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匡迪 日期：2018-11-10 14:11:49
“八一三”日军侵占淞沪，父母亲携着2岁的姐姐以及腹中临产的我，匆匆逃离上海，随着难民潮艰难地向西南撤离。由于旅途颠簸劳顿，我于1937年底(12月11日)提早出生于浙赣交界处松岭的一座古庙中，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没处去找农村的接生婆，只能由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我接生。当时，年轻父母既为家中新生的儿子高兴，又感忿于国家积贫、积弱，日寇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致使老百姓处于如此浩劫之中，遂将我取名为“抗敌”，以铭记国恨家仇，寄望于子辈“男儿当自强，抗敌保家乡”。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4年我在昆明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老师对我说：“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抗战胜利在即，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随即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匡迪”，寓意“匡扶正义，迪吉平安”，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呈给父母亲看，他们都说改得好，就改用此名至今。说了一段与学术生涯毫不相干的开场白，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任何学术论文的作者都要署名，以示对论述及数据、结论负责，因此交待一下名字的来历，并非离题太远；二是我对祖国的热爱与赤子之心，始于童提启蒙学写名字之时，现在虽已过“天命”之年，每当提笔签名时，仍不敢忘双亲的期望与老师的教诲。
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亦算是经历丰富的一代。曾亲历过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目睹了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参加过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行列，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热情欢呼；更难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唱着“共青团员之歌”争相报名参加“军干校”的高昂民族精神；当然也受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拔白旗、反右等政治运动折腾。直到“文革”时，少数人如我，被作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一下子变为运动的“对象”，多数人则为没完没了的派性斗争感到迷惑，或因“亲朋好友”成为运动对象而退为观望(时称“逍遥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我们恰值中年，挑起了教学、科研承前启后的担子，重新沐浴着科学春天的阳光。少数幸运者如我更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幸出国进修、出国工作、出国讲学，使科研方法、学术水平有了极快的提高。
我之所以能做一点学术工作，其基础始于良好的教育。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教育十分重视，回想起来，读过的小学(联大附小、杭州天长小学)、中学(杭州市立中学、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都是当地zui好的中、小学。除了师资一流、学风严谨，学校还有过许多名师(如杭高有过鲁迅、陈望道、陈建功、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崔东伯等)，亦出过不少名人。学校弘扬的是奋发、求实、俭朴的治学精神。1954年我报考北京钢铁学院，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其实并不知钢铁冶炼为何物，单凭着为祖国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跨进了“钢铁摇篮”(首届校友赠礼刻成大理石碑，嵌在主楼大厅壁上)。五年(1954—1959)大学生活，尽管经历了肃反(1955年)、反右(1957年)、大炼钢铁(1958年)，但整个教学过程还是完整和严谨的，特别是1954—1957年，教学秩序十分正常，肃反和反右仅利用了暑假2～3周，到1958年大炼钢铁时，由于我们是diyi届四年制改五年制(1957年改)，课程已基本上完，只占用了部分专业工艺课的教学时间。经过以后的工作检验，特别是80年代初去英国帝国工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和在瑞典皇家工学院任客座教授时，深感到自己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基础，不仅不比这些世界名校差，有些方面，如普通基础课(特别是数学、力学、热力学等)，由于做过很多题目、作业，学得比他们更扎实。