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爱民 日期：2016-05-22 22:02:56
赵振川是长安画派代表画家，曾受教于石鲁、何海峡、方济众等。杜爱民深得陈忠实、贾平凹、熊召政、苏童等的喜爱与推荐。两人联袂绘画作文，展现西安古城的人文历史现实。画于厚重深沉中不失灵动，宏阔幽远中更饶意趣，看似随意而独具匠心；文基于历史、关照生活，平淡又深刻，敞亮而曲折。图文似毫无关联又融合得理所当然。
本书简介：
本书是国家一级美术师、长安画派代表画家赵振川与著名作家杜爱民联合出版的图文选集，选录了赵振川七十余幅精美画作、杜爱民四十多篇优美散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及周边人的生活、历史、心事，描绘日常生活画卷，追寻城市历史印记，出入世人文化心理，让人看到这里的普通、灿烂，简单、厚重。
作者简介：
赵振川：1944年生于西安，祖籍河北省束鹿县。国家一级美术师，长安画派代表性画家。自幼年随父赵望云学习，曾受教于石鲁、何海峡、方济众等美术大家，画风于厚重深沉中不失灵动，宏阔幽远中更饶意趣。著有《赵振川画集》《现代山水画库》等个人画集多种。杜爱民：1961年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擅写诗歌、散文，其文字干净内敛，隐含着灵动的智慧和独到的思想。迄今出版诗歌集《自由落体》、散文集《秋天里的秋天》等十余部，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
目录：
杜爱民文
01大地记忆
08明月降临
11母亲的病
21南山树
2650岁说
34荠菜
38忆嘉仪先生
43年味
50一个人的公园
55女儿的婚礼祝词
57平湖秋月
62水声食味
68图像、符号与记忆杜爱民文 01 大地记忆08 明月降临11 母亲的病21 南山树26 50岁说 34 荠菜 38 忆嘉仪先生43 年味 50 一个人的公园55 女儿的婚礼祝词57 平湖秋月62 水声食味68 图像、符号与记忆79 在城市之间穿行88 刀子 91 茶味93 朗月 97 岭上秋色101苦夏105菘112王朝视野中的都城西安119去往银川的道路 121破碎的梦128宗奇先生134爱屋及乌139王石的例子141青龙寺的樱花148遗址公园152粥156难忘的左手 164《秋天里的秋天》自序166环城林170长安一片月178登小雁塔180青郊记183马语187花朵190缺口192疼痛195李玉和198卖花姑娘200小资生活203喝汤205信步行吟208在安康和汉水上游 赵振川画 06 他舅家07 日月潭暮色12 后海印象16 瀛湖17 炮里人家20 小峪农家24 林中居 25 此处出能人28 紫阳山情31 归来 36 探幽40 雪后41 赛里木湖之晨44 祁连草原印象45 苍山云水49 晨52 关中小景56 雨后60 秋塬61 白杨沟印象64 秦岭小景65 兰州郊区多有此景69 巴山仙居图72 西乡小景73 鹤乡77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80 罗镇茶场印象81 天池饮马84 岚皋一隅85 江口人居90 冬趣94 洛南夏牧时95 牧马河之夏98 山中有人家102仓颉故里103西乡可爱106老羊倌107中台山中所写110延川写生114雨中三花石115走马乌鞘岭118门前有清江120巴山新路122祁连鹿苑123苍松凝翠125塬头126灞柳风雪131秋居图133门前有竹136黄龙山禹门137门前流水如日月138陇塬春雪143白杨沟之冬146湖心147汉江月夜150雨中汉水151雪达坂夏牧154高原冬韵158日月潭晨曦159水乡三月162我爱汉水163祁连秋牧168戈壁胡杨169秋山归牧173乾坤湾176流水店印象177江居181龙首人家184山丹马场忆写185天山写意189江畔191野山194洛河源196归牧201白鹿雪后202汉水之畔207高原秋居211柳湖怀古214江中行我感受到杜爱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关照，有一种独到的穿透力，这种独到的思想力量应该是作家作品存活的实力。——著名作家陈忠实爱民属牛，为人宽容善良，我们是好朋友，见了面不握手也言欢。他的文章却有一股执拗，是牛劲，这是他心性出类拔萃的外在。牛低着头，是做思想者呢。——著名作家贾平凹读好文章是一种享受，读朋友的好文章，除了享受，还是一种福气，“在书房写作之余，读爱民兄的散文，就觉得这些文字可以佐酒。” ——著名作家熊召政能从容就是蹈大方。杜爱民的从容有他自己的方式，他的散文是透亮的，同时又芜杂；他写西安的旧事是横向的，是一组断面，彼此并不联系，却互动为一个整体。——著名作家苏童序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美文》杂志在封三上开了一个专栏，由赵振川先生画画，我写文字，题材不限，让我们依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赵先生的主要是写意山水小品，我的则是一些随笔性质的短文。文章没有配合画的内容来写，编辑在这个栏目的开设上，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读书》封二上一直有图文并茂的栏目，受到读者喜爱；《美文》稍晚一些有类似的做法，但侧重点已有了不同。中国早先的观念，文图是不分的，重视图文之间的互动性和相互补充的实际效果。现在，出版社想结集，我们便在原先《美文》专栏已发图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补。赵振川先生的这批小品，画得有意思。笔墨来自生活和传统，又完全是自己的，鲜活有生机。他画得也很轻松，率性随意，看上去一点都不费力。这些画的构图、层次与结构，借助笔墨，实现了绘画过程本身的叙事。而且，他笔下的意味，是那么涩苦老辣，观赏起来让人觉得味道绵厚。赵先生画的大多是他眼中所见的日常景象。人在其中，可居可游。有人间的烟火气息，更有他个人的温度。