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耜 日期：2016-06-27 00:17:57
研究伟大民族魂——鲁迅先生与他同时代人的诚挚之作 陈独秀、萧红、胡兰成、周作人、张爱玲等与鲁迅有着怎样的渊源？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天幕上，他一袭长衫，有些执拗，也有些茫然地跋涉着、追寻着……鲁迅的追寻通向哪里？在他身上是否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精神家园？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他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精神改革理念？鲁迅生命的*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自然无法避免同商业文化的遭遇和碰撞，他拥有怎样的商业文化观？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又有何等的金钱观念与消费意识， 以及相应的生活态度与生命实践？……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古耜带我们走进鲁迅与他同时代人。 《鲁迅和他的周边》是一部研究讨论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书中内容紧扣既定研究对象，同时注意联系当下的国情与世态，不少话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作者不刻意追求论述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而坚持从鲁迅研究的实际出发，突出问题意识，注重补苴罅漏，力求文章有开掘，有拓展，有新意；全书资料翔实，立论严谨，注重学术品质和学理内核，但远离艰涩生硬的经院文体，而采用散文随笔式的表达，行文简洁生动，文风舒展睿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代序）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鲁迅当年的中国梦（代序） 一20 世纪20 年代前期至中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新青年》团体的分化，鲁迅的内心又一次被无量的寂寞、悲哀、迷惘、犹疑等负面情绪所袭扰、所纠缠。对此，鲁迅并不讳言，而是将其真实而坦诚地披露于笔端。在完成于1924 年9 月24 日的《野草·影的告别》里，作家就让自己的深层意念化作“影”子，留下了痛苦的告白：“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而在这一天夜间，鲁迅给自己的学生李秉中写去一信，其中同样表达了深切的自忧：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得悲哀者以此。 诸如此类的思绪和言说，在鲁迅这一时期的著作，如《彷徨》《野草》和《两地书》中不时出现。可以这样说，“黑暗和虚空”、“毒气和鬼气”一度构成鲁迅极为重要的心灵色调。然而，鲁迅同时又意识到，无论“黑暗、虚无”，还是“毒气、鬼气”， 毕竟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它终究无法获得生活客体的验证， 即所谓：“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正因为如此，这黑暗和虚无也就可以被质疑、被诘问、被反拨。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一向关注生命奥义和精神质量的鲁迅，毅然选择了向黑暗和虚无“作绝望的抗战”——他正视黑暗的存在，却执意“与黑暗捣乱”； 他承认绝望的深重，却硬是要“反抗绝望”。这时，一度“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便重新置身于现实的大地和苦难的人间，他依旧是以笔为旗，同时又“抉心自食”的精神界之战士。应当看到，鲁迅进行的“绝望的抗战”，承载着异常丰富的精神密码和情感内涵。一方面，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以自身为战场、为武器，即所谓：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野草·希望》）因此，鲁迅的抗战回荡着“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的果决与悲壮，呈现出一种以血肉之躯， 拼光虚无、耗尽暗夜，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献身气概；一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牺牲精神。另一方面，面对黑暗与绝望，鲁迅之所以能够实施“予及汝偕亡”式的反抗，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比黑暗和绝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至迟在1906 年再度赴日时便已形成， 继而在“五四”运动中强力喷发，后来虽然被黑暗和绝望所压抑，但依旧不曾泯灭的对中国的希望。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希望》）而这种对中国的希望，也就是属于鲁迅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说：是作为鲁迅精神底色的对中国的梦想，支撑了他与黑暗和绝望的殊死搏战。二既然对未来中国的梦想是鲁迅的精神柱石，那么，鲁迅的这种梦想又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关于这点，鲁迅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集中的阐述，但在一些作品中，还是留下了若干重要的、精辟的，且不乏内在联系的观点或意见，值得我们作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首先，在鲁迅看来，中华民族虽有过昔日的雄大与辉煌，但近代以降却陷入了落后和怯弱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要想不被从“世界人”中挤出，就必须绝地奋发，实施变革与图强。在写于1917 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明言：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这里，鲁迅不仅强调了国人自当直面时代潮流，努力变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过程中，“明哲之士”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达到的最终目的：兼顾“思潮”之世界性与“血脉”之民族性，在双向鉴别、扬弃与整合的基础上，在“取今”之创造性和“复古”之根基性的动态过程中，建设具有崭新质地与沛然活力的国家文化与民族风貌，进而屹立于世界东方。这种立足现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张，贯穿了鲁迅一生。1927 年，他曾将这一主张化作对美术家陶元庆的评价：“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五年后，鲁迅为一位青年作家的论著撰写题记，又将这一主张概括表述为：“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题记一篇》）应当承认，鲁迅对国家变革的疾声呼唤，以及就此提出的中西合璧， 复合鼎新的设想与主张，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流行的体用之学，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精英意识，即使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仍然不乏显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