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黎明 日期：2016-07-03 20:30:47
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 1979年，复刊后的《诗刊》首次发表一组爱情诗，一首《我们何必惋惜》的爱情诗倍受读者喜爱，韦黎明由此登上诗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韦黎明才华出众，兴趣广泛，创作体裁除诗歌外，旁及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身为记者，更是写下大量极具分量、广受好评的人物专访和新闻报道。本书收入韦黎明一生创作的精华部分，既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情怀和锦思绣笔，也反映了共和国三十多年来科教文卫等各领域的发展成果。本书是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一曲跌宕感人的交响曲，犹如拂去历史烟尘依然闪烁着思想露珠的时光玫瑰，让我们看见过去，思考未来。
作者简介：
韦黎明，曾用名艾梅梅，著名诗人艾青的小女儿，1950年2月14日出生于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周报》社记者、采编部主任，首都女记者协会理事，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理事等。1979年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青年作家》等全国性刊物杂志上发表诗歌几十首以及小说等文学作品。诗《怀念》《给Z》入选当代女诗人诗集《她们的抒情诗》；《我们何必惋惜》《给Z》入选《当代优秀短诗选》；《终于》被收入《青春诗历》；另有诗歌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抒情小诗五百首》《新时期诗歌精粹》《知青诗抄三百首》等。在《人民日报》《瞭望》等全国性报刊发表纪实、新闻作品等数十篇。在《北京周报》刊登新闻报道性文章达百万字。
目录：
序一梅香如故/陈洪生
序二怀念梅梅/艾轩
诗歌卷
送保欣
冬日牧马
赠友人
边塞行
笑古人
诀别
末流人
答友人
壮别
年初别友人序一 梅香如故/陈洪生序二 怀念梅梅/艾轩 诗歌卷 送保欣冬日牧马赠友人边塞行笑古人诀别末流人答友人壮别年初别友人感事赠友回鄂北新家访五七干校偶像别友人牧天赠友人无题无格无律亦无题保尔之歌你一九七〇年夏天有谁知道他？船的悲剧我们还要起航我们何必惋惜别我们的马叫“苦力”我的歌出土陶俑雨天的思维在我度过青春的地方小砂小岛我们为何长久沉默怀念朋友，我们正年轻夜愿你珍惜你人民需要这样的人从老区来的人雪地灯光初醒瞄准，预备——放迟到的哀歌童年问给予月野百合分手窗前望雨迎春花乡野在我们心中给Z我的星星棒棰岛之夜你们，一群鸽子有狼自高原来大胆些，中国悄悄问一句冰上的梦无题绿，固执倔强的精灵榆叶梅落了我走着大地的女儿独自行走露天矿邂逅的启示雪国的故事远去的帆影持花圈的女孩那是夏日印象阜新的街心花园小路回声五塔寺的铃声有这样一个夏天终于我长满苦艾的草原呼唤盒子里的生命后来白桦林与黑土地不必等待雨季来临有时分手我与苦力夜校门口的车太湖之春菩提树本色正午无题 小说、散文、回忆录卷 为了忘却的纪念小城纪实戒指好龙萍水相逢和尚、太监、道士和三个女人的故事自书小传喜见中兴复上贤玫瑰d风骨——丁玲印象记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也忆诗人顾城《交流》之我见女性的解放该从哪里起步？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寻找繁花的日子儿子逸事魔障眼法冬日苦瓜舅母仙逝了十六年治疗肾衰心得永远的丰碑两个美丽勇敢的女性长征中的妇女彭儒两探毛委员的“碗底”在井冈山的日子里 /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凌霜傲雪一枝梅——回忆战友曾志 /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贺子珍 /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真假女儿寻访记一介书生铁骨硬——记井冈之子陈正人“杨立青”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 /陈瑞生口述韦黎明执笔永恒的瞬间 无限的怀念——为《陈正人彭儒画传》所写的前言前言序
陈洪生
2014年3月12日，爱妻韦黎明（原名艾梅梅）因患急性大面积脑梗永远离开了人世，令我悲痛欲绝。两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她，至今也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远去了。我用一年多时间整理了她的诗文和照片，结成这本《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作为对她的纪念。
梅梅的一生本身就像一本书，有很多诗样的故事。
梅梅出生的那天时值腊月，梅花绽放，她的父亲诗人艾青高兴地为她取名梅梅。
梅梅从小聪明伶俐，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宽宽的额头，嘴角上总是荡着两个小酒窝，一双顾盼飞扬的大眼睛更是被母亲嗔为“吊眼”。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她就要序陈洪生 2014年3月12日，爱妻韦黎明（原名艾梅梅）因患急性大面积脑梗永远离开了人世，令我悲痛欲绝。两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她，至今也不愿意相信她真的远去了。我用一年多时间整理了她的诗文和照片，结成这本《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作为对她的纪念。梅梅的一生本身就像一本书，有很多诗样的故事。梅梅出生的那天时值腊月，梅花绽放，她的父亲诗人艾青高兴地为她取名梅梅。梅梅从小聪明伶俐，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宽宽的额头，嘴角上总是荡着两个小酒窝，一双顾盼飞扬的大眼睛更是被母亲嗔为“吊眼”。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她就要收她为徒，说她“扮相好”。梅梅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非常美丽。