文字写作也罢，绘画也罢，如果能放弃原本不属于它们的种种想法和企图，作者在其间遇见的，更多可能还是他自己。在作品中，作者无法避开自己。写自己、画自己，是每个作者经常面对的工作。从劳动的角度看，和别的人，没有差别。这也是本书得以与更多陌生人相遇的理由。我们和多数人一样，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经历着平凡的事情，遇见的也多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看似平淡，但它每一个细枝末节，都是具体地为生命存活而服务的。在单调重复的节律中，孕育的是新的生成与可能性。所有生存的美和价值，都必须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得到贯彻。艺术创作在其中，也是通过表现可见物的不可见性，实现创造的。作者或画者的创作，放在个人层面，也意味着自己对自己的修炼。通过写或者画，将自己置于目光的凝视之中，展现个人的所思所见。既向自己和别人敞开心扉，又以此形成个人的认同。把所听与所看，转换成身体拥有的一个部分，这本身就是追求个人生活之美最有力的实践。日常生活和其中平凡简单的事情，本身也是艺术，应当被艺术地加以看待。在诚实的作者眼中，所见的东西，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作者本人视野的局限。在今天的中国，普通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很少引起社会目光的注视。绝大多数沉默无言的人群，其实是社会话语系统中的少数。他们无名无姓，生活的形态也无法被分类。不依附类型，是新的生成得以出现的可能，也是艺术生命得以持存的理由。我们的文字和绘画，便是从身边简单平凡的事物之中展开的，是基于对它们的平凡和单纯的响应；是微不足道，而不是不同凡响；是与日常重合，而非高高在上。所谓的先锋和前卫，对于个人层面上的绘画者和写作者而言，永远都是伪命题。倘若有人为了成为先锋和前卫而做什么，他永远也无法达到他想要的目的。首先成为你自己，并且以你自己的名义，做你想做的事情。这是一切艺术得以进行的前提，也是每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必须执守的基本伦理。我们是因为爱、孤独、期待和伤痛，才有了想写想画的念头。我们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我们所拥有的经历。现在，将这些文字和画呈现在读者面前，为的是更进一步追问，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仍然未知的成因。长安一片月——关于西安的文化思想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想象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相见的场面，他注意到城市间的许多相像之处，并且描述它们的妙奇，将城市看作是梦，在其中可以想象的东西皆可入梦，但最出乎意料的梦也许也是一个画谜。在许多非凡的不可思议的城市景象之上，都由一物掩饰着另一物，而“一个梦是对我们还未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在城市中漫游的经历，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尽管我们是在醒着的状态下，走过了广场，来到了车站，却似乎是锁闭在梦的境遇里。沿着街道一直朝前走，两边的店铺，陌生的人群，前方不远的转弯之处，连着另一个地方的路口。这些眼前的情景，就像是链条上的一个环结正在被另一个环结继替。我们也正在成为这一环环相扣的装置的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行走。这一切最终都指朝着一个梦，成为对眼前不远处下一个情景的好奇与期待，让城市这样一座人造的“天堂”，永远都处在被期许、追随和探问的过程中。总是下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这本大书的魅力，永远都藏在它尚未说出的部分。1924年，鲁迅先生有过西安行。在对千年古都进行一番现实省察与文化想象的对比之后，鲁迅放弃了计划中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想法。对于“长安的事”，他有过这样的附带记述：“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地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起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显然，对于其时的西安，鲁迅先生没有清楚的观感。实际的西安与“凭书本来摹想的”西安，毕竟完全不同。书本和现实的长安已经模糊不清，长安已非长安，甚至连天空都不一样了。两个长安都像是梦游中的情况，尽管记忆荒凉，却潜在地激发出了“长安何处”的探问。有一点是确切的：当鲁迅面对现实中的西安的时候，无论观感如何，西安对他而言，已成了复数。不止一个西安，也不仅仅是现实与历史的巨大反差。关于西安的文化想象与集体记忆呈现出多样性，在其中谁都可以见仁见智。“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不只是鲁迅先生对于长安的失落有着心理上的反映，在唐末，繁盛埋没，举目凄凉，故物皆无的景象，就早已映入了敏感的文人眼中。鲁迅先生在其中或许看见了更为深重的文化危机，而当时随行的孙伏园先生，情绪就稍显舒缓一些，与鲁迅的趣味不尽相同。