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元浦 日期：2016-05-18 20:15:5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秘书长，教育部、文化部高等学校动漫类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文化贸易首席专家金元浦先生关于文化研究图书的序和跋精选集。
本书简介：
金元浦序跋集选取了作者几十篇关于文化研究图书的序和跋。全书分为理论与探索、图像与思维、转向与踪迹、承传与开拓、意趣与情丝五个部分。整理和编辑这个集子，是想简要回顾一下作者学术的承传与交往的一些往事，并以文化研究作为选取的规制。作者把这些年与先生们、朋友们和学弟们的交往集中起来，编辑成册，以后有时间，闲来一阅，不也可告慰老年的寂寞吗？
作者简介：
金元浦，浙江浦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秘书长，教育部、文化部高等学校动漫类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文化贸易首席专家。曾任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起草工作小组专家组成员。
目录：
序（代）言说不可说之神秘
理论与探索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登场
文化研究是什么
文化研究有未来吗
悄悄地起步：《文化研究》
审丑时代与酷之秀
——文化事件的案例研究
从布迪厄的“文化的习得”谈起
——《文化研究》辑刊第4辑前言
在世纪地平线相交的高地
——《阐释中国的焦虑》前言
六洲歌头：文化批评的前奏
图像与思维
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序（代）言说不可说之神秘
理论与探索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登场
文化研究是什么
文化研究有未来吗
悄悄地起步：《文化研究》
审丑时代与酷之秀
——文化事件的案例研究
从布迪厄的“文化的习得”谈起
——《文化研究》辑刊第4辑前言
在世纪地平线相交的高地
——《阐释中国的焦虑》前言
六洲歌头：文化批评的前奏
图像与思维
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
观看，一个曾被忽略的命题
——读曾军《观看的文化分析》
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
——金元浦、陶东风文化研究二人谈
图像与观者：一个离经叛道的“异类”
——王林生《图像与观者：一个离经叛道的异类》序
视觉修辞，一个富于开拓性的论题
——闵云童《视觉修辞》序言
转向与踪迹
大众媒介复制化创新的秘诀：可调节的配方式策略
——何群教授的《配方式媒介》序
巴丢，“后学之后”的历史性出场
——读毕日生《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
传播误读，媒介人前理解与话语意义生产
——张力《跨文化传播与媒介话语意义生产》序
手机作为“第五媒体”的探索
——孙慧英《多重视域下的第五媒体文化研究》序
文化多样性与非遗保护
——李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保护与产业化研究》序言
伤口、记忆与主体——危机时代的大众文化研究
——张慧瑜《伤口、记忆与主体》序
创意、时尚与设计
——龚小凡《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小型个案研究》序
在解释学探索的路上
——赵毅《复合间性论与翻译理论研究》序
休闲，是一种境界
——魏翔《闲暇红利》序言
承传与开拓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读《钱中文文集》
厚重是一种品格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序
涵容诸家自开新范
——读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
构建文学的现代价值
——评陈传才《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
东方诗文化：意境高远
——《中国文学阅读与欣赏》绪论
焕然一片新气象
——读冷成金《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与审美》
在“深描”之前
——从《草根的力量》到《现场》
理论先导与现实关怀
——欧阳友权主编《文化产业通论》序言
新人文：审美的混沌
——谈谈卢禹舜的艺术探索
拜谒千古智圣旁说“道德”文章
——谈《道德经旁说》
意趣与情丝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燎原《地图与背景》序
生命的回访
——《“间性”的凸现》跋
大哉孔子
——李镇《仁者无敌》序
昆仑，又见壮采
——李晓伟《与大河同行，与昆仑同在》序
飞翔的猜想：三星堆——闪米特
——苏三《红海文明起源假说》序
《当代世界短编小说》编后记
这里是诗的国度，更是散文的故园
——《千年经典绝妙诗文·美文卷》前言与导读
诗意飘岚
——《古典诗词名句选》前言与小序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阅读的欣悦》引言
《阅读的欣悦》导读
写给孩子们
——《最后的独角兽》中文版引言
跋前言序（代）言说不可说之神秘
宇宙永远在说，不过总有不可说的东西。不可说的东西是不说吗？不，只是不可。不可说是想说并有可说之处，却无法说出或无法完全表达，世界永远有着它的意义，这被遮序（代）言说不可说之神秘
宇宙永远在说，不过总有不可说的东西。不可说的东西是不说吗？不，只是不可。不可说是想说并有可说之处，却无法说出或无法完全表达，世界永远有着它的意义，这被遮蔽的意义却只能由诗人和思者寻出，使隐者显豁而出。有限的“人之所说”是对“不可说”之“道说”的道说，这一人之所说就是诗与思。诗与思就是从“不可说”向“可说”的转化、行进、生成和化合。但诗与思也有区别。诗是对不可说之道说的“命名”，因此它是一种具有“首创性”的对存在之混沌的“解蔽”；而合乎“逻各斯”的“思”则更具聚集性与穿透力，能更深入混茫迷蔽的“大道”，深入那被遮蔽的神秘之所。无论是“道说”还是“人之道说”，都有“显一隐”的两重结构。道说的二重性是一种原始的“两重性”，“人之道说”的两重性由“道说”的两重性产生，又是对道说的应答。因而道说是一种更源始的“隐”，人之道说则是相对的“显”，从“道说”到“人之道说”，永远在进行一种对“不可说”的道说的试说。
海德格尔的真理之思的结论是“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真理的“显一隐”运作，源始的存在之真理是“澄明遮蔽”的“源始争执”，而存在者之真理乃是世界一大地的“争执”，两者有着“源一流”的关系。这种“源流”关系，也正是“道说”与“人言”之间的关系。
