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辜鸿铭 、 王国维 日期：2016-09-05 19:07:23
民国大师第三辑”是“民国大师经典丛书”系列之一，通过收录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学者的作品，将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品再次展现给读者。“民国大师第三辑”主要以哲学读物为主，优选了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的作品，包括胡适、金克木、李叔同、辜鸿铭、王国维、朱光潜、梁启超和蔡元培等八位大师级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多年的历练，已经成为经典作品。为了增强本系列图书的精美度，本套丛书全部采用精装，可供读者收藏。《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精选了胡适极具代表性的二十八篇文章，涵盖了文学、历史、教育、哲学、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呈现了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的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认真做事,严肃做人”的处世风范。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新观念、新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评论，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文学、美学、哲学思想。书中提出的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理论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影响深远。《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谈美书简》
《谈美书简》是中国现代美学家朱光潜阐释中西美学思想精髓的心血之作。本书既有关于美学理论的论述，又有关于具体美学问题的探讨；既谈美学思想，又讲学习美学的方法，对研究美学、理解美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1902—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二十篇政论文章的合集。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激励人民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具有“自尊”“进步”“利群”“进取冒险”等积极奋发的精神，全面探讨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并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对国内知识界，特别是广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人的修养》
《中国人的修养》是蔡元培先生在公民道德修养教育方面的杰出作品，收录了他最为重要的道德思想教育代表作《华工学校讲义》和《中学修身教科书》，以及其他若干篇相关散论。本书原为普通学生所用的教科书，它完美结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念与现代公民德育理念，通过细小事件，理论结合实践，详细具体地阐述了培养公民道德修养的方法，是一部值得全体国人阅读的道德范本。
《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
《人生与读书》是“未名四老”之一、国学大师金克木关于文化、历史和读书方法的随笔集。金克木将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人生领悟融于文字，说文化、谈古今、讲方法，出经入史、直抒胸臆。
《一轮圆月耀天心》
《一轮圆月耀天心》李叔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僧俗两界皆享有很高声誉。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近代文化艺术之先河；皈依佛门后，精研律学，弘扬佛法，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传奇的一生为我国近代文化、艺术、教育、宗教领域里贡献了十三个第一，堪称卓越的文艺先驱。本书包含了弘一法师出家前后的杂记和他写给友人的书信，我们能从中了解到法师一路走来的心灵历程，感受到其丰富的人生阅历、纯粹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领略到一代大师的风采。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这是辜鸿铭所有著作中颇有影响，更加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他在书中着力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价值，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在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当时，其影响尤为特殊。此书一出，世界。
作者简介：
《容忍与自由》
胡适（1891—1962），徽州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取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义，笔名天风、藏晖等。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共拥有36个博士学位。
《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省海宁人。清末秀才，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专攻词曲戏剧，后又转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也是新史学的开山鼻祖。代表作品有《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古史新证》《曲录》等。
《谈美书简》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谈美》《谈美书《容忍与自由》
胡适（1891—1962），徽州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取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义，笔名天风、藏晖等。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共拥有36个博士学位。
《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省海宁人。清末秀才，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专攻词曲戏剧，后又转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王国维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也是新史学的开山鼻祖。代表作品有《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古史新证》《曲录》等。
《谈美书简》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中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谈美》《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西方美学史》等。