梅梅家住在里面一栋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的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在梅梅的记忆中，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三十多年后，当梅梅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丁玲的时候，丁玲紧握着梅梅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那是捷克女汉学家丹娜访问艾青家时拍的一张照片，但梅梅从来没有看到过。回家后她感慨地告诉我：“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1955年，梅梅的父母离婚后，当作家的母亲韦嫈选择去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下厂体验生活。梅梅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她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梅梅六岁时又随母亲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城堡；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人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梅梅和两个哥哥都迷上了画画。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都一一临摹过。这个爱好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哥哥艾轩终于成了名扬中外的画家。多年以后我们聊起此事，梅梅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学过画，当场作山水画一幅，信手拈来，笔法之熟练颇有名家风范，令我叹服。我们还曾相约退休后一起学习绘画，然而这些都成为了美好的追忆。1962年，梅梅的母亲韦嫈同老红军邢亦民组成了新的家庭，一边各有四个孩子，多年来相亲相爱，过得其乐融融。继父邢亦民对梅梅十分疼爱，视若己出。梅梅在脑梗发病前两天曾同哥哥艾轩长谈往事，其中说到她人生中要感谢两个男人：一个是邢亦民，不仅给予她无尽的父爱，也在当时“出身论”盛行时成为她的政治依靠，使她少受了许多磨难；另一个男人是我，她同我的生活是幸福的。1963年梅梅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北京最好的中学。老师付出的辛勤劳动，为学生打下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岁月使她们受益匪浅。梅梅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作文更突出。她十五岁时写的《“胜利者”的演讲》等讽刺短文，揭露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其犀利的文字曾被当作大报的短评传抄到其他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梅梅刚满十六岁，像许多青年学生一样，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参加了破“四旧”和“大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她还步行上了井冈山，锻炼了体魄。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她逐渐对运动感到十分困惑。1967年至1968年初，她不愿参加运动在家当起了“逍遥派”，一边复习功课，一边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经典著作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但为她人生观的树立打下了基础。1968年6月，十八岁的梅梅从北师大女附中毕业，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四年多。在荒凉的土地上，梅梅和知青们一起盖起了房子，种上了小杨树、麦子和大豆。一年后梅梅已经完全掌握了所有农活，后来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农场劳动强壮了她的身体，磨砺了她的意志，后来她常常说，经过那样的锻炼后，再遇到任何困难都无所畏惧。这个阶段梅梅开始学写古体诗。《冬日牧马》：“莽莽暮云压完达，戎装素裹赛胡娃”。《壮别》：“男儿壮别气飘飘，大风走地七星高。无饰淡装万里白，红晕一抹三分娇”。《牧天》：“马蹄轻碎，悠荡鞭儿不觉累”，“东风作戏灌我醉，千草万花扯裤腿，日落收马把家归，晚霞齐飞”。表现了年轻人的豪气和对北大荒的赞美。她也写了比较励志的现代诗《我们还要起航》：“我的小船，还没有驶到岸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它搁浅了？这是在深夜啊！”“在太阳升起以前，我们还要起航。”以及歌颂革命精神的《保尔之歌》《向聂忠信学习》等。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使她饱经磨难。这反映在她写的一些现代诗中，比如《你——写在困难的时刻》：“倔强的意志，可以迎击这些摧残。年轻的自尊，却受不了这样的非难！”“我恨不得有一天，用胸膛迎击敌人的刀剑，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1972年，由于梅梅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北大荒转到了父母所在的湖北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一个生产半导体材料的工厂。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她随母姓把姓名改为韦黎明。在那里她一边当工人上班，虚心向师傅学习，一边开始紧张地复习功课，希望找机会上大学。1973年，梅梅终于被工厂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她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以其生父是右派艾青为由拒不接收。后来，因为她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她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那样：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加倍努力学习。她的专业课和英文都学得很好，还挤时间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和诗歌。