孙伏园先生在随后所写的《长安道上》这样说：“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声虽然甚为好听，但细看他的重修碑记，至早也不过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样重修，原不要紧，但看建筑时大抵加入新鲜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远。”孙伏园对西安的记述，信息量要大得多。在他看来，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残破倒不要紧，一代一代地去真，会打破他对西安原有的那一点印象。故都的“去真”化，让孙伏园也像鲁迅一样，有了对西安类似的感受，只是两人的侧重与立足点不同。长安在文人的想象中类似一个梦，当这个梦回到现实中，总会变化并呈现出异样来。途中行记或游历观感之类的文字，虽然多为片段、零碎的东西，显得不够完整系统，但它们对我们了解时空中的对象还是有帮助的。尽管像长安这样的地方在中国文人心中多少都有着不解的情结，体现在文字里会不同程度地形成长安的象征或暗喻效果，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文字了解到西安当时情况的点滴痕迹。对于西安的印象与记忆，外国人因为文化情感方面的因素使然，与中国人会有不同。曾于1906年至1910年在陕西高等学堂教书的足立喜六，对西安及周围的历史遗迹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留下了《长安史迹考》等大量的文字和珍贵的实拍图片，为西安保全了20世纪初期城市真实样貌的许多图像。足立喜六1906年对西安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惟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朝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壁。在东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城壁之伟大，城门之宏壮与门内之杂沓，均可令人惊异。足立喜六对浐水桥、牌坊、地名、城壁和沿途的一切都颇感兴趣，并且尽量与历史进行比对。尽管其时西安城内的“杂沓”同样令他惊异。但是，足立喜六的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了故迹与遗址的本身之上，实地踏查、测定，少有好恶之判断。自从西安这座城市自唐末衰落之后，它的荒废本身，也会成为它多样性的一个方面。足立喜六留下的关于20世纪初期西安的文字和171幅珍贵的照片，真实地反映了历经千年衰败的城市景象的不同侧面，同样也会将人引入西安的旧梦。其实，在明清时期对于西安的文学叙事中，就早已经将西安历史化了，寻古探幽，踏访诸陵，抒发思古之叹，已经成为这一方面惯常的方法。但西安并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被描写的，它是作为一个空洞的背景，不见生活的细节情景，也缺乏实体感，更谈不上对城市性格的塑造。灵异传说和鬼魂故事，多在长安城头夜行，多可以被形容为长安之夜的异梦。林语堂的《朱门》与贾平凹的《废都》都是以西安作为实体空间对象的文化叙事。《朱门》里透射的西安现代经验、场景、细节和风气，以及主人翁李飞的犹疑、无奈，提供了西安城市向现代转型时期极为丰富的文化想象与记忆。《朱门》内外和《废都》之中，都有着意味深长的人间烟火。从汉唐到今天，由长安到西安，涉及这一片地域空间的叙事、记忆和想象，充满了变化与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长安的明月。这明月一直在西安的夜空中映射着光轮，带着声音，带着温暖，也带着日常生活的冷淡，成为西安城市的一个隐喻和象征。唐诗中有许多时候描写到这轮月亮。李白在长安看见它时，是这样写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望月驰想，不仅是在夜里听到的城中妇人的捣衣之声，长安的月，以及对月亮的痴爱，在更深的夜里，引发了他的思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已经把长安月视为知己朋友。西安的终南月光，同样富含意味，那种奇异独特的山间月光，会使人想到冬日的残雪，即使在城里明城墙的雪地里看见那轮月光，也都使人自然地想到终南山。月亮在两个地方之间建立起联系，在唐代，诗人祖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切：“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长安的月，即便在霓虹激光四射的今天，对于那些与自己相伴许久的建筑来讲，都是最美的。灯影光束，闪耀辉煌的大雁塔，怎么变换花样，终不及它在月光里的样子迷人美妙。许多关于西安的记忆和文化想象，都是经由月亮生发、转化，最终在我们面前展现开来的。月亮是自然之物，也是一种文化想象，甚至还与我们自身合而为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关系。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是如何发明和建构了这样一种关系。尤其是在西安，对于我们所看见的“长安月”，以及它的声音，我们又该做何感想。年味——写于不惑之年每逢年关临近，总觉有些忙乱和慌张。街市上人流比往日拥攘了许多，丰庆路一带的批发市场更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遇上年关口迫近，心绪反倒不宁了起来，人们急匆匆的脚步，让我心里感到怆然。时间于我，在这个交结处，愈益变得紧迫。我在生活里身不由己地漂浮多年，时间与我擦肩而过的强烈感受，使我更加凄惶。我看见自己走在路上，佝偻着腰背，生活的手一再将我拒绝。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年节的兴味也比从前寡然了。