《新民说》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宣传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担任教授。他的文章视角独特，分析透彻。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人的修养》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伦理学家。浙江绍兴人。先后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民国时期现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其一生主张教育救国，认为唯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蔡元培先生为人宽厚温良，曾两度游学欧洲，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在国内大力提倡民主、自由与人权思想，致力于改良社会风气，且尤其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安徽寿县人。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学者。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主要作品有《梵语文学史》《文化猎疑》《蜗角古今谈》《文化的解说》等。
《一轮圆月耀天心》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别号漱筒；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曾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他是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中国话剧的奠基人、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1857—1928），原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学贯中西，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国学的中国第一人。代表作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牛津运动》等。
目录：
《容忍与自由》
《人间词话》
《谈美书简》
《新民说》
《中国人的修养》
《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
《一轮圆月耀天心》
《中国人的精神》
《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Lincoln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1923）会很热心地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地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地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人间词话》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注】
①“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稿为“不期工而自工”。
蝶恋花
〔宋〕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二、造境与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注】
①原稿上这段话的大多数字旁边都画了圈。
踏莎行
〔宋〕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注】
①原稿在“何者为物”后删去“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谈美书简》
二?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朋友们：
在我接到心向美学的朋友们来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美，“美的本质”是什么？
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实际上这些朋友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确实是丑吗？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法国人往往把“美”叫作“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nesaisquoi）。可不是吗？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理士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引起我先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老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和我打过一些交道。他去年写过一篇题为《美的定义及其解说》的近万言长文，承他不弃，来信要我提意见。他的问题在现在一般中青年美学研究工作者中有普遍意义，所以趁这次机会来公开作复。
请先读他的“美的定义”：
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那些事物的，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规定）为决定因素。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
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主观理想；既是内在好本质，又是外部形象特征；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既是一定人们感受，又是客观价值。定义把这一大堆抽象概念拼凑在一起，仿佛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统一起来了。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根据这样拼凑起来的楼阁，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欣赏和批评了吗？
“定义”之后还附了十三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解说清楚。作者始终一本正经，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他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听说搞过雕塑和绘画，但始终不谈一点亲身经验，不举一点艺术实践方面的例证。十九世纪法国帕尔纳斯派诗人为着要突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曾标榜所谓“不动情”（）。“定义”的规定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怕犯“人情味”的忌讳，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梆梆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不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