上学期间，她参与了抵制“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并且是第一个把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转告给江西省领导的人。1976年底，梅梅从江西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任实习研究员，研究课题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之一核磁共振。梅梅算得上是她那个文化家庭中唯一摘取过数理化桂冠的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发现她人才难得，曾建议她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梅梅无意在科学的殿堂逗留。1979年10月，经《北京周报》社长段连城亲自考试，梅梅转行调到了这个以英、法、俄、日、西等多种文字发行的外宣刊物，并很快凭借自己的聪颖和勤奋，成为出类拔萃的记者。她认真钻研改革开放后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力争用外国人能读懂、理解、接受的语言撰写文章。她曾参加过新华社和汤姆森基金会举办的新闻培训，提高了传媒业务和英语水平。她的报道真实感人，吸引了不少外国读者来信和她交流。有些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好评、推介并荣获了各类奖项。她获奖作品中的《长征中的妇女》《新院长说：坚持双百方针》《科技副县长作用显著》《第25届奥运会新闻报道》《数学研究获重大成果》《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等至今都被媒体同仁称道。凡是接触过梅梅的人，都觉得她除了有新闻记者的泼辣和聪慧外，还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范。1986年9月，汉城第九届亚运会，中国首次向未建交国韩国（时称南朝鲜）派出体育代表团和记者。当时中韩两国交流很少，由于梅梅是八十九名中国记者中唯一的女记者，又年轻漂亮，反倒成了韩国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韩国的《中央日报》《东亚时报》等都刊登了采访她的照片和报道，称她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电视台还播放了录像。那时的韩国人对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无论是记者、店员还是出租司机、家庭妇女，一听到是大陆来的中国人就会提一堆问题：“你对韩国印象如何？”“你们去过北朝鲜吗？”他们以为中国人都去过北朝鲜。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士问了梅梅许多妇女关心的问题，甚至问：“你们中国是不是共产党员可以比一般人多生孩子？”梅梅笑着一一向她做了解释。本来出国前国家体委的宣传官员们曾为记者团中这位唯一的女性伤了一番脑筋，他们甚至以情况复杂为由，建议撤换掉她。但是《北京周报》的领导独具慧眼，他们认为自己派出的这位女记者能独当一面，无须另换他人。结果她不负众望，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釆访任务。面对韩国电台、电视台和各家报纸的采访，她对答如流、侃侃而谈，以至于代表团中的一位男记者说：“如果中国的女记者都像她这样给中国人长脸该多好啊。”梅梅似乎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对于各类素材都有着惊人的直觉和敏锐。当年我们住的西便门社区为解决中小学生中午吃饭的问题办了“小饭桌”，梅梅很喜欢那里的刀削面，有时中午也在那里吃饭。有一天她回来说，京城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一不留神就可能遇上将帅豪门的公子王孙。她中午在“小饭桌”吃饭的时候发现有个老头似乎与众不同，留着山羊胡子，一只脚微跛，天真纯朴而又不失幽默聪明，虽然衣着不起眼，可神态中总是带着一份傲然，而且时不时冒出几句英文，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却有着锦衣玉食的派头，还强调说自己是属大龙的。此人原来是袁世凯的嫡孙袁家融，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工作，专业上也颇有建树。梅梅说，若是历史一不留神让袁世凯得了逞，眼前这位岂不也是“皇上”了吗？后来她又专门采访袁家融，写出了上万字的初稿，可惜由于身体不好未能完稿。梅梅采访的领域涉猎极广，天上地下无奇不有，古今中外无所不含。从航天航空到文物考古，从弱智儿童到脱氧核糖核酸，她都能边干边学，应付自如。梅梅的一位同事说她能从一行迅速地转到另一行，似乎并不费力，而且能把一般人认为枯燥的科学题目，写得那么生动易读，真是不简单。的确，无论是采写科技新闻还是体育新闻，无论是报道国际戏曲讨论会还是国际化学讨论会，她都能迅速地把握这一专业的要点，找出生动的人物和素材，在广阔的大背景下，引人入胜地把握人们思路的发展和脉络，写出一篇篇堪称佳作的文章，被人们称为记者里的“快手”和“多面手”。有一次，梅梅采访一个在故宫举办的展览时，留意到有个古典家具展位虽然门可罗雀，却是个很好的新闻素材。眼光独到的她对这个收藏者大加赞赏并做了报道，这个收藏者以后参加的几次展览她也都做了追踪报道。此人就是收藏界的大家马未都先生。她采写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报道，洋洋洒洒、生动睿智而不落俗套，首都各大报以及港台报纸纷纷转载，新华社、外国通讯社也都争相转发。她写的关于中国戏曲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受到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的赞扬。一些关于美术评论的文章，也颇受数位中央美院教授的青睐。她还采访过女诗人柯岩、刘少奇前夫人谢飞，以及部分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等，采访后发表的文章都获好评。为了采写好作家周而复，梅梅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几次与周深谈，如实地记述了周当年访问日本的情况。她的采访对象当中有中国最后活着的太监孙耀庭，孙老先生收到梅梅采访的杂志和照片后很感动，专门写信感谢并要求加洗他与弟弟的照片。1987年，她在采访国际戏曲讨论会时认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专家马克林先生，三年后马先生特邀她参加自己召集的戏曲专题会。1988年采访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时，来自美国的梅达教授与她一见如故，讨论起了汉朝的乐府诗。