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止庵 日期：2016-05-07 16:33:15
我们于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外，还需要一种自我教育；修养、品位、兴趣、爱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读书是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以读书进行自我教育可以始于中学、大学乃至人生任何阶段。《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一个通过读书完成自我教育的实例。对于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本书简介：
止庵的《插花地册子》是一部奇妙的书，他的往事是他的阅读史，七十年代是反胃与呕吐的历史，他对那个错位的阅读时期感到愤怒。有评论认为他“想掀翻人们已码放整齐的书柜，让那些已戴好冠冕的人和作品露出破绽，同时一些被掩去的作者与书要站到前排。”他一改过去学术味道颇重的风格，写得恬淡随意，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他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作者简介：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系。历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口腔科医师，《健康报》电影录像部编辑，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工程师，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工程师。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目录：
上拟了“后记”一项，其实所要说的也只是上面这些，或者连这些都不说也无妨。然而我是喜欢序与后记这类名目的，因为可以信笔乱说。现在我写文章，多半都是命题作文，我觉得这也不错，怎样能在既定的语境里尽量多讲自己的意思，既有乐趣，也是本事。本事我是没有，但是很想锻炼一下，所以一写再写。但是遇见序或后记，我还是不愿轻易放过，何况是自己的书呢。信笔乱说也不是没话找话，譬如书名问题便可以一谈。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个书名我一向羡慕，像鲁迅的“坟”，周作人的“秉烛谈”和“药味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流言”等都是，可惜这些好名字被他们用过了。二十年前读《郑板桥集》，见其中有残篇曰“刘柳村册子”，记述生平琐事，文笔好，这个题目也好，时间过去许久，印象仍然很深。此番追忆往事，原拟叫做“本事抄”的，虽然稍显枯燥，然而与拙文路数正相符合。偶有朋友批评其中略带自夸之意，则吾岂敢，且亦非本意所在，因此打算调换一个。这就想到郑板桥的文章，那么我也学着弄个“册子”好了。然而郑册成于刘柳村，自有一番机缘；而我半生居住北京，虽然一共搬迁四次，不过是在城里及近郊转悠，哪有什么兴会。觅实不得，转而求虚，兴许能凑泊上点什么，忽然记起“插花地”这个词儿，插花地也就是飞地，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对我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罢。现在这本书，也是思想多，事情少，这与我的记忆不无关系。我这个人记性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盖该记住的记不住，而不该记住的反倒都记住了也。所作《挽歌》，有“遗忘像土地一样肥沃”之句，这是我的遗忘礼赞，的确一向以为，与记忆比起来，没准儿遗忘还更有魅力一些。譬如夜空，记忆好比星辰数点，而遗忘便是黑暗，那么究竟哪个更深远，更广大，更无限呢。不过现在要写的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我也只能描述头脑中闪现的那几个模模糊糊的小亮点儿，无法给自己硬画出一片璀璨星空。所以写得空虚乏味恐怕也在所难免。至于思想，其实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对此亦无庸讳言：苦难意识与解构主义，唯美倾向与自然本色，哪一样儿我也不愿舍弃，并不强求统一。说来“统”不可能，“一”太简单，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是多维度的罢。《插花地册子》原先另外拟有几个章节，写的时候放弃了。包括买书的经历，实在太过琐碎平凡，所以从略；又打算写看电影的记忆，可是说来话长，不如另找机会。看画的事情已经专门写了本小书，这里只补充一句，世间有两位画家与我最是心灵相通，一是鲁奥，一是马格利特，这正好反映了我的情与理两个方面。关于音乐没有说到，可是这也没有多少好讲的，因为在这方面纯粹外行，正好前不久给朋友写信时提及，不如抄在这里算了：“最喜欢的是中世纪修女或修士的无伴奏歌唱，在法国买到几个CD，视为珍宝，真是丝竹之声不如肉声。此外喜欢室内乐，尤其是四重奏，总觉得仅仅是演奏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观众不过是旁听而已。我认为旁听是最理想的一种接受方式，无论艺术，还是文学。独奏就未免强加于人，交响乐又多少有些造势。交响乐最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因为最黑暗。有两样儿不大投缘，一是狂气，一是甜味，此所以对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皆有点保留也。至于约翰·施特劳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轻浮浅薄，洋洋自得，则说得上是颇为反感了。”这里除《插花地册子》外，还附有《如逝如歌》，不过按理说后者应署名方晴才是。用不着一一指出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是彼此实在有些联系。说得上此详彼略，此略彼详，如果都略过了的，要么是我不想说的，要么如前所述，是已经遗忘了的缘故。这并不足惜，个人的一点琐事，遗忘了也就算了。现在写这本小书，正是要趁记忆全部遗忘之前，把其中一部分强行拦下。