火被点燃，那么它就能够冲破理解上的重重阻碍。词汇就会随着作者的想象力技巧的跃进而同步增长。但是，这些想象力又必须降落在让人能够识别的某个地方，因此，几乎每个作家所拥有的读者群（上文所述的）都是不一样的。约翰·厄普代克写的北美郊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生活，关于他们离婚和情事的语言优美的风俗小说，在非洲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在性和家庭生活还在由习俗和环境决定的读者中，注定是无法激起指代的反响的。南非黑人的家庭问题是儿童入狱，是为躲避警察而逃离这个国家的恋人，是用塑料搭建的棚子一再被官方推到然后又一再拼搭起来的夫妇。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小说中，预设了一种传奇生活的圆满回答。但是，在那些他们自己的经历已登峰造极的人群中，这种传奇几乎得不到任何反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孤独，超过了任何百年孤独。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奇妙的幻想作品，他所需要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既定关系，也远不是精致和技巧就能解决的。对于这里的这个读者群来说，生活根本不是那样的。对于他们来说，书籍不是由其他书籍而来的（巴特）。而且，经过想象力的投射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子也并非如此。那些文本简直让人读不下去。对于大多数国家的严肃作家来说，他们书里所描绘的物质条件与读者的情况完全不相吻合。在南非，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明显。白人作家作为高高在上的少数特权阶级，他们与那些住在男女分开的旅馆里的季节性矿工，那些要对付冒死充当革命者的学生的在校黑人教师，那些在自家的周围被警察和治安员骚扰的黑人记者、医生和职员，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这个鸿沟太大了，即使是最有才能、情感力量和想象力的投射能力的作家都无法跨越。我并不是说，白人作家不能写黑人，或者是黑人作家不能写白人，而且我也不相信。即使是黑人作家，在种族制度下，他们也曾经与读者怀有同样的不满，遭受同样的屈辱。但是他们成为作家之后，他们也同时获得了中产阶级的优越的生活条件，于是他们开始带着中产阶级的符码一起工作和生活。通常，只有通过尝试记忆的自觉意识——使用他们在童年的印迹，或加入精英作家的队伍之前的记忆，或者是取材于口头文学的集体记忆——他们才能够确保自己被这些读者“读懂”。自由迁移——周末旅行、旅馆住宿、职业选择——成了许多小说家的业余生活。这与那些季节工人——他们的合同要求他们如果换工作就不能继续留在城镇，他们在十八个月井下工作之后的“假日”，就是回到家里犁地种地——完全不同。而那些被娇惯坏了的白人青年，针对他们那些唯利是图的父母的反叛，与那些少年革命者也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通常都是智力早熟儿。他们抛弃了父母，永远也不会再留恋家庭的温暖了，他们做出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决定。这在南非和拉丁美洲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甚至在那些白领读者中，存在主义的苦恼——萨特的厌恶和弗洛伊德的不满——在生存就是一切的地方也丝毫找不到共鸣。如果一个人还从来没有见过特别值得渴求的东西，如果一个读者的需求从未与作者在作品中预期向读者展现的吸引力相符，那么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英顿的珍藏品》（TheSpoilsofPoynton）是不可能被看作是对占有物的崇拜的颂歌。你可能会反驳说：谁能奢求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职员或教师去读亨利·詹姆斯呢？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努力证明的那样，在作者的文化符码里习空见惯的许多能指，在潜在的读者群里面却找不到对应物。那么，一个作家又怎么能指望自己可以为任何一位拿起他的书来读的人而写作呢？就连最基本的爱、恨、恐惧、欢乐、悲伤等情绪在一个文化符码中的表达，都无法在另一个文化中找到对应物。也许，作家只能依赖神话了。例如，一种典型的恐惧感，存在于过去共同经历中经过识别并保存下来的潜意识中——当我们还都在茹毛饮血的穴居生活中，那时还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我们的身上的毛发掩盖了我们肤色的不同。王子变成了青蛙，格里高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些都是害怕自己被异在的恐惧的化身。不论是通过萨满的邪恶的魔法，还是由于心理上的失去自我，这样的所指能够跨越一切障碍，包括时间障碍，可以被任何人读懂。但是，在我们这些作家中，又能有几个人能够创造出人人都能读懂的纯粹而绝对的水晶球呢？只有偶尔出现的天才作品，才有希望成为世界性的艺术。对于我们其余的这些人来说，并没有超文化这回事。我们主张一定要谦虚。也没有普遍的读者这回事。对新千年的普世艺术的展望，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让我们从自身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的任何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