1989年，她到曲阜采访孔子国际讨论会，在采访中只聊了几句，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施瓦茨先生就发现她独具见解，与她结为忘年交，并与她商讨自己翻译《黄帝内经》的计划。梅梅的文学修养深厚，创作能力很强，除了天赋异禀，更重要的是她终生好学，勤奋笔耕。她在完成《北京周报》的采编工作之余，还创作了许多诗文。1979年，复刊后的《诗刊》发表了第一组爱情诗，并邀请青年诗人顾城、徐城北、曾兆惠、张寥寥、任洪渊和韦黎明召开了座谈会。梅梅（韦黎明）的《我们何必惋惜》一诗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标志着她作为当代青年诗人崭露头角。《诗刊》的两任主编严辰、邹荻帆都对她称赞有加，说她诗写得很好，“有丰富的想象力”，一位编辑说她“一开始就是一位成熟的诗人”。她的爱情诗哀婉而深沉，抒情诗典雅而中西合璧，政治讽刺诗则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她的诗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日报》《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怀念》《给Z》《终于》《我们何必惋情》等被选入《她们的抒情诗》《青春诗历》《中国当代抒情小诗五百首》《新时期诗歌精粹》《知青诗抄三百首》等诗集。1982年，前苏联评论家切尔卡斯基发表在《亚非人民》第二期的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暴露诗”》中，首先介绍艾青的诗《历史的尊严》，再现了“文化革命”的实质：“闹得天摇地震，整个神州乌烟瘴气，大雨下的是脏水，大风刮的是乱棍，房上的瓦片飞舞，门窗的玻璃粉碎，……”随后又提到韦黎明的诗作《瞄准，预备——放！》：“女诗人的目光注视着今天，生活使她得出一个结论：纵横交错的子弹，使祖国变得百孔千疮。巨大的能量‘内耗’，三四十年都无法补偿。”有意思的是，苏联作者也许不知道，他文中提到的诗人艾青和女诗人韦黎明居然是父女。梅梅在《人民日报》《瞭望》《中国妇女报》《天涯》《星火》等报刊上发表过众多小说、散文和新闻报道性文章，其中《长征中的妇女》《邂逅长江》《寻找繁花的日子》等都曾获奖。她还撰写、编辑或参与编辑了“今日中国小丛书”之四、之五、之十二，以及《女性智慧手册》《世界企业英豪》《中国的教育》《中国的航天事业》《中国概况》《中国的丝绸》《中国的节日》《中国戏曲》《故宫与古刹》《留学生政策》《全景中国——宁夏》等书文。梅梅的母亲韦嫈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姐姐艾清明学习音乐，哥哥艾轩现在已是中国写实画派的领军人物，曾受到美国现实主义油画大师怀斯先生的青睐和赞扬。家学渊源丰厚的梅梅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天文地理、文史哲学都有所涉猎。一本厚厚的地图集几乎被她翻散了。她的方向感和认路的本事超强，每次出门我只需跟着走就行了。她去西班牙巴塞罗那采访时，仅凭一份英文地图就可以在纵横交错的地铁和公路中自如穿行。她对养花也有兴趣，几盆开败的蝴蝶兰在她的精心照料下居然可以连开几年。一次，我见她在看一本《西南各民族杂考》，这本书一共只印了一千本，我当时和她开玩笑说，“此刻，你一定是全世界唯一在看这本书的人。”这本书内容繁杂晦涩，但她居然看得津津有味，还认真做了笔记。她对于各类知识都有着惊人的吸收能力，像夏商周断代考古、殷人东迁罗布泊、女书、澄江动物群、长沙吴简、何处骊靬城等材料都搜集阅读和研究。她的数理化和外语都很好，1983年参加全外文局工农兵学员资格考试获全局第一名。1991年她曾经考取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宋氏三姐妹曾就读此校）并拿到了正式录取通知，后来由于签证问题没有成行。美国的官僚主义也很可笑，家里先是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欢迎她来校学习，如果要带马匹请提前通知，学校好准备马厩。后来到放暑假的时候，家里又收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假期学校将举办夏令营活动，询问是否有家长要参加，如果参加，学校会提前准备房间。这样的信连续收了几年，直到最后一次，学校通知毕业典礼于某月某日在某地举行，询问家属是否莅临。这些信足以证明她已“毕业”了。每次说起这件事情，她还是会为了当时没能赴美留学流露出些许的遗憾。那时我忙于自己的工作，对于她出国深造没有过多关注和帮助，不免有着深深的愧疚。梅梅和我相识于1966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时的她，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扎着短短的羊角辫，脸上总是洋溢着青春的笑容。我内心的那扇窗棂被她不经意地撞开了，那是我们“两小无猜”的青春年华。1968年，梅梅和我分别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山西农村上山下乡。我们开始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互相鼓励，爱情的种子在我心中渐渐地萌芽。1969年，我们同时回到北京探亲，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们相约。那天，我们从中午一直聊到晚上，和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我不停地寻找各种话题，表面上很随意，可心里始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忐忑。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说到了保尔·柯察金和丽达，谈到了牛虻。我说：“我是个开顶风船的角色。”我向她暗示了爱慕之情，她没有直接拒绝我，只是说我们要把工作、劳动、学习放在第一位。时间渐渐晚了，我送她回家，我们骑着自行车边走边聊，那时的我，只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能陪着她一直走下去。后来我去部队当兵，我们继续保持书信来往。她从北大荒的来信是我最盼望的礼物，我常常计算着她的回信哪天能到。连队文书取完信后我总是抢上去第一时间拿到她的来信，然后躲起来反复地看，尽快回信。后来文书发现了我的秘密，常常把北大荒的来信藏起来，让我急上一阵才给我。梅梅的来信描述了北大荒美丽的景色，丰产的庄稼，朴实的兵团老战士。讲到她饲养的马匹中居然有苏联战马的后代，也讲述她的劳动是如何艰苦却磨练意志，字里行间洋溢着阳光，带给我激情。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曾经在那里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坎坷和困境，但是在来信中，她永远是那个乐观向上的小姑娘。也许那时我写给她的信件也能带给她一丝安慰和鼓励。