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冬莲 日期：2016-08-14 11:12:43
一部深刻反映农村社会变迁的纪实作品中国大转型时代农民命运的深入白描每一个走出农村、奋斗在城市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的家乡告白！ 一，话题性。为历史的无名者发声，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千百年来，农民几乎处于失声状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来都是籍籍无名。本书聚焦三农问题，深入剖析转型时期农村、农业和农民现状，涵盖了农村婚姻问题，住房问题，污染问题，民风问题等。 二，呼应国家发展和社会热点。中央连续多少年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问题的，习和李两位领导人也都在农村经营多年，对农村问题非常关注。农村能否实现现代化，关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留得住乡愁等问题。所以本书是对中央农村政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回应和思考。 三，以小见大，引起共鸣。本书虽然解剖的是满川田这只小麻雀，但反映的是整个农村的共性问题。比方化学农业的问题、农村光棍问题、土地抛荒问题、农民赌博问题、传统道德滑坡的问题等等。 四，名人推荐：温铁军，贺雪峰，吴重庆重量级大V推荐。温铁军是中国*为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人大教授；何贺雪峰也是非常知名的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无重庆是原开放时代总编，开发时代一向以敢于针砭时政、发表时论而知名。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
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作者以其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痛感于传统的农人正在远去，新时代的农民，却迷失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他们接过农业大旗，却草率敷衍；他们亦知传统的点滴消融却无力挽住狂澜；他们知道老路已被堵死，却又不知道去路怎么走……作者解剖了满川田这只“麻雀”，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作者简介：
汪冬莲，有近二十年中央媒体工作经验，曾在国土资源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网主办的内参《网络舆情》执行主编、副总编，人民网资讯部副主任,人民网所属子公司人民在线总编助理。足迹遍布东部、中部及西部十几个省区市，深入农村实地调研耕地保护和土地流转等问题。发表过大量优秀的新闻及评论作品，例如《阜阳，宅基地革命》、《这里没有空心村》、《珍视政府与网络民意的良性互动》、《官员上网：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等。
目录：
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1.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2.山沟里游动着节庆“鱼”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3.今日农民：或固守，或突围
4.进城走了十八年
5.出门打工VS在家做光棍
最后的农民:那些坚守土地的人们
1.家园的守望者
2.乡村医生的代际传承
3.退职职工的幸福晚年
4.代课教师的一家满川田的前世与今生
左手物质，右手精神
1.这里的黄山毛峰不一般
2.山沟里游动着节庆“鱼”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2.他们，搭上了城镇化建设的高速列车
3.今日农民：或固守，或突围
4.进城走了十八年
5.出门打工VS在家做光棍
最后的农民:那些坚守土地的人们
1.家园的守望者
2.乡村医生的代际传承
3.退职职工的幸福晚年
4.代课教师的一家
5.三代同堂的领养家庭
6.老支书的一生
7.奶奶嫁进山，孙子奔进城
8.精明女人好当家
9.超生人家
10.洪家小店
11.去打工还是当农民
12.老校长的黄昏恋
13.那些早慧的花儿
无人值守的房子
1.曾经人声鼎沸，如今空无一人
2.末代徽商的后人
3.一个家庭的上山进城之路
4.从无房可住到无人居住
5.两代人的“房事”
6.曾经的大家庭
7.山寨人家
回归的农业迷惘的事业
1.留守乡间，却无心向农
2.山林回归，村庄萎缩
3.萎靡的农人：堕落地享乐
4.农药：是“灵丹妙药”还是毒瘤？
5.沦丧的农业，无良的加工
6.生态农业：打破化学农业的迷局
传承与超越，一代人的使命
1.迷失的家园，引起了“出走者”的关注
2.回不去的故乡，记得住的“乡愁”
3.风俗的传承与遗失：时代前进的一体两面
4.城乡一体化发展：复兴之路上绕不过去的的环节
前言序言在加快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此书刻画了一个中部普通村庄的一群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有坚守、有奋进、有寂灭、有突围……弥散又聚合，飘荡又归根；不甘随波逐流但又无力掌控，历史性地翻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亿几乎从不发声的群体之中。本书作者跳脱出传统的叙事视角，为小人物发声，使得一个村庄的人物群像竟是数亿农民的缩影。该书流露出的底层视角和人文关怀，令我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不得不做反思，启发我们思考的，还是“我们从何处来、身在何处、往何处去”。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三农学者 作者以安徽歙县下属的满川田村为样本，撷取代表性的三四十户农家，采用解剖麻雀的方式，反映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脉络和生存现状。通过书中的文字，能够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对农村未来发展、农业生产现状的深切担忧。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即便像安徽黄山的农村，那么钟灵毓秀的一方水土，也因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而伤痕累累，徽文化的遗产同样存在着大量消失的隐忧。值得期盼的是，作者提出了农村目前存在的大量问题的解决之道，抛砖引玉，我们期待着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蒋亚平原中国国土资源报总编辑 每一个根在农村或关注农村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当下农村的巨变。我们平常看到的作品，多是对这个大转型时代的乡村的碎片化描述，本书作者却匠心独运，以饱蘸深情的细腻笔触，沉身打捞家乡皖南山区小村近四十年来的旧闻新事，通过解剖满川田村这只“小麻雀”，激起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多维思考。视角特别、身份特殊、亲情特色，使本书的乡村记录更具独特之处，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因此更添力道。作者所推崇的CSA模式，虽然未必会成为今后农业生产的主流模式，但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陈伟安徽日报农村版报社总编辑