人类有幸，找到了诗，诗说不可说者。诗的本性绝不是去说那明晰如话、倏然而现的物什。它说的是“非发生的事情”。你，我，还有他，都无法对此明白地言说，理解仍然在理解，人还是要通过“妙悟”“兴感”“体味”和“神会”来把握世界。诗就如此言说不可言说者。
那么何为不可说者，它当然不是那种我们通常习惯于将之解释为“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我们必须通过象征去“体验”“妙悟”，获得某种经验，但绝不要把这种经验到的东西再度归结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身上某种可被心理学定义的情绪状态，不！不是。诗不说“发生的事情”，诗只是“说着”。
什么是不可说者？奥特说：“（1）它显然是真实的，而不是某种人们尽可以置之不理的非真实的东西，因为它与人相关。（2）它显然是被经验到的，因为在人们之间产生了对不可说的经验的交流和理解。（3）它始终是特殊的，因为在人们之间对他们在象征上所体验的经验交流始终是一种特殊的交流，与象征的内涵相适应。”世界上确实有不可说者，不可说者不是那种特定的可以描述之物，不是那种可以按照明晰的价值标准去判定利弊得失的东西，它看上去与人若断却连，它并不是像吃饭、穿衣这样与人息息相关的东西，但它却与人有着无比紧密的关联。它与人相关的方式是在人的“根本境遇”里与人“神会”，在存在的深层里为人的一切价值标准制定最基本的尺度，为人与万物的交往构筑根基。
不可说者是真实，这真实不是物之所形的真实，它是人在其真实、其存在的深层里所遭遇到的那种真实。对于这种真实，我们借助象征的临界体验去把握。而往往只有在这种临界经验中，我们才体验到人的存在的两个层次，可说的层次及其界限和不可说者深层的“根本境遇”，正是通过象征的这种临界体验，我们的思维的触角才触到那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神秘真实。在存在的深层境遇中，人总是被象征所意味的东西吸引。这种不可说的真实是人类无法命名又强为之命名的“居间的神秘”。《追寻文化的意韵》：
文化研究的兴起就是出于对现有学科分殊的不满，对既定学科制度的批判和对既定学术史的再认识。
现实实践的发展，文化地位的变革，各种新事物、新对象的出现，溢出了原来的学科领域，涨破了原有学科的外壳，并扩展或推移研究的边缘界限，“边界的移动”成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的共识。原先各自独立的学科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文学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断论一统论的范式观的失效，多元主义范式的兴起，加上转折变革的时代氛围，是文化研究崛起的先决条件。其实，中国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绝不是要独断论地取代其他研究，一科独大，成为学科发展的主导。与我们这个发展和创新的时代相应，文化研究是多元主义时代理论与现实的前沿研究的实验地，它提供了学科越界、扩容、创新和变革的机遇与可能性。文化研究是新的学科间相互对话、相互沟通、相互溶浸、相互交叉叠合又相互对立对峙的新的对话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既有从文学出发的文化研究，也有从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出发的文化研究，它们在研究对象选择、研究内容设定、研究方法运用上仍然有着相当的区别。此中当然包含着学科间的融合、汇流、整合，也包含着学科的调整变革和新学科建制的建立以及边缘交叉学科如文学文化学、文学传播学、新文学社会学建设的积极的可能性。
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拘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
西方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给予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以重要影响，但它仍然不能代表或取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定的历史具体性。我国文学研究90年代初确实存在过凌空一跃的现象，存在着从原先的政治社会批评直接跨到当今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的情形，存在着缺失的环节。西方文本中心时代的那种语言的、文本的和形式的研究虽在90年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至今仍不充分和深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近20年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具体性不同于西方，有它自身的后发历程。但历史不可能重新来过，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按西方的路线原封不动地再走一遍（其实西方各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在深层不同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两极分立的研究路数，并不醉心于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而更满足于执两用中的混成思维。
文学研究传统对象的萎缩，新的研究对象的不断生成，新的研究界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的转换，致使学科发生“内爆”，这种“内爆”必然突破原有界限。在学科面临转型或多元转换、边界移动的特定历史时期，自律性的坚守就失去了现实支持和学理依据。比如作为自律性支柱的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内部研究的核心的语言论与文本论，作为文学本体研究的形式观，都已发生重要的变化。
作为自律论依据的文学的文学性，现在已溢出文学的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电视、网络、广告、服装、家居、美容、汽车销售以及美食，进入几乎所有日常消费和商业炒作中。而审美性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最近几年它得到社会理论家、美学家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审美化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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