我至今难忘卢兴阶老师讲高等数学时，在180人的阶梯教室中，他居然能从某个学生的游离目光中发现他未跟上教学进度，从而风趣委婉地重述要点，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真是令人敬仰；我亦清晰地记得，力学老师王显祖遒劲的板书和不用尺画的力的分解图(不但线条直，连角度都很准)，特别是他言简语赅的讲课风格，使学生不用赶着记笔记，而是在等着他的下一句话，课后再看课堂笔记，则是一篇精练的文章；物理化学是一门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贻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例证与推演详实，而且每节课讲完，留下5～10分钟进行小结，有时他还让一位同学先小结一下，其他同学做补充，zui后由他点评。我在“文革”后期(1974—1976年)，因夫妻分居两地，住在集体宿舍，晚上闲时甚多，当拿出大学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笔记复习时，惊喜地发现，一学期中高老师曾三次叫我起来小结，而是日晚我都在笔记本上专门作了回忆记录和老师的点评，可见高老师的教学在我心目中激起多大的回响和共鸣。
钢院教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注重实践。当时学校除了严格的课堂教学外，非常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一年级时，每周半天金工实习，车、钳、、铣等各种床子都独立操作过。铸造更要从制泥芯、砂型、配箱，一直到化铁炉熔炼铁水和抬包浇注都要学生独立完成。专业方面的实习更加系统，二年级暑假的认识实习，要对从“原料—烧结—焦化—高炉—平炉—铸锭—开坯—初轧—精轧”的整个生产流程，到煤气厂、电厂、水厂，火车车辆调度场等辅助系统，都一一进行实地观察和记录主要参数。当时的青年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人人都以“将来当总工程师时需要”为由拼命地问和记，结果实习结束后，工厂保密科把大家的笔记本都收了起来，说是其中涉及国家重大机密，不能留给学生自己。三年级生产实习是分专业进行的，我们冶金系是炉前工实习，从zui粗重的渣坑清理、平台清扫、撬炉门、堵出钢孔，一直到炉前吹氧、取样、测温、扒渣、合金计算、补炉等都要学会操作。当时，炼钢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很低，尤其是电炉，除了主要金属料由料篮从炉顶加入外，其余各种辅料(石灰、萤石、矿石)，以及铁合金都要从炉门外3～4米处用铁锹扔入。每当炼不锈钢时，烤红的1～2吨微碳铬铁要从炉门扔进去，这可是一个考验操作工体力、技巧的“绝活”。看到炼钢工们龙腾虎跃的优美动作，使我们羡慕不已。由于当时铬铁是进口的，价格很贵(每一锹都超过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所以我们是没有资格去扔的。为此，实习返校后，我们在学校宿舍外树了一个木制的“炉门框”，并从基建处要来两小车石块，炉门框两边4米外，一边站一人，开始了“扔锹练习”，有的同学还学着工人师傅的各种“花式动作”，引得旁观者叫好、嬉笑。今天看来，当时的大学生似乎傻得可笑，或问为何不搞技术革新采用机械化投料?殊不知那是一个“劳动神圣”、“知识分子必须通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方能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时代。四年级是炉长实习，除了跟班劳动外，主要是学习炉长如何全面掌握及判断炉况，指挥一炉钢的冶炼全过程，这里主要是如何和炉长交朋友，不然的话他会讨厌你老跟着他。同学们纷纷进行家访、谈心、拜师。那时的人都很真诚、率直，当工人师傅知道我们是决心学好本领、献身钢铁事业时，大家就掏心掏肺地结成对子，手把手地教起我们来。那一个月的时间真叫人终生难忘，我们这群只会纸上炼钢的大学生，在离厂前居然“独立自主”地炼出了两炉优质合金钢。那种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在以后的岁月中极少出现，因为那是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才学到的啊!五年级是毕业实习，做工厂设计的同学到工厂设计科或钢铁设计院，做科研论文的则到工厂的研究所或车间技术组，分别收集论文所需材料并进行现场试验或测试，两个月后，回校完成图纸或论文工作。我是带着深深的怀念和美好的感情来回忆20世纪50年代大学时所受的教育的，诚然，岁月更替，科技飞速发展，现在的钢铁冶金已经完全机械化，并部分实现了信息化。在有的人看来，这些陈年旧事不值一提，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我亦时时警觉自己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决不可固步自封，沉溺于传统的思维定式之中，但我还是认为实践环节教育zui根本的教益，并非在学习操作(终究会用机械化、自动化代替)，而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怎样治学。我当然不主张今天学冶金的大学生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学习现在已不需要的手工操作技艺，但我仍坚持我的研究生必须到现场去实习，不仅在炉前操作室摁按钮，而且要走出控制室到现场去感受生产过程，那里还有许多在电脑屏幕上、各种传感器显示不出来的东西。因为所有控制系统都是滞后响应的，即发现某参数偏离控制范围时，才做出调整，它们至今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预警判断，更何况探头(传感器)也有失误的时候。1984年5月我在瑞典Scan?Lancer公司工作时，曾在英国BSC的Recomby厂为北海油田生产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其硫含量应低于10ppm(≤0。