年节永远属于童年。小时候，曹伯叔总是在年三十天麻麻子黑的时候，送来一只“叮当”和两根镶在麦秆上的老刀糖，摆放在我的枕头旁。曹伯叔有一手做“叮当”、制老刀糖的手艺，除夕上，一年的生意就算做到了头，余下的时间为街坊邻居的小孩赶制些新年的耍货。大年初一醒来，因为有曹伯叔前一夜送来的东西，新一年的开头就有了欣喜和亮堂。郝旗、晋安和王正的“叮当”，大约在年初三未过，已被吹破，老刀糖也基本没了踪影。我的“叮当”，在正月十五打灯时还是崭新的，老刀糖我也舍不得吃，通常插在我家过年备用的冻豆腐上，一天舔上几口，这样从初一到十五的年节里，嘴里天天都是甘甜的。我们家的孩子多，新年里不可能都添置新衣服，但我妈每年都要为我纳一双新鞋。她让我双脚踩在报纸上，取下我的新鞋样，就开始打糨糊，把旧衣服的袖口、领子和破损的地方剪掉，一层一层贴糊在南墙上，每天还不忘用一只木槌在上面敲打，来回滚动上好几遍。等到那些“被糊”干透，贴得更加牢实，我妈就从墙上一块一块将它们揭下来，照着我的鞋样剪裁，在上面蒙一层新白棉粗布，一针一针缝纳。有好几次，我半夜里醒来，看见母亲仍在灯下为我纳鞋底。她不时习惯性地把手中的针头在自己的头发里磨搓几下，并安抚我安稳睡觉，告诉我新年定有一双新鞋等着我穿。我新年的衣服绝大多数是用我大哥的旧衣服翻新的，身量的合称劲，毫厘都不差。有一年穿的蓝褂子，胸前的口袋特别大，布料的颜色也不一致，我穿着却丝毫不觉怪气，只是遗憾口袋不能装东西。我穿上用我爸的呢子中山装改制的短大衣，心里很是牛气。有几年，走亲戚时，我妈就给我穿上，回到家又让我脱下，叠起来放在我家的樟木箱子里，怕弄脏。我学龄前唯一的照片就是穿着那件短呢子大衣照的。那也是在新年里，我父亲的一位同学，路过西安，我们全家和他一同去大芳照相馆照的，算是一个留念。那张照片我现在还保存着，从中能看到那时我家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被我妈收拾得干净整洁。我不是爱怀旧的人，但我的生活留下的只有回忆了。往事与我有了割不断的丝缕。我在其中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妈。她已辞世多年，而我仍然觉得她还活着。这些年，每当我难受的时候，便独自搭上长途汽车，到长安杜曲的塬下去看她，在她的坟头坐一个下午。虽然听不到我妈的只言片语，我却能从中得到宽慰。每年的腊月二十七，我们几个孩子去看她，这已经成了规约我们几个生命路向的坐标：她领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会让她离我们而去。每一年的起始，我们都要回到她的身旁，再从她身旁重新上路。我们兄弟姐妹生在普通人家，过的是平常日子。但我妈是个好强的人，生活再艰难和辛苦，她都不会松劲，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有好几年，父亲下放农村，她一人带着我们一群孩子，老家的亲戚劝她回到乡下去住，她硬是不肯。年节上把屋里上下和我们几个的吃穿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要为街道居委会义务工作，帮忙照顾巷子里孤寡老人的生活，大半夜还同几个居委会干部巡察治安。尽管那会儿生活平淡简单，但因有我妈在，年节来临前，我们总还没有失去期待。我们家有口大生铁锅，是我妈拿她结婚陪嫁的金戒指，在南大街寄卖行当出的钱买的。它放到我家的大灶炉上正合适，为的是给来西安串联的红卫兵烧开水喝。我记得那会儿一到黄昏，巷子里就停下一辆辆的解放牌汽车，一队队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从车上下来，要在我们巷子住宿。我妈引着这伙人，一家一户地安顿，剩下跟在她身后的几个，是要在我家留宿的。她事先已把我家另外两间大房子拾掇停当，只等他们来住。这时候，我和大哥在风箱灶炉上烧开的一锅水，正好也派上了用场。之后，又由我拉风箱烧水，我大哥提水添柴火，将我家四个大暖水瓶灌得满满的，我妈提着，引着我，再去串联的红卫兵的住处挨家巡察一番。我小时候生得白胖，脸圆圆的，头又大，讨人喜欢，做完我妈分派的活儿，我还爱钻在这些外地人中间听他们说话。他们也爱拿我逗乐。听他们说说笑笑我心里高兴，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去外面走走。我当时觉得这些串联的红卫兵人蛮好的，他们在我家住一宿后，有的把自己的毛主席像章从胸前取下来，悄悄放在我家桌子上，有的留下自己的照片作纪念。一个女孩，跟我妈道别的时候还哭了，她大概是见我妈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又为他们忙活，实在不容易。我妈没有文化，也不识字，平时话又不多，只是劝人家莫哭。临了，那女孩将她的红格子围巾系在我妈的脖子上。这些人有的后来还给我妈写过信。有一年过年串门子，我家从前的老邻居还说，时常有外地模样的人，在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打问我妈的去处。我有一顶崭新的军帽，是在我家住过的一位姓孙的北京红卫兵给的。帽子里的红章子盖得十分清晰规整，章子的空格处，端端正正写着一个“孙”字。它上面有一种好闻的味道，耐得住闻，味也悠长。我太喜欢那顶军帽了，以至于从此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平日里，我舍不得戴，也不敢戴。西安那时候街上抢军帽的人多，我只在家里的镜子前戴，在过年的时候戴，在晚上睡觉时戴。也是过年，我妈出门送客人，我戴上那顶军帽，又裹上我妈的头巾，趁着夜色，走在巷子的马路牙子上。这当头，一只手已将我的头巾撕拽掉，一把抢走了我的军帽，黑影儿，在我眼前晃动了几下，便没了踪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干，每天都站在院子大门口，看过往的人头上戴的东西。世事和人生，从那个晚上起在我头脑里种植了灰暗的颜色，直到我长大上学，干了工作，凡事遇上了，都认了扛了，躲得远远的自己疗伤，忧郁的个性愈发突出，不可救药。