渐渐地，她开始同亲朋好友们不经意地谈起我，说起我们共同做过的一些事情，等于认可了我在她心中的地位。梅梅甚至把我写给她的信寄给哥哥艾轩看。后来我们先后上了大学，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们每个寒暑假都会回到北京相聚，这也是我那段时期最开心和最盼望的日子。我们谈论人生和理想，也相约利用寒暑假的空闲时间一起看书学习充实自己。不过年轻人的恋爱充满激情，就像南朝诗歌中所说的：“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我们常常聊个没完，也没有时间去看书了。梅梅去世后，她的一位好友与我通话说，她曾抄录过梅梅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短文，是写我的，问我看过吗。我让她赶快传给我。我看着看着，已是老泪纵横，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决定把这篇短文编入这本文集，也算是对我们爱情的一种纪念吧。1976年底，我们相识十年后结婚，之后我们一直相伴了三十八年。梅梅去世后，有人安慰我说，她去了，是天上多了一位才女，地上少了一位贤妻良母。梅梅确实是位贤妻良母。我的家庭是个大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加上第三代，聚齐了有三十多人，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也有十来个人。她和所有的人相处得都非常融洽，特别是对我的母亲彭儒（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非常尊敬和孝顺，除了照顾她的生活，也在精神上给她很多慰藉。梅梅帮助我母亲整理了多篇革命回忆录。她整理的《从湘南暴动到井冈山》等文章，被收入了重要的党史刊物。她为我母亲代笔写的《毛委员的“碗底”》，记述井冈山斗争时期领袖与士兵吃同样饭菜的故事；代笔的《凌霜傲雪一枝梅》记述女革命家曾志的故事，还有《“杨立青”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天翻地覆慨而慷》等文，都在大报刊载，有的多次被引用。我们家的第三代也都很喜欢梅梅，他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她讲故事。梅梅讲的都是像《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外国名著，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听，梅梅也特别愿意当这个“孩子王”。梅梅查出患有慢性肾衰后，她以惊人的毅力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用药和生活，并且积极自学中医调理身体，延缓肾衰的发展。她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病情记录，详细记录了十七年来的病情进展和治疗情况。她自己说，即使当病人，也要当一个优秀的病人。她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病情，就像她在自己的病情记录本封面上写的一样：“愿我坚强，克服一切困难。”曾经有一位留法的肾科医学博士在了解了她的情况后赞叹道，你已经做到了医生要求病人做到的所有事情。梅梅的生活乐趣简单而平常，除了看书以外，也喜欢到各地走走。她称自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旅游家”，穿着美丽的衣裳，在各地留下美好的影像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她非常自豪的是，虽然身体不好，但也游历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很多想去的地方。梅梅一生非常朴素，很少购置衣服和用品，她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多年来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里的事基本不管，梅梅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和对儿子的抚养教育任务，以至于后来儿子抱怨说我都没有在他的青春期出现过。她对儿子的教育倾尽心力，也很有办法。儿子高中的某年暑假闲来无事，梅梅让他用照相机记录老北京胡同的景色。后来儿子真的拍了很多这类照片，还撰写文章并在报纸上发表。对儿子来说，不但提高了摄影和写作水平，也对北京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梅梅尤其注重从小培养儿子有好的思想品德，艰苦朴素，努力学习。在她的教导下，我们的儿子品行端正，有责任感，有担当，值得我们欣慰和骄傲。我和梅梅是互敬互爱的夫妻，更是心灵相通的知己，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昨天、今天和明天。她阳光乐观，眼光独到，看法犀利，事后证明她通常都是正确的。我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她的陪伴，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也度过了温暖和有意义的一生。就像梅梅自己说的，“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会不断努力，自强不息。”亲爱的梅梅，我还记得你写给我的那首七律中的两句：“男儿壮别气飘飘，大风走地七星高。”你虽已远去，但我愿把离别当作再次重逢的期盼。仰望星空，仿佛又看到你明亮的眼睛，我在你的注视下又回到属于我们的家，这里有你，有我，有孩子们，有爱……这个温暖的家，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一生对我的理解、包容、帮助、鼓励，谢谢你给了我如夏花般绚烂的曾经，有你陪伴，我的人生才美丽。 怀念梅梅艾轩 说到我妹妹艾梅梅的诗文，自然绕不开艾青这个名字。梅梅是艾青先生的小女儿，出生在开梅花的季节，艾青给她取名梅梅。梅梅长到两三岁时，活泼可爱，聪明漂亮，艾青对她宠爱有加，视若掌上明珠。我对梅梅的记忆更多的是在小的时候。那一年她五岁，我八岁，住在城里一个叫豆腐巷的胡同里，是艾青买的一个四合院。冬天，艾青让我和梅梅打扮得体面一点，买了两件新呢子大衣，我穿的是黑色的，梅梅是粉色的，站在大门口晒太阳。过往的人直往我们身上看，有点儿早期胡同时装秀的感觉，让我们在冬日的暖阳里着实洋气了一把。好景不长，一会儿远处传来摇拨浪鼓的声音，吆喝着收废品。走近了，他看见我们俩站在那里，便亲切地询问：“小朋友，多大了？站这儿干吗呀？”摸了摸我的袖口：“你这衣裳卖吗？”“我爸刚给我们买的。”“嗯，两块钱卖了吧！”两块钱，在当时可是意味着一堆鞭炮加几根冰棍加一堆糖。我问梅梅，你卖吗？她点点头，可是又往后缩，说：“我怕。”有点儿舍不得，毕竟是那么的光鲜亮丽。