001％)，采用喷射冶金过程处理。按合同规定，出钢温度应≥1650℃，但其中有一炉出钢时，我通过炼钢镜(国内带去)判断温度只有1600℃左右，甚至更低，于是提出停止钢包喷吹处理，否则可能冻包。英方炼钢分厂厂长察看了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后，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并要按原计划进行喷吹，我则坚持这一炉不列入“试验供货”计划，他决心和我开个玩笑，在炉前记录上写下“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并要我在下面签字，我毫不犹豫地签了，结果果然有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一次较大的事故。自此以后，每试验炉号出钢时，他们总要我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如何，大学生生活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但作为对我专业培养影响zui大的，我看就是基础课扎实和崇尚实践精神的养成。这方面除了教学计划安排以外，老师的言传身教亦是榜样和鞭策。朱觉教授当时是留美归国的名教授，但仍以近60岁的高龄带我们下厂实习，特别是他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孜孜以求的实干精神，成为我国电渣精炼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关玉龙教授当年风华正茂、才气横溢，听他讲课确实是一种享受，尽管他当时体力不如我们年轻的大学生，但他对炉前工艺的判断和感觉，使他在学生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从1959年大学毕业，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所从事的是专业教学工作，从带试验、带实习开始，一直到主讲专业课，指导毕业论文。教学工作对我思维逻辑性、表达条理化，以及不断查阅文献资料的习惯大有裨益。期间，亦参加过国家组织的航空用不锈钢管、军用轴承钢质量提高，以及薄壁氧气瓶钢的研制与生产，前两项还得了国家奖。但当时是三结合的联合攻关组(军队、工厂、院校)，人人皆不署名，发表的文章亦自然是以攻关组名义，故不能收入论文集。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1978年，我和同事倪德麟在冶金部钢铁司的主持下，举办了为期一月的“超高功率电炉与炉外精炼”高级研修班。参加者都为各特钢厂的技术骨干，在这个研修班上所总结、介绍的是国外主要特钢厂采用这两项zui新技术的情况，并编译了一百多篇国外文献的阅读材料，使当时久闭国门的钢厂技术人员耳目一新，约有一半参加者后来成为工厂的总工、技术副厂长及厂长。稍后，我又应上海金属学会之邀，在上海科技会堂举办钢铁冶金过程的物理化学系列讲座，每周半天。斯时，国外已有钢铁冶金过程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以适应计算机过程控制的建模需要，而“文革”前、“文革”中我国高校冶金教材中基础理论与工艺技术严重脱节，理论只能用来解释工艺的缘由而不能定量、定时的指导工艺。这一个系列讲座是以国外的理论模型成果为例，分析了整个冶金过程各种反应的热力?book_contents=新几何模型与SELF?SReM模型的关系
eva luationofComponentActivitiesinC?Mn?Fe?SiwithModelSELF?SReM4
高温拉曼光谱技术及其在硅酸盐中的应用
熔渣键结构模型初探
SELF?SReM4模型的新发展及其在C?Mn?Fe?Si四元系中的应用
不锈钢母液铁浴熔融还原过程中的铬回收率及母液的氧化脱磷
CaO?SiO2熔渣键合结构的分子动力学研究
ASub?regularSolutionModelforMnO?SiO2?Al2O3?CaOMoltenSlagandItsApplications
In?SituCompositeConductorofHighStrengthAnisotropyofElectricConductivityinSingleystal
钢包精炼渣成分的zui优化
高阶亚正规溶液模型及其在MnO?SiO2?Al2O3?CaO炉渣中组元活度的计算
Mn?Si?CSat合金熔体活度的计算
SELF?SReM4模型在C?Cr?Fe?P四元系组元活度解析中的应用
铁基合金组元活度的计算
氮气加压熔炼高氮钢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15吨铁浴熔融还原工业性试验
金属中氧化物及氮化物分量的测定
含碳团块铁浴二步法熔融还原冶炼碳素铬铁和不锈钢母液
SomeAdvancesontheTheoreticalResearchofSlag
TheKineticsofReductionofMnOinMoltenSlagwithCarbonSaturatedLiquidIron
C?Fe?X(X=Mn,Si,Cr,Ni)熔体中组元活度的解析
碳饱和铁液还原渣中MnO的动力学
TheEquilibriumofNitrogenbetweenGasandSlagorSlagandMetal
渣钢持续接触时脱硫反应的动力学研究
氮在CaO?SiO2?Al2O3渣中的热力学研究
含碳锰矿团块及铬矿团块还原过程的检测和研究方法
含碳铬矿团块和锰矿团块还原过程的催化
AKineticStudyonNitrogenPick?upofCaO?SiO2?Al2O3SystemfromFurnaceAtmosphere
ADiscussiononBasicityofCaO?Si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