直到现在，在年关口上，竟然还会有莫名的惆怅。翻过新年，我就四十朝上了，黄土埋过身子半截，所谓的不“惑”。而我却时常在迷惑中，生命于我更像是一种无法言喻的东西，我对它的所知，便是我仍然对它有所不知。长久以来，我也像所有人一样，在日子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劳动，并且在劳动中有所期待，而寂寞和孤独更像是我忠实的朋友，在迂曲漫长的时间回廊里，常跑来照看我，守护我，伴随着我的左右。今天夜空高而又阔。我不知为什么又坐在夜空下独自发呆。世界变得安静下来，安静得让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感觉得到自己的身体的温软，内脏也显得十分柔弱。我清楚地触摸到了自己内心对身体的察觉，还有从前年节里发生的事情。它们敏感细微，响动的时候像瓷器一样松酥易碎。我还感觉到了自己的呼吸，它在身体的表层收放，源于内心的伤痛和回忆。年味在我看来，更多地蕴涵着盼望，这盼望也只是盼望本身而已，就像我曾经在20世纪末热切盼望着千禧年的到来，就像我小时候盼着过年。我在期待里，看到周围人们的相继离去，包括我的母亲。时间可以改变一切，而无法更改死亡。我除了怅然，心里总觉得空空荡荡。生命就像击鼓传花，轮到谁，谁就得起身，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里，一个一个倒下，身不由己。在生命的轮回里，光明与黑暗的象征交错形成的力量关系，支配操纵着人们的行为，死亡则于终结处守候。我在光明之中所感到的透明的黑暗，让我在这二十几年里，像一根鸡毛在半空里，飞呀飞，飘呀飘。没有分量，也没有根基，随风蹿升，落在地上也摔不死。我已经被时间打磨得光亮油滑，气力和心劲于我也变得距离遥远。大道理不是我这样凡俗的人能讲的。只是在年关上，还没有丢失记忆。那些过往生活之中的小事情，还有一些微暗的热量，让我不致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冻得失去知觉。我还念想着那顶我所珍爱的军帽，那些简朴、单纯的生活让我明白的事理，我母亲持家的本领，所有这些我还记得的人事，让我在纷扰的年关口上变得安静，让我确信以往的日子与我之间的牢靠关联性，让我在新年的第一天推开房门，感到雪后的天气和我忧郁的本性，原本就是生活本身的意味。 南山树我先前对南山里的树印象模糊，但南山却一直在记忆之中留存着。西安城若是没有了南山作为依靠，怕是就没有了历史的辉煌和今天的兴盛。我小时候常见到身背山柴的樵夫在街巷里游走，觉得城里人的生活离不开南山的供养：炭市街上的山货，木头市里的板材，还有冬天里火盆中的木炭，也都是取自南山。西安人把秦岭经过西安的一脉山峦叫作南山。我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就像是把羊称作羊，而不叫成别的一样，或许根本不用在意其中有多少理由。我见过的第一座山也是南山。我懂得了向远处眺望以后，南山就成了我心的对应物。坐在南城墙头望着山在云层之中蜿蜒的走势，我心里觉察到了舒坦和朗净。南山在我幼小心灵里的反射，也许就成了我在世间受到的最初的启蒙教育。我觉察到了我身体的感触随着对山的仰望而曲张着。我的向往也是由此所产生的。南山好像是我心和视野里的界限，山那面的东西，我无法看见，就像是远方，甚至带给我了忧郁。我曾经暗自总结这个世界上让我受用的东西，我最先想到的是南山，而不是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南山还让我感到了一年当中有不同的四季。入冬上霜之后，板栗、核桃、火晶柿子应市，西安城果摊上的生意，一点也不显得炎凉。南院门五味街上的松子店反倒更热闹，清炒的松子，气息新鲜，味道淡朴，趁着温热食之，简直妙不可言。要是我母亲还在世，她会用我家的黑釉瓷罐早早围拢一窝面蛋柿子，在柿子中心放一只苹果，用木盖封好。只待苹果的香味溢满我家，柿子便熟透了，像晶亮的琥珀。食火晶柿子，则要等游街串巷的果贩上门，再说我母亲也不懂得经管火晶柿子的手艺。我在明善哥的桌案上看见过一块写字用的老墨，据说是用南山的松炭制成的，瓷实板结，没有味道。西安城里早先有一家墨汁厂，“文革”时写大字报，用的全是这家厂子产的墨汁，有一种特别的香气，是不是添加了南山的松炭，就不得而知了。小时候随父亲去赵望云先生家，见过赵先生画画，画的是宁西林场的松林。用淡墨起稿，层层积染，末了用火柴棍蘸焦墨画人物或动物点景。那时候我还从未进过南山，赵先生画的松林、小鹿，却带给了我对于南山的许多向往。后来与赵振川多次去南山，每每经过宁西林场，他都要说他父亲当年画的那片老松林已经不见了。西安街道旁成气候的树是法国梧桐和德国槐。交大门口的路上、小寨西路、友谊路，要是没有那些茂密的梧桐，夏天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法国梧桐在春天里生一种绒毛，被风吹落在后背上非常烦人；德国槐夏天极易惹出叫作“吊死鬼”的长绵虫，园林工得早早开上汽车，在有德国槐的路上一遍一遍给树喷药。尽管我对植物的了解非常浅显，但我敢断定，上述两种树肯定与南山无缘。我们家最早住的院子，前院后院栽着不同的树，有椿树、槐树（中国槐）、海棠、蔷薇、梨树、桐树，每一棵大约有百年，同那座院子的时间一样长，树荫将院子覆盖得严严实实，非常幽静宜人。我父亲爱在院子的树荫下乘凉。我最怕的是椿树在冬天交替时被西北风吹响的声音，像虎啸。我小时候常被椿树在风中的吼声弄醒，没法重新入睡。春天里将南山的树苗移栽到自家的房前屋后是生活里的一项重要事情。有了树就有了生活的气象。我弄不清楚这其中的缘由，心里只是这么认为着，也喜欢见到树，在大树底下玩耍。我大哥有一年拿回来了一棵香椿树，种在我家门前，第二年生出的嫩芽就可炒着鸡蛋吃，味道极好。树一年年变粗长高，生的香椿多了，我母亲便拿去与邻居们分享。我长到一米的时候，用刀子在树身上划过一道印痕，想同那棵椿树比谁长得更快更高，后来我家搬出了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比试的机会了。