读到这个“美的定义”，我倒有“如逢故人”的感觉。这位故人仍是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故人。当前，党的工作重点实行了转移，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各条战线正在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文艺界面貌也焕然一新。但这一切在这位搜寻“美的定义”的老朋友身上仿佛都没有起一点作用，他还是那样坐井观天，纹风不动！
十三条“解说”之后又来了一个“附记”。作者在引了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工作不应当从定义出发的教导后，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然而”：“然而同时并不排除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从获得的结论中，归纳、概括、抽绎出定义。”是呀，你根据什么“实事”，求出什么“是”呢？你这是遵循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吗？
《新民说》
第十一节?论进步
西方有一本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西方人第一次航海到了中国，听说罗盘针这项科学技术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又听说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这项发明，于是在心中暗暗思考：这个发明传到西方不过几百年，已经被更改了无数次，效用也扩大了无数倍，那么在他的发明地中国已经经过了几千年，更应该变化成什么样子了呢？他航行到中国登上海岸之后，不急着做其他的事情，而是首先进入集市去购买一个罗盘针。这个西方人到集市上就问所谓最新式的罗盘针是什么样子的，结果竟然发现和历史读本上所记载的十二世纪时阿拉伯人传入西方的罗盘针没有一点的差异，这个人只好非常郁闷地回去了。这虽然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寓言，实际上却描写了中国群体发展严重停滞的情状，所说到的情况十分符合现实。
我以前读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非常喜欢，认为根据这本书可以全面了解维新变法之后的日本的社会状况。等到了北京见到日本大使矢野龙溪，偶然间谈论到这本书时，龙溪说：“想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维新之后的日本，无异于想要通过阅读《明史》来了解如今的中国时局。”我感到有些不高兴，问他详细的原因。龙溪说：“黄遵宪这本书是在日本明治十四年的时候写成的，我国自从维新变法以来，每十年间发生的进步，即使是之前一百年的进步也比不上。所以，这本二十年前的书，不是像明史那样的，又是像什么呢？”我当时还对他的言论有些疑惑。自从到日本游历以来，再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验证，才真正相信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元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到中国游历，回去之后就写了一本书，讲述中国的国情，和今天人们到中国的游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认为岂止是马可波罗的著作，像《史记》《汉书》这些两千年前的旧书籍中所记载的，和今天的中国情形相比，又能有什么差别呢？中国和日本同处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同为黄种人，却为什么一个进步一个停滞，差距如此悬殊呢？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古代是政治清明的治世，而近世则为风俗浇薄的末世，是末世将乱的时代，这些话和西方哲学家们所宣扬的进化论最为相反。虽然如此，这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现实状况确实如此。让我们试着看一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术蜂拥而起，百家争鸣，有的宣扬哲理，有的阐明技术，之后却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再看两汉时代，国家治理的艺术也是光辉灿烂。宰相主持中央事务，地方官管理一方百姓，之后也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其他类似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进化论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规律，就像是流水一定会往低处流，就像是被抛起的物体一定会朝着地心坠落。只要水流不受到他人的导引，只要物体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会发生反常的现象。那么我们中国违反进化论的自然规律，演变出这样凝滞不前的社会现象，一定有原因。找到其中的原因，让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就能够知道这种病症的表现，并找到解除这种病症的解药了。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保守性太强了。”确实是这样。虽然如此，但我们中国人的保守性为什么会如此之强呢？这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况且，英国人以善于保守闻名于天下，而其他国家的进步速度中却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英国的。有哪里能够见得保守一定会成为一个群体的祸害呢？我思考这个现象，我深入地思考这个现象，发现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出于天然的有两个，出于人为的有三个。
第一是强调大一统而导致缺乏竞争。竞争是进化之母，这一说法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定论。西方在希腊列国的时候，政治和学术都称得上是非常兴盛。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为很多个国家，于是造成了近世的局面，直到今天，这都是竞争的鲜明效果。列国并立，如果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他们所竞争的，不只是在于国家，也在于个人。不只是在于武力，更在于德智。所有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内并驾齐驱，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战斗，于是进化就沛然兴起，没有人能够阻挡了。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发明出新式的枪炮，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抛弃自己的旧枪炮来谋求创新，生怕落于人后。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在疆场上取得胜利。如果一个工厂发明出了新式机器，那么其他工厂也会抛弃自己的旧机器争相创新，生怕自己落于人后。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在市场上取得胜利。正因为崇尚竞争，所以他们不只是怕落于人后，更重要的是时刻想着强于别人。昨天乙比甲优秀，今天丙比乙优秀，明天甲又胜过丙。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刺激、相互嫉妒、相互学习，就像是赛马一样，就像是竞走一样，就像是赛船一样。有人横在自己的前面，那落在之后的人自然不敢不勉励自己进步；有在后面紧追不舍的人，领先的人自然不敢感到安全。这实在是进步的原动力产生的原因啊。中国只是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竞争的局面最长久，社会的进步也最明显，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自从秦代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之后，社会处于退化的状态，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难道有别的原因吗？都是因为竞争力缺乏造成的。