“拨浪鼓”继续动员：“给你两块五！”梅梅笑了，觉得合适，于是我们俩先后脱了新大衣，拿到了钱，成交了！我们好激动，平生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一边数一边往院里走，看见了艾青。他正对着我们看呢，“衣服呢？”“……卖了”“卖了？卖给谁了？”“‘拨浪鼓’叔叔。”“疯了吧？卖了多少钱？”我说了一遍。啪！一个嘴巴，打得我转了一个圈，掐灭手中的烟，冲出门去看。“拨浪鼓”早就蹿了。艾青看着我俩：“一百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两块钱就卖了！”这就是我们懂事以来做的第一单生意，今天就叫“第一桶金”。这事儿我想了一辈子，就是弄不明白，梅梅为什么没挨打。艾青宠爱梅梅，什么好吃的好玩儿的都往她手里塞，她的腮帮子总是鼓着一边儿，那是糖。有一年来了一个捷克记者，叫丹娜，是个洋美女，也是艾青的粉丝，是来采访艾青的。后来发现艾青老是把梅梅领来领去的爱不释手，便专攻梅梅。拍了好多的照片呀，那时的相机装的闪光灯特别大，一按快门，啪的一声，光线贼亮。她上蹿下跳，一会儿跳上沙发，一会儿又上了床——找角度呢，一会儿又躺地上仰视着拍。我只能跟在后面跑来跑去，边看边犯嘀咕：有什么好拍的？这么费劲！你倒是捎带着也拍我两张呀？没敢说，后来愣收藏了一张，果然好，看了几十年，百看不厌！一直舍不得给梅梅。可想而知，艾青和梅梅照了多少合影，居然一张也没留下，因为家庭的变故，据说被一个信佛的女人一把火全烧光了，实为憾事！于是都去了天津和妈妈过日子，是1957年，住进天津大理道一家大宅院，是逃跑了的资本家的花园别墅，院子里活动空间大多了，院内花木繁茂，蜂蝶蚁虫，一派生机。春天，风把桃花吹落，铺满一地看上去粉艳可心。梅梅心好不忍看着落花枯萎，便把花瓣扫拢，挖一个土坑，指使我和她把花瓣一捧一捧地置于坑中，用土埋了，弄点儿水洒湿了，再插上一个吃冰棍剩下的木棍，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有点儿黛玉葬花的味道。这个景致每隔几年，她就要和我提及，不厌其烦，直到前年到三亚，她发病的前几天，还提及在天津大理道的事。我说：多少年了，你怎么对早已烟消云散的事还这么在意。梅梅也有十分强悍的一面，她小学三年级已经读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对书中写的李元霸、宇文成都这些人很是敬佩，居然在院中试着舞棍弄棒，来不来就喊着要把我打得“虎口震裂”。一个翘着小辫的女孩，和几个男孩噼里啪啦追打不休，口中不断较真，什么“别来无恙？看刀！”上来就是一闷棍，接着也背书“那厮休走！”就都爬上墙头，在很窄的墙上，晃来晃去拼打。隔壁院子里住着个真资本家，看着这帮孩子在墙头上粗野动武，吓得瞠目结舌，认定了我们这院搬进来的是真正的“土八路”“土包子”。梅梅最喜欢的游戏是粘知了（也叫蝉）、粘蜻蜓，不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会有那么多时间玩儿，而且有这么多可玩儿的东西。把几根竹竿绑成一个长长的竿，竹竿头上蘸满桐油，就去听蝉鸣，找到树缝，把竿子顺上去，梅梅不断地在旁边发出校正的指令：“再上一点，再左一点，粘住了！”她大喊，那只蝉发出了撕肝裂肺的狂叫，那时的兴奋，比现如今中了奖还刺激！那些个桐油也顺着竿子淋了下来，落在我和梅梅的头上、脸上，看着她两个手上夹满了刚粘的蜻蜓，什么大老青、花里豹、黑老婆、红辣椒……头上、脸上一滴一滴的桐油，满不在乎地笑着，露出两个小虎牙，还有两个美丽的小酒窝……在天津上小学时，梅梅爱上了画画。我上初中，妈妈带我乱七八糟拜了一些师学了几年画。梅梅看我画什么，她也在旁边画。由于天赋聪颖，不知不觉展示出了灵气，让我这个学画在先的哥哥紧张和不安。随着画技增长她越来越出手不凡，咄咄逼人。眼看着已和我的画各有长短，好日子来了！一天妈妈把我俩叫到一起，非常严肃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不可以都学画画。并且郑重地宣布：梅梅从当天起不许再学画，只能专心做功课。大概她看出我的功课实在太差，没什么指望了，让这小子学画吧。但别把梅梅搭进去，因为梅梅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这个决定让我大喜过望，天上掉下了馅饼，放心了。梅梅反应极为冷静，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画就不画，扬长而去。意思是这小把戏姑奶奶俺不希罕。这是1960年的事。她可真没闲着，几年之后居然写出了一堆诗，才华横溢。真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她终于成了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梅梅的离去使我遭遇重创。因为长久的共患难的经历和共同语言，几十年的积淀，让我们每次交谈、每次通电话都要聊上很久。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从政治到军事；从文学到艺术；从时局到未来；从延安的美人到中共的美女特工……无所不谈。她健谈、博闻强记、超乎寻常的解析能力和敏捷的才思，使我们成为在诸多领域有话必说的挚友。梅梅离去了，我的人生似乎少了一大块。虽然我还在读着、看着、发现着，但是每当我看到一篇奇文或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史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梅梅，和她说，别人不行。拿起电话是下意识的，放下电话是有意识的。人，不在了。如同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径直走，撞上一根电线杆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鼻子一酸…… 2016年2月记自书小传童年时就像雾里看花，我们只注意自己喜欢的一张小纸片，一朵小花，一串小珠子。而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不明真相，那么多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竟浑然不觉。并不是没有不顺心的事，然而那毕竟是些愉快的日子。据说，我出生的那天就非常热闹。母亲刚刚生下我，街上就鞭炮震天、锣鼓齐鸣。她十分诧异，问了人家才知道，这一天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日子——1950年2月14日。前些年的一天，我哥哥艾轩（小名圭圭）打电话给我，他用夸张的语气说：“想想吧，梅梅，多么可怕，所有小时候认识我的人，都记得我穿着一双小雨鞋！”我不禁大笑起来。的确，在所有那些业已发黄的、残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的这位哥哥都是微皱着眉头，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苦恼和忧郁。前胸总是别着一个别针，上面挂着一条擦鼻涕的手帕。相比之下我的面容倒还开朗，有时甚至算得上笑容可掬。