自小生长在西安的人，不会觉得这座城市有什么地方特殊，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曾经想，有十三个朝代在西安建都，除了其他的原因，南山的树和石材，也是一个朝代兴起所必需的吧。唐朝的叛将朱温一把火烧了长安城，火势历时三个多月。后来唐昭宗移都洛阳，重建一个新都城，所用的材料都是经渭河转运到洛阳的。这其中缺不了南山的树。我原先在脑子里常将南山树忽略掉，现在回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我牢牢地记住了它们。没有南山树，怕是也就没了古代的长安或今天的西安。我多年前开始进南山，走得最远的一次是从沣峪口到陕南的西乡县，沿途要过分水岭、月河梁、平河梁。我还去过牛脊梁和黄花岭，但都没有特别留意过所见的树木，只是在四月天里过平河梁时，遇上大雪，才看到了杉树林在漫天飞雪中的壮观景象，而这些杉树林早已在山中存活了不知多少年。白杨在西安城是极易看见的树。今年初冬我从太平峪进南山，见到了青杨，叶瓣小，有着繁茂的树冠，但不像白杨那样挺拔，那样高。南山中的榔榆也是我第一次见。还有陕西槭树、紫荆，遍布太平峪之中。我想应该记住这些树了，它们本来早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因为自己的粗疏，忘掉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听说过南山里还有一种树，生得低矮，见人走近，便卷曲上叶子，无人时又将叶片张开。我没有见过这种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遗憾。 王朝视野中的都城西安自公元前11世纪中叶西周文王、武王在西安西南沣镐两河沿岸建立丰镐两京起，西安迄今已有三千年的建城史。作为城市，西安最先也是以都城京师的格局和要求来构建的，并且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三千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西安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汉、唐近五百年里，不仅是全国最大最繁盛的城市，还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如何面对在西安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而如今又被分解风化和剥蚀成废墟的城垣，以及现在还依然耸立的那些时代的部分建筑、古老的街区、隐显的城市格局，甚至包括我们还能够隐约可感的梦中影像与精神崇拜等的历史踪迹，本身就是一项极富有诱惑力的事情。尤其当某个时候，我们身处这座城市川流的车海人潮，陷入苍白不安的焦虑与恐惧当中，那些过往时代的东西，总会让我们在和平封闭的堡垒里，感到些许的舒缓。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变得慢下来。比如说，在唐长安城与西安现在的地理分布上，对比寻找我们感兴趣的某个地方，或某个我们喜爱的人物曾经去留的印迹。西安城市面貌的历史变化，就像是我们手中的一本书。那些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在城市建筑之上的可视形式，就像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它们包含着不同的思想方法、书写模式、视觉敏感和管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的合理化需求。在这一切之中，主导和综创性的因素，仍然是王朝的视野。在王朝的视野下，西安这块土地上历经了汉唐之城的兴衰。都城的选址，必须考虑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御的需要，而都城的建筑设计、布局规划，则必须出于王朝权力事业的考量与观念认知。西周在西安的城市形制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途九轨。”足见西周京师都城的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这些规制要求体现了王权至尊的观念，对“三”“九”之数的选择与重视，也有大而宽阔的思想在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空间秩序的安排，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礼乐和宗法等级的认识与考虑，也是为了满足相关的功能需要。朝堂、宗庙、社坊、市集、街道组成的功能区，是早期都城的基本结构，立足于王朝统治的功能需要。在高台上营构木质结构的楼阁，上下层房间不直接重合，却让房檐相叠，外观上构成金字塔式的二三层或更高层的群体建筑，除了有居高临下、便于瞭望、适于守卫的实际功效，也有唯我独尊、让人望而生畏、强化君主集权的内涵，上述思想在这样的高台榭、美宫室之中，都一一得到具体的贯彻和落实。从秦代都市宫廷建筑群出现的“阙”来看，都市建筑还被赋予了助教化的作用。“阙”在建筑群体的入口处和宫室与万民的连接点之上出现，除了要表征宫廷的神圣外，还用来宣示新法，昭示王法横空而出的气魄与王朝京师未可限量的未来。早期的都城以及宫庙的布局是按“法天象地”的思想来设计的。将都城和天权观念结合起来营建，是为了在空间中体现与天合一，王权至上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让都城的空间与建筑的布局永远铭刻这样的思想。为了让上述的观念得到彻底的彰显，秦筑咸阳宫“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以2200年前夏历10月傍晚6—8时的今西安市顶120度视角的天象印证，秦都宫庙阁道的建筑与天河星象在平面上极为相近，建筑物平面各点与空中景象平面各点具有垂直投影的关系。