第二是因为周围都是落后民族导致缺乏文化交流。凡是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接触，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现象，而文明也会前进一步。远古时期希腊往外殖民，近代时期十字军东征，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说统一不一定是进步的障碍。假如对内能统一，对外能沟通交流，那么社会进步可能更为迅速。中国的周围都是一些小的文明不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文明程度没有一个不是跟我们差了很多等级的。中国一和他们相接触，就像是热水浇在了冰雪上一样，这些小国家节节败退。中国纵横四周，环顾内外，常常会感觉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概。中国刚开始的时候感到自信，之后就会自高自大，最后就会画地为牢。至于画地为牢，那么进步的道路就断绝了。不光是这样，周边的文明程度低的民族，常常用他们跃马扬鞭奔驰于草原的蛮力来破坏我们的文明。我们在反抗他们的过程中，自然更加急于要保护好我们所固有的文明，认为中原的文化典籍，华夏正统的皇室礼仪、典章制度，实在是我们炎黄子孙几千年来战胜其他野蛮民族的精神。既然认为外部没有可以效仿学习的东西，自然就会转身抱住本民族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来拼命摩挲把玩了。那么长此以往，我们中华民族要抱着这些古老的文明以终老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人的修养》
第一章 修己
第一节总论
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作者在此处加批注：“仅说到国家而止。”
]
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者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
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由是而行之于社会，则宜尽力于职分之所在，而于他人之生命若财产若名誉，皆护惜之，不可有所侵毁。行有余力，则又当博爱及众，而勉进公益，由是而行之于国家，则于法律之所定，命令之所布，皆当恪守而勿违。而有事之时，又当致身于国，公尔忘私，以尽国民之义务，是皆道德之教所范围，为吾人所不可不勉者也。
夫道德之方面，虽各各不同，而行之则在己。知之而不行，犹不知也；知其当行矣，而未有所以行此之素养，犹不能行也。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私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故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
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身不康强，虽有美意，无自而达也。康矣强矣，而不能启其知识，练其技能，则奚择于牛马；故又不可以不求知能。知识富矣，技能精矣，而不率之以德性，则适以长恶而遂非，故又不可以不养德性。是故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
第二节体育
凡德道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
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康健之身，无以行之。人之事父母也，服劳奉养，惟力是视，羸弱而不能供职，虽有孝思奚益？况其以疾病贻父母忧乎？其于国也亦然。国民之义务，莫大于兵役，非强有力者，应征而不及格，临阵而不能战，其何能忠？且非特忠孝也。一切道德，殆皆非羸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
且体育与智育之关系，尤为密切，西哲有言：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不我欺也。苟非狂易，未有学焉而不能知，习焉而不能熟者。其能否成立，视体魄如何耳。也尝有抱非常之才，且亦富于春秋，徒以体魄孱弱，力不逮志，奄然与凡庸伍者，甚至或盛年废学，或中道夭逝，尤可悲焉。
夫人之一身，本不容以自私，盖人未有能遗世而独立者。无父母则无我身，子女之天职，与生俱来。其他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亦各以其相对之地位，而各有应尽之本务。而吾身之康强与否，即关于本务之尽否。故人之一身，对于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皆有善自摄卫之责。使傲然曰：我身之不康强，我自受之，于人无与焉。斯则大谬不然者也。
人之幼也，卫生之道，宜受命于父兄。及十三四岁，则当躬自注意矣。请述其概：一曰节其饮食；二曰洁其体肤及衣服；三曰时其运动；四曰时其寝息；五曰快其精神。
少壮之人，所以损其身体者，率由于饮食之无节。虽当身体长育之时，饮食之量，本不能以老人为例，然过量之忌则一也。使于饱食以后，尚歆于旨味而恣食之，则其损于身体，所不待言。且既知饮食过量之为害，而一时为食欲所迫，不及自制，且致养成不能节欲之习惯，其害尤大，不可以不慎也。
少年每喜于闲暇之时，杂食果饵，以致减损其定时之餐饭，是亦一弊习。医家谓成人之胃病，率基于是，是乌可以不戒欤？
《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
何谓“文化危机”
《群言》编辑部以“文化危机及其出路”为题向我约稿。我对这个大题目没有发言权，一是由于无知，多年因衰老几乎足不出户，“闭关”何能谈世事？二是由于不懂，不明白文化指的是教育、知识、技能，还是文学、艺术，还是社会心理、风气，还是其他。也不明白怎么叫危机。1966年一声广播，战鼓齐鸣，全国学校一律停课，书刊差不多尽被扫除，有文化的人全搅进一股洪流，演种种角色。那时没有人说是文化危机。后来“复课闹革命”，得一个“闹”字，“师道尊严”大受批判，仿佛文化更加高涨、深入。再以后，都说是“浩劫”过去，文化勃兴，学校增加，书刊繁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怎么好说是危机呢？若指文盲增加，教育经费短缺，报刊常见错字病句，那也不自今日始。至于“刘蕡下第”、“雍齿且侯”、茅屋秋风、箪食陋巷，那更是多年痼疾，“没什么了不起”，大厦不会由此倒塌。如果危机指的是危在将来，那就只好先救燃眉之急，顾不得后代。“儿孙自有儿孙福。”文化究竟不是生活第一需要，有十年“破”文化的历史足可证明。既然不明白危机，自然也就说不上出路。因此我想，文化危机，不论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必须老百姓和领导人都感觉到危险，那就不用愁没有出路。若是知识缺乏，无妨赚钱；文化降低，地球仍转；教育贫困，不伤纱帽；那么，若干知识分子痛哭流涕长太息又有何用？打不动人心就引不起行动。唠叨多了，结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当前文化情况，我虽无知，也略有所闻。仿佛是旧“纲常”已去，新“名教”未除。“立”字传统已亡，“破”字传统仍在。治文似治武，建设如作战。惯于“亡羊补牢”，不信“曲突徙薪”。看起来，文化核心在思想。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或超现代化，而思想是古老的，只信直接经验和实用，要求“立竿见影”。这好比以成汤、周武的思维软件装入电脑，以刻竹简方式打字，越着急越慢。外国的新旧思维套不进我们的头脑，“合资”不易。而且恐怕还有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外国人同样在伤脑筋。有日本人和欧洲人谈话，要拯救人类。看来历史需要重温，不能回避。两次世界大战中强者失败的结果，使中央突破和歼灭战思想要让位于费边战略。如果不出现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思维，文化矛盾怕难以解决。但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正在出现，危机也未必不是转机吧？