一头进城，一头坚守
1.裂变中的农民工
说完满川田的特产和风俗，该说到汪满田村民了。
在刻画汪满田的人物谱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三四十年来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民工潮。因为汪满田及汪满田人的现在和未来，是这波大潮下的乡村缩影。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至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四十年中发生的巨变，超过以往五千年的变化。
就农村而言，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的转移，以及“文革”后恢复的农家子弟以升学和参军方式进入城市的这两股潮流，构成了近四十年城镇化的主要风景。在这支“农”转“非农”的队伍中，抛开通过升学参军途径融入城镇的不算，那些本身是农民身份而进城务工的人，也就是俗称的“打工仔”、“打工妹”，除了个别有资源有能力有运气，在城市里立住了脚，进而在城里置业把家人带入城市就业或求学的以外，2000年以前，绝大部分打工者都是两头在外（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根在村里（家安在农村，在村里还有承包地），像定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飞翔的“候鸟”。
时间前推三十年，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口粮自理。自此，农民被剥夺了近三十年的自由流动权得到恢复。
尽管国家早在1984年就放开了农民外出务工的限制，但却没有立马导致民工潮。从那时起直到九十年代初期，从全国范围来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极少数。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让此前吃饱饭都困难的农民有了饱饭吃，甚至有了一点余钱，“土性”十足的农民轻易不愿意离乡背井；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粮食凭粮油票供应的政策，也让以种地为生、手无粮油票的农民几乎无法外出谋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物质不断丰富，各类商品票证已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1992年，国家取消工业券，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全国取消粮票、油票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票证时代”正式终结。随着粮票、油票、布票等退出历史舞台，阻碍农民进城的最后一道藩篱消失了。
1992年以后，我国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就有四千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城市打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基层财政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无计可施的基层政府只能把负担转移到农民头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在一些税负重的地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年底一算账，却收不抵支（包括生产上的投入和税费支出），更多的农民不得不外出务工找钱（李昌平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对此有翔实记录）。从那时开始，两头在外的生存方式逐渐成了农民主要的生活形态。上亿的农民工，就像天上的候鸟，平时飞往祖国的四面八方，过年飞回自己的窝，回乡与家人团聚。每年一次的春运大战，就是亿万“候鸟”南渡北归回家时上演的人口大迁徙。
应时飞翔的“候鸟”在二十一世纪初又有了改变，新一代的农民工有着与上一辈的农民工完全不同的追求。如前所述，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两头在外的务工者，除个别情况外，基本的运行轨迹是，家庭壮劳力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挣出供子女上学、在农村盖房的费用，子女上完学或房子盖好后，打工者最终的心理预期是回归乡村，继续耕种承包地，直到六七十岁或更大的年龄，体力不支干不动了为止。这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传统农民工通常的打算和做法。他们即使长年在外务工，家里的地也不会撂荒，在适当的时候或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便回乡务农，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农活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把戏，即使二十来年没有耍过也不会生疏。打工只是为了阶段性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从来没有把城市当成最终的归宿，他们只是城市里的过客，这种意识从他们外出打工那一天起就树立了，根本不作他想。
2000年以后，新一代农民工进入打工者行列，情况发生了改变。
年轻一代农民工，尽管出身农村，却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未来预期。与父辈不同，新一代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不多甚至没有，成长的过程中即便不是娇生惯养，也是过着相当优越（非物质方面，指精神层面）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独立干过农活，一路读书，出了校门便进入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对于农活，他们不感兴趣，大多数也吃不了那种日晒雨淋的苦。比起上一辈，他们的吃苦精神差得多。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新一代的农民工都不可能再沿着上一辈农民工的生活轨迹行走。
据说在陕西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七零后”不愿种地，“八零后”不会种地，“九零后”不谈种地。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农耕生活的陌生与畏惧，决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再是城市的过客，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城里人一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