西安城市的历史，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个空间创造和发明的历史，西汉王莽为其复古寻找合理化的依据，曾在西安西南大肆兴修京畿建筑群，涉及明堂、辟雍、九庙、官稷和郊祀建筑等，借助对空间的改装为自己推翻西汉王朝制造意义、寻求理据。礼制建筑在此成了生产新的价值意义的空间机器。城市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片由空间的关系和意义组成的海洋。一个区域同另一个区域之间，需要通过实际有效的途径与方式，使它们相互产生关联，进而使它们产生出各自独特的效应。孤立的地点或区位不具备实际的意义与价值，它们是在一系列关系组合中，在对其他区域的映射中，来确定自身位置的重要性的。在西安空间建构的历史化进程中，承载这一联系任务的是道路。秦朝通过大修驰道，将都城与边疆地区有机地统合成了一个整体；而唐长安城宫城、郭城与皇城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密布的甬道、阁道和街道来实现的。在西安城市空间的结构布局中，里亭和坊里制的居住区，是生产空间意义与功能效应的基本单子。它们由道路联结贯通，呈现出棋盘式的布局。城市的每一种动向，在王朝的视野里都一清二楚，像一场棋局一样，在栅格化的设计意图之中，都逃不过精妙的空间设置，那是权力在空间中新的控制与部署。西安自古居于形胜之地，便于在其上营构神秘的色彩和神仙的意象。倘若一个城市没有秘密，没有类似仙境的山水格局和空间设置，它就没有管道与未来接通。没有未来的城市，便没有希望，更不会长久。这是西安作为一座未来之城得以延续三千多年历史的缘由之一。在西安小平原上的坡塬，极为适宜建造具有梦幻色彩的宫殿。它西高东低，雄踞天下的地形走势，似乎一直都具有面向未来的自信。南背山北临河，四塞之关，八水缠绕，而南山之中又有七十二岭，这些地利的特征，极其符合周易与风水观念的应用，它们都是意义和关系的海洋。王朝视野里的西安都城，还应当是一座想象之城和梦幻之城。它必须让自身的秘密，铭刻在可视的一切物体之上，并且让它们流动起来，由记忆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打上烙印。然后，再通过人们身临其境的空间设计，来不断地激发这些记忆，让记忆变成超越性的文化想象，让想象生成秘密和对未来的憧憬。最终，城市的空间，便不再是单一的居所和建筑构成的实体，它还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空间，是希望的空间。在西安遗存的古老建筑和街区的角落，散落着无数的密码和历史信息。它们就在时间的尘埃之下，并且被新的现代化的潮流裹挟。包括西安在内的古老城市，它们在过去所要回应的是王权的统治，而今天则必须回应资本利润的需求。但是，西安作为城市并不是没有回应人性。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将它看成一个秘密来加以探寻的时候，西安肯定也不会令人失望。大地记忆我最早看见的大地是在自己的内心里。童年时读小学语文课本，或立于故乡城墙上张望远处的田野，大地给予我身体一种察觉。那会儿还不知道大地的深层含义，只觉得面对它，心头就会掠过一阵急促的热流。童年的我常在故乡的南城墙上戏玩。近旁的大地，是南城外的一片菜田，农民们将它收拾得简净整齐，成行竖立的豆角藤蔓架，用竹竿一排排编扎挺立，像是被精心梳理的头发。每到初夏时节，茄子泛紫，黄瓜的丝蔓上也会开出黄花，这时候，青菜长得最为茁壮，在阳光下泛出油油的绿色。菜田的尽头，相接着一望无际的麦田。那麦田越过我眼睛无法看见的道路、溪流和沟壑，一直向南伸向秦岭北麓的脚下。出于好奇，我喜欢坐在城墙上，从眼前的田地开始，向着我目力无法企及的远方张望。乐游原麦田间的小道上，农民赶着大车来了去了；眼前菜田旁边的农舍上空，炊烟聚了散了。白昼在大地的腹地萌生，夜晚又止于它的尽头。我眼睛无法看见的地方，听父亲讲，是少陵原。少陵原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北接曲江，南望终南，塬下是樊川。西周时杜伯曾封疆于此，秦在此置县设杜城。杜氏的姓源大约起因于此。姓源宗脉回溯的过程，是曲折甚至混沌的。但听到一个地方与自己的姓源有关，难免于不觉中有了触动。若干年后，我的母亲病逝，葬于樊川，究竟是不是冥冥前定的安排，依然无法确定，但我们一家人的心里至少有了安慰。重要的是在童年的经历里，近旁的大地给予过我依靠，如亲人和朋友让我感觉到安全。我见到过大地在冬天里的安睡，也只有在最寒冷的日子里，雪覆盖于泥土之上，才会变成一种温润的东西。我最初体味到的温暖，大约也缘于此。到了盛夏，便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大地像时间的灰烬，沉降在我的心里。随着惊蛰、春分、谷雨，这些农时的到来，农民们加快了劳作的速度，不断地更换手里的农具。曾经一度觉得自己看见过终南山的樵夫在山坡上伐木、行走，后来我知道，这只是梦里情形的残存所致。我对大地和其上人群的了解，那时候也仅仅缘于自己简单的张望。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多么单纯，经由肢体的劳作，人拥有了基本需要的获得和大地持续永久的供养。大地不负人的心力。在土地上劳动是多么牢靠的事情。因为未知的收获，人们任劳任怨。故乡的清晨是和缓的，像一层纱幔的雾气，在慢慢撩开的同时，腾升和展露。在这如梦一般逐渐显露的过程中，大地上时节的变化，显得从容淡定。不是没有苦难和灾祸，不是万事都顺人心意。在武斗、死亡、葬仪和没有尽头的苦作交替出现之后，大地仍然呈现出不可更改的沉静和安详。我早先对城河上空飞翔的鸥鸟不甚了解，这些洁白的红嘴客人，显然不属北方鸟类族群。它们在城河上更高阔的地方盘旋，有时贴着河面滑行，似乎不把自己当作客人。我在城河近旁的菜地，见到过几只在觅食的鸟，弯弯的红嘴，十分宜人。田里的农人，从不打扰这些远方的访客。它们来自何方，为谁而来，人们无暇问及，也不必知道。人们基本的智慧大多与泥土的本质元素有关系。