文化问题断想
一
有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另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还会这样。有个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中国人说的好，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师”，既可以是照样效法，也可以是引为鉴戒。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后果。我们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以后不会再有；但是可以断言，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史有前例”了。历史可能重复，但不会照样，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总会改变花样的。怎么改变？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但无人能打保票。
二
历史上，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进来，一次是西方欧美文化进来。回想一下，两次有一点相同，都经过中间站才大大发挥作用。佛教进来，主要通过古时所谓西域，即从今天的新疆到中亚。西域有不少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和文化。传到中原的佛教，是先经过他们转手的。东南也有从海路传来的，却不及西北来的影响大，那里没有会加工的转口站。青藏地区似乎直接吸收，但实际上是中印交互影响，源远流长。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为一体，那里的佛教和中原不同。蒙古族是从藏族学的佛教，也转了手。欧美文化进来也有类似情况。明中叶到清初，耶稣会教士东来并在朝廷中有地位，但是文化影响不能开展。后来帝国主义大炮打了进来，人和商品涌入，但文化还不像鸦片，打不开局面。西洋人在中国出的书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所谓西方文化是经过东方维新后的日本这个转口站涌进来的。哲学、文学，直接从欧洲吸收而且有大影响的，是经过严复和林纾的手。两个翻译都修改原著，林纾还不懂外文。此外许多文化进口货是经过日本加工的。梁启超在日本办杂志。孙中山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章太炎在日本讲学。鲁迅、郭沫若在日本学医、学文学。从欧美直接来的文化总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力量大。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校虽然势力不小，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响，好像总敌不过不那么地道的日本加工的制品，只浮在上层。全盘西化，完全照搬，总是不如经过转口加工的来得顺利。好比电压不同，中间总得有个变压器。要不然，接受不了，或则少而慢，反复大。
三
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不但要求变压，还有强烈的选择性。二道手的不地道的佛教传播很广。本来没有什么特殊了不起的阿弥陀佛，只是众佛之一，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声竟在创教的释迦牟尼佛之上。观世音菩萨也是到中国化为女性才大显神通。玄奘千辛万苦到印度取来真经，在皇帝护法之下，亲自翻译讲解。无奈地道的药材苦口，传一代就断了。连讲义都流落日本，到清末才找了回来。玄奘自己进了《西游记》变为“唐僧”，成了吸引妖精和念紧箍咒的道具，面目全非。对西方文化同样有选择。也许兼容并包，但很快就重点突出，有幸有不幸。就艺术说，越地道越像阳春白雪，甚至孤芳自赏，地位崇高而影响不大。反而次品有时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流行的第一部现代欧洲小说是林纾改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一演再演的欧洲戏剧是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王尔德），都不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变了样。我们中国从秦汉总结春秋战国文化以后，自有发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中国菜是层层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最讲火候。吃的原料范围之广，无以复加，但是蜗牛和蚯蚓恐怕不会成为中国名菜。至少在文化上我们是从来不爱一口整吞下去的。欧美哲学也同古时印度哲学命运相仿。人家自己最为欣赏的，我们除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于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是受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以，文化的事不可不注意，又不可着急。流行的不都是劣货、次品，直接来不经转口的上等货有的也会畅销，因此大可不必担忧，更无须生气。
《一轮圆月耀天心》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在晚年的时候，他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二十岁，而我父亲已近六十八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与母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二十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
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十三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的。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社宣读的论文
首先，请允许我来说明一下今天下午所要探讨的内容。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对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去泛泛而谈。之前，已经有很多对中国人特征的描述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虽然对中国人的特征有过很多描述或是列举，可至今尚未勾勒出一幅中国人内在本质的清晰图像。此外，若论及中国人性格或特征时，我们很难加以概括。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不同于南方人，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一样。
我说的“中国人的精神”，是指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心灵、性情、感情综合体，它赋予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性，尤其是对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而言。或许我们所议之题，最恰当的表述为“中国式的人性”，或者通俗一点——称为“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怎样才算真正的中国人呢？我确信大家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妙趣横生的话题，尤其是在当今的情况下。环顾当今的中国，我们似乎会发觉，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在真正的中国人于世界上全部消失之前，我提议对他们做最后一次的认真审视，看看我们是否能从他们身上发现某些鲜活、独特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有别于中国现在的新型人性。