我那祖传的大额头被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嘴角有两个小酒窝，眼角微微上斜，母亲说这个是“吊眼”。怪不得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我就要让我去学唱戏，说我“扮相好”。母亲断然拒绝了，不过她还是赞扬我，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这就是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给我定的调子，使我在家里多少有点优越感。而二哥艾轩出生时正值解放战争年代，那时在华北联大的父母不知为了什么，正在闹别扭，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送给了河北平山县的老百姓。那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好，还染上了蛔虫。解放后找回来时是一个细细脖子、大大肚子的惨相。进入六一幼儿园后，老师为消灭艾圭圭肚子里的蛔虫颇费周折。我曾经对一位作家开玩笑地说，我出生在中国作家协会，长在天津作家协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很美丽。我们住在里面一个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我家住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而我小时候对这些一无所知。在我眼里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她的手很柔软，握起来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她的时候，她用依然柔软的手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这真使我惊讶。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深深感动。当祖慧姐姐把照片给我找出来，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这是一张我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看到过的照片。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五岁之前的事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印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像我这么弱智。现在想来，那时家里的凉台似乎装了彩色玻璃。夏日的阳光透过枝叶茂密的树叶投射下来，满地斑斓，恰似一幅印象派的作品。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金发碧眼，带来很多甜美的葡萄。她拿着照相机为我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把它们纷纷放大。在那些放大的黑白照片中，我的头显得格外大，张着一双惶惑的大眼睛看着镜头。那时候我就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印象。于是那棕色的木器、外国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和丰满的紫色葡萄，构成了我童年印象中的一幅定格的彩色油画。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捷克的汉学家丹娜。也同样是三十年后，我才读到父亲艾青为这位亡友写的悼诗：“动乱不安的年代，友谊像阴天的芦苇，在风中哆嗦着，发出听不见的哀叹……”小时候，我们完全是玩疯了。我没有看见过一本书描写的小孩像我们玩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1955年，母亲与父亲离婚后，我们搬到北京东郊国棉三厂的宿舍。母亲遵循党的文艺路线，认为需要下厂体验生活，她选择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当我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时，我却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的一切。那里完全是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我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大自然的雨露清风陶冶了我的男孩子气。六岁时我们又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旧居。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我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孩子们读的书上都是王子、公主，最坏的不过是大灰狼。当淡紫色的藤萝花开放时，我常常坐在粗粗的藤萝枝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有关王子和公主、勇士和小红帽的小人书。当我年事稍长，回想起那个六岁的小姑娘在藤萝花下的种种幸福的幻想时，心里想到，要是一个人幼年时就会知道以后的事，要是她知道人生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还会那么悠闲自得地生活下去吗？后来哥哥们来了，他们起先十分着迷于《三国》《水浒》中的英雄和飞檐走壁的侠客，于是决心练就一身好武艺。我也毫不示弱地在院子里、在假山上和他们用竹竿、木棍对打起来，待到力不能支时便叫一句：“虎口震裂也！”拖着棍子逃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又都爱上了画画。母亲从东安市场买回来了一张桌子，这桌子明摆着设计有问题，四条腿都集中到一个圆墩子上，人一趴在上面整个桌子都轻轻摇晃。我和哥哥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开始的早期“绘画生涯”。和新桌子一起买来的还有一个玲珑剔透的小书架，下面几层可以放书，上面呢，布满了小格子和小抽屉，整个书架像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现在再也找不到做得那么精巧的家具了。小书架透着一种优裕的伤感，使人联想到它的鼎盛时期，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心爱之物。