那些在大地上终日沉默不语、辛勤劳作的农人们，也是智者。他们伴随着劳动，追随着自己的幸福，在季节里守候，简单重复的方式和节律，服从于更为具体的规律。从个人角度看，社会等级的划分从来就是为了统治的需要。高贵者未必就高贵。离开了大地的依托，离开了人与泥土之间的直接依存，再高的楼阁，顷刻间都会轰然倒塌。农人们只相信劳动。真正能够催促他们心灵的东西，恐怕只有时节了吧。错过了时节，便错过了一切。一切貌似高深的规律服从于最简单的道理。我根本不管那些唯灵论者是怎么说的。我也不相信神的存在。大地上万物竞存，一切应有尽有，它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但人和大地之间有一条简净的路，平和的路，就像是放置在时间里的誓约和早已默契的应许。晨星在某个时间悄然呈现，又无声地隐匿于白昼的日光里。人在其中有所改变，沉静于天边云朵的徜徉，和缓地靠近大地的门窗，直到抵达自己心灵的内里。我一直以为，除去烦扰的最好方法，便是心系一处，保持住自己独属的心情。大地让与它最接近的人懂得了安乐。安乐不是那种消沉中的迷醉，而是土地直接授予人的厚道和本分，没有这两样硬实的东西，人就不可能自足地依托于大地生存。我从前在书本上见过关于土地与劳动的种种大道理。那些脚掌扎根土地，顶梁架杠，真正承载社会重力的人，是不讲这类言语的。重力的支撑和沉压，让他们的沉默更加沉默。历史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变幻，朝代的更迭，人祸与天灾，没有改变那些像汪洋一样的底层人群对土地的遵从。他们被历史驱离，像散落在典册与生命的旷野之间的流星，倏地在大地的腹地显现，顷刻间就消散了自己的踪影。重复的日子，重复的劳动，在传递着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这道理无须著书立说，便能传遍四方，依靠经年的实践，逐渐深入人心。斯多葛派的修士靠苦行和禁欲来实现清教徒般的修行。戒律严格地约束着身体的举止，尽量不让行为偏离对于它的服从。人借助于身体持续的戒持而达到无我之境，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应苦行僧般的生活。大地在此处于更宽泛的程度上接纳了更多的人，它给出一条退路，让多数人能够生息，并保持尊严。大地只要求多数人在时节的规律上践行必要的约定，它宽厚地承纳了多数人的依从。守护恒长永久的变化，益于精神的清洁和心灵的宁静。真正的幸福感并不是对所费与所得之间的功利比较的满足。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财富，仍然可以过得美好。自由从容地与大地的安宁交融，实际是在获得一种护佑与关照。从此懂得，人只需简单的生活耗费，完全可以避开过度消费的烦扰。生活在关中土地上的多数农人是不信任立于庙堂、刻在名山之上的金科玉律的。他们依照在大地上获知的经验行事。在关中，年届不惑，便意味着日日月月都能看见自己的归宿。从45岁起，人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忙活身后用的棺材。上好的松木和柏木，被精心看管打理，制成极讲究的棺材。上年纪的人常在一起攀比：谁的材板、棺盖厚了多少毫厘；每年春天伊始，是否亲眼看着工匠新刷上一层清漆。这样的过程，每年大约都要进行一次，直到生命停息为止。通常人们十分乐于打理此类事务，像是乡间其他一切重要事情。看着自己的归宿，人们甚至还能谈笑风生，或欣喜不已。我在西安南城外的一个大车店里，见到一位老者，手抚自己的棺盖不住地叹气，他大概是觉着等待得太久，生怕错过与土地的约定。死亡不再是生命尽头的黑洞，忽隐忽现地吊诡。不再是一个无法看见的大限。归宿就在眼前，归期就在某年某月某天。入土为安，知命乐天。我对生命、大地和藏之于其间平凡如草根一样结实的道理，仍然知道得很少。但在大地所给予的养育里，我抱定了要信任简单平常的东西。去年春天，我去陕北靖边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镇子上小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长庆油田的采油工邓振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好从散落在沟梁之中的井口上巡察归来，浑身上下全是黄土，只有双眼忽闪忽闪着。他站立在黄土山梁上，一句话也没有。第二天早上醒来，振峰已经干完活，坐在露营房的一角，始终没有言语。窗外刮着沙尘，铁皮房被吹得噼啪响，振峰盯着房子的另一角，不用眼睛看我。整整一早上，我们没有多余的话，静听窗外的风沙一阵比一阵强烈。在陕北黄土沟壑的深处，多望一眼远处嶙峋的焦土，心都会有一种灼痛。与振峰坐在一起，我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从见到他起，我就有了牢靠的感觉。我们在见面的瞬间，早已略去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仿佛故交，彼此相知各自的味道。振峰每天7点起床，7点半整理、打扫院子，给井口投球、加药，夜里3点起床查泵。白天要去好几个井站巡察，保养抽油机。一次巡察下来，大约要走3个小时，两三个月就会穿破一双鞋。他是石油工人的后代，接替父亲干了这份工作，两年中间极少和人接触，独自守护散落在山沟里的抽油机。他只去过扬井，是一个几户农家聚集而住的小地方。他希望能轮上自己换班，休息几天，坐一次火车。在偏僻的大山里独自工作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他对我说过：现在油液量大，设备跟不上，工作紧张，有压力。正午时分，山顶上的老乡将一头驴牵在了振峰房子前的空地上打转。振峰说，他现在的想法已经不多了，看老乡的驴在院子里晒太阳，都是一种乐趣。这位20出头的兄弟在同我说话的时候，太阳已经照在绵延无际的黄土山梁上。我的眼睛被黄土上的光芒强烈地刺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