我认为，传统的中国式人性最能打动人心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内心没有野蛮、凶恶或者残暴。借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比如，一个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与欧洲社会同样阶层的人相比，他身上少了几分兽性，也就是动物性，德国人称之为Rohheit（动物野性）。我相信各位会赞同我的观点。事实上，以我之见，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式的人性”给人的印象，那就是英语中的“gentle”这个词，即“温良”之意。我所说的“温良”并非天性温柔，或者软弱顺从之意。已故的麦高文（D.J.Macgowan）博士说：“中国人的温顺，跟被阉割了的、伤心欲绝的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所说的“温良”，是指不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粗野鄙俗或者暴戾恣睢，也没有任何使人不快的地方。可以说，真正的中国式人性有一种从容、冷静、练达之气，就像你偶然找到一块锻造精良的金属。如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身体上或道德上存在缺陷，即使无法挽回，也至少会被他温良的性格所弥补。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并不粗劣；真正的中国人可能长相丑陋，但丑陋并不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庸俗，但庸俗并不黩武，也不喧闹；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并不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并不恶毒。实际上，我想说明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有缺陷或污点，也不会令人厌恶。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很少叫人反感，即使那些守旧派，甚至底层人也是如此。
我认为，中国式的人性给人以温良的印象，甚至温顺到无以言表的程度。当对这种品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它是两种品性结合的产物，即同情心和智慧。我曾把中国式的人性比喻成被驯化了的动物。那么，驯化的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在驯化的动物身上有人类特有的痕迹。话说回来，这种把动物和人区别开来的特质是什么呢？这就是智慧。但是，被驯化动物的智慧并非是一种思考的结晶。它不是经过推理而得来的智慧，它又不像狐狸的智慧源于一种本能——这种狡猾的智慧可以知道哪里能吃到小鸡。狐狸身上这种出于本能的智力是所有动物都具备的，甚至包括野生动物。然而，在被驯化的动物身上具有类似人类智慧的东西，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智力是迥然不同的。被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源于爱和依恋的情感。一匹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并不是它学过英语语法或天生就能听懂英语，而是因为它对主人充满爱和依恋。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类智慧。被驯化的动物之所以不同于野生动物，其原因就在于前者拥有了这种人类的品质。同样，我认为，正因为怀有同情心和真正的人类智慧，才使中国式的人性，即真正的中国人，具有了难以言说的温顺。
以前，我在某处读过一篇外国人的文章，他曾旅居中日两国。他写道，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待的时间越长，就会越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会越喜欢中国人。他对日本人所言之事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同意他对中国人所做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时间越长，对中国人的好感便会与日俱增，这种喜好你可以称之为——“喜欢”。在中国人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有时不讲文明、举止粗俗，心灵和性格上也有很多缺点，他们依然比其他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喜爱。这种无法形容的东西，我们把它定义为“温良”，在外国人心目中，即便它没有完全弥补中国人身体上和道德上的缺陷，至少也减轻和削弱了排斥之感。正如我试图向你们展现的那样，这种温良便是我所说的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此处所言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又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产生于同情的力量。对于中国人之所以会具有这种同情力量的原因，在这里，我斗胆提出一种解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假设——中国人具有这种力量，一种强烈的同情心的原因是，他们完全或者几乎完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就是一种精神生活——并非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说的源于神经系统的激情，而是出于真挚情感和友爱之情的感情，它来自于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或者灵魂深处。甚至，我在这里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充满情感的或者友爱之情的生活，一种纯灵魂式的生活，以至于他有时可能会忘记了应该做的事，甚至也忽视了人的意识也需要物质的支持这一事实。这就彻底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肮脏的环境、物质的匮乏和粗俗的举止都漠不关心了。当然，这与本文主题并不相关。
我认为，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充满了感情和友爱的生活。请允许我在这里为大家举两个例子来验证我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解释。
以下便是我的第一个例子。可能你们当中有人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位挚友，他就是我的同僚梁敦彦先生——他曾在北京做过外务部尚书。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他渴望成为清廷大员，努力得到顶戴花翎。但是他欣然接受这个任命，不是因为他在意顶戴花翎，也不是因为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在武昌时，我们所有人都穷困潦倒——而是因为他想取悦自己的母亲，通过职位的晋升让远在广州的母亲心情愉悦。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是过着一种充满情感或友爱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