这讨人怜爱的小书架常常使我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辱没它的身份，总是放些高雅的东西进去。中国画的颜料用小酒盅装着，密密地排放在格子里，“大白云”“小红毛”的国画笔也纤纤巧巧地放在抽屉里面。妈妈给我们买来桌子和宣纸、笔、颜料，我成了勤奋的小画家。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我都一一临摹过。当时画画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从小我就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年年成绩都很好，年年都是优秀生。我和哥哥花了大量的时间画画，这件事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那些日渐发黄的照片中，有我俯身看哥哥画画的镜头，满脸钦慕之情。想必那时我俩已分出高下，他为主，我为辅。我的哥哥从那时起就酷爱上了画画，终于成了著名的画家。1962年当我们随着再婚后的母亲从天津回到北京时，我心里可高兴了。还记得在我们的课本里是这样描写北京的：“……一群鸽子在北海的上空翱翔，故宫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从工厂冒出的黑烟好像一朵朵水彩的大牡丹……”继父是个老红军，待我们像亲生子女一样。两家共有八个子女，过得其乐融融。一年之后我便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高、要求严格的学校。我一生都感激我中学的老师们，感激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给我们打下的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年月使我们受益匪浅。而也正是在以后的年月我才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整整一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年的！），我才刚满十六岁。我在十五岁入了团，但是对亲爱的少先队组织依然怀着孩子般的眷恋，舍不得摘下红领巾。也就是说，1966年时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共青团员。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参加了“破四旧”和红卫兵运动。曾经亲切教导我们的老师、主任、校长一下子都成了“黑帮”，这真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复杂难解。不久，我和同学们去“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当时我们还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孩子。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我对这些十分困惑，但是在那样的一种形势下，谁又能置身事外呢？反过来讲，即使是饱经沧桑、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人，不是也在这场风暴面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吗？1967年至1968年初在家“逍遥”的时候，我仔细地复习了功课，又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1968年6月，我从师大女附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我待了四年多（十八至二十二岁）。我们在荒凉的土地上种上了小杨树，盖房子、种麦子、收大豆，一年后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农活。后来我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在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最主要还是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当你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你，当怀疑、造谣、诽谤、歧视充斥，而所有这些都像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一样，我们这些在阳光下长大的孩子就像突然置身于黑黝黝的旷野，耳边是呼啸的寒风，谁也无法解救你……1972年，由于我在黑龙江兵团的处境和身体都很糟糕，妈妈不远千里跑到兵团，帮我把关系转到了他们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在那里我一边当工人上班，一边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功课复习。在兵团的四年中我已经觉得破灭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如果能给我一个机会上学那真是一种重生。1973年，我终于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三岁。我并未气馁，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少得可怜的一次机会了。我复习得很刻苦，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120分。我满怀着希望，希望哪一个学校能够高抬贵手。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不接收我。后来，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所以我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想根据特长和兴趣选专业在当时根本不可想象，在很多人的帮助下能上一所大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学什么专业我都要尽力。罗莎·卢森堡说过：一个人活着要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要加倍努力。感谢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培养了我们爱学习的好品质，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我总是尽可能地学习。1976年底，当我从江西大学毕业时已经二十六岁了。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