然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兴许分不清其间孰轻孰重，甚至孰是孰非。尝读知堂翁校订《明清笑话四种》，见有“恍忽”一则云：“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忽，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意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我怕的是如这里所挖苦的不得要领。倘若是说别人的事，不得要领倒也罢了，一句“误会”便可以打发了事；说自己而不得要领，岂不像这里抓痒起溺之人一样可笑了么。因此又很想把这本书叫做“恍忽记”，不过这也许该是我一生著书总的名字，那么暂且搁在一边，留待将来再使用罢。二○○○年十月十九日后记之二费定有本《早年的欢乐》，我还是三十年前读的；写的什么记不真切了，题目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讲到我自己，“早年”并无什么“欢乐”；假如非得指出一项，那么就是这本小书里所记述的了。现在把稿子重校一遍，忽然想起费定的书名，打算移用过来，又觉得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我所讲的事情，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说老实话无一不是闲书，统统没有实际用处。花那么多工夫在这上面，也只是“穷欢乐”罢了，人家看了大概要笑你是傻瓜或疯子呢。却说有家出版社曾经陆续推出一种“文库”，包括“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和“外国文化书系”等类。刚开始还有些反响，后来就不大有人理会，再往后则根本在书店里见不着了。这套书选目是否得当，翻译、校点是否认真，均姑置勿论；只是假如早些年面世，恐怕不会落到这般下场。读者的口味已经变了，不复我们当初那样求“博”，转而求“专”，——“文库”的推出，本来旨在适应前一种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没准儿只是急功近利打的幌子而已。我知道自己赶上一个观念嬗变的时代；至于这变化是好是坏，殊难确定。《渔父》有云：“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我们常常笑人“随波逐流”，或许倒是自家修行不够。虽然我也明白，不够就是不够，假装不了圣人。此所以还要唠叨读什么书，有何感想之类老话。当然不妨声明一句，我读这些闲书，并不耽误读对我确有实际用处之书，——我是学医出身，有用的只是教材，每本厚薄不等，加在一起有几十本，前后历时五载读毕。这里不曾谈到，当年却未尝不用功也。此外书中遗漏之处还有很多，这回并未逐一补充。理由即如从前所说，挂一漏万总归好过喋喋不休。譬如“思想问题”一节，如果详细报告需要增加几倍篇幅，但未必有多大意义。何况很多话别人早已说过，而且精辟得多。前些时我对朋友讲，这方面所思所想，可以归结为前人的两段话，其一是周作人所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其一是福楼拜所说：“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从这个意义上讲，冥思苦想远不及多读点书更其有益，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虽然拈出这两段话来，并强调其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似不失为一得之见。顺手添加了几幅插图，都是自己喜欢，又有些感想的。与正文并无关系，不妨说是自成片段。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增订版后记《插花地册子》在二○○一年和二○○五年各印行过一版。后者订正了前者的个别错谬，却又添了新的错谬，如《挽歌》竟漏排了一行。这回重新出版，将插图尽皆删去，对各章内容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还适当有所增补，多采自过去所记的零散笔记，但凡是已经写成文章的就不再重复了。所有增订，均以二○○○年完成这本书时自家的见识为下限，否则未免成了未卜先知。举个例子，书中谈到张爱玲，那时她的中文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尚未揭载，英文作品TheFallofPagoda、TheBookofChange、TheYoungMaarshal（未完成）亦未付梓，更未由他人译成中文，她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编的剧本也大多没有整理出来，仅凭当时所见的小说《五四遗事》、《怨女》、《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红楼梦魇》，注译的《海上花》，以及一些散文，还无法清晰地了解张爱玲一生后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更不可能提出“晚期张爱玲”这说法。现在可以说，她的这一时期大概分为三段：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英文写作为主，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发表和出版的有StaleMates、AReturntotheFrontier、TheRougeoftheNorth，同时为“电懋”编写剧本，现存九种，此外还有些中译英和英译中之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继将TheRougeoftheNorth自译为《怨女》后，小说有《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散文有《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还有《红楼梦魇》和《海上花》，晚期创作乃以这一阶段为高峰；一九八一年以后，只有《对照记》及少量散文面世，继续做的主要工作是将《海上花》译为英文，但定稿遗失，致终未完成。这些说来话长，此处略提一下，以见今昔见识上的一点差别，也算是对书中相应部分的补充。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