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向远 日期：2014-08-13 23:06:59
《坐而论道》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该书所选的36篇文章，全都是作者从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近五六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关于比较文学的理论方面的文章，共计16篇；第二组是关于翻译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也包括几篇有一定翻译实践体验和理论体悟的序跋文，共计20篇。编成一个集子，除了便于收藏之外，还是为了体现这些文章之间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使其成为在内容、论题、论法上有一定关联性的专题论文集，体现了作者在若干年月中思考与写作的一个连续性过程，表现出“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领域专门著作的品格，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山东人，文学博士，著作家、翻译家。
1996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2001年起，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导师，兼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东方文学与日本文学、文艺理论与美学、中日关系等。
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400万字，2007年版）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3种（含合著5种），发表论文200余篇。著作（非重复字数）共计500余万字。
译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二卷四册）、《审美日本系列》（四种）、《日本古典诗学汇译》（二卷）及井原西鹤、夏目漱石等日本古今名家名作。译作（非重复字数）约300万字。
目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的十五个关键词
上编比较文学论
“国人之学”即是“国学”
涉外研究是外传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东方学“实”至而“名”未归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比较文学学术谱系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诗学”的特性
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中国
应该在比较文学中提倡“比较语义学”方法
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宏观比较及其方法论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1
自序：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的十五个关键词
上编比较文学论
“国人之学”即是“国学”
涉外研究是外传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东方学“实”至而“名”未归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比较文学学术谱系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中国比较文学“跨文化诗学”的特性
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到中国
应该在比较文学中提倡“比较语义学”方法
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宏观比较及其方法论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
基础课教学内容的更新
打通与封顶：比较文学课程的独特性质与功能
“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范畴析论
我如何写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
——兼论学术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韩文版序
《比较文学系谱学》韩文版序
下编翻译文学论
翻译文学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
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
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
——一门课程的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
翻译文学史的类型与写法
一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特点
“五四”前后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我国的波斯文学翻译应该受到高度评价
——在纪念波斯诗人莫拉维诞辰800周年
学术研讨会的致辞
近百年来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
什么人、凭什么进入《中国翻译词典》?
——《中国翻译词典》指疵
东方古典文学翻译及相关问题
诗性文本与理论文本之间
——日本古典文论的文本间性与翻译方法
译介学与翻译文学界的“震天”者——谢天振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
——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审美日本系列》(四卷)翻译感言
《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近代卷)译者总后记
夏目漱石《文学论》译者后记
大西克礼美学三部曲《物哀?幽玄?寂》译者后记
翻译的快感
后记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起步发展，到现在为止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已经有了丰厚的知识产出和思想建树。它的异军突起，是当代中国一道引人瞩目的学术文化景观，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鲜明印证，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已经表明，要在人文研究及文学研究中建立世界观念和视野，要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要把外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化立场上加以审视和阐发，要连接中外文学，要打通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壁垒，要把细致微观的实证研究与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相结合，那必然会走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这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比较文学”是学术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世界文学”则是学科资源与研究视野。它在贯中外、跨文化、通古今、越科界的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上的优势，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最有时代性、最有包容性、最有创新性的高端学科之一。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不仅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量的新知识，而且逐步建立了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理论普适性的学科理论系统，逐步完善了比较诗学、中西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分支学科，在学术成果的质与量上已居世界各国之首，还全面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从而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当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和中心，代表着世界比较文学兼收并蓄、超越学派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收在这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作者，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是继季羡林、乐黛云等老一辈学者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这些作者固然只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一部分，却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现年多在四十五至六十五岁之间，从学术年龄上说大体属于中壮年，都是各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术带头人，大都在1980年代后走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道，1990年代后崭露头角或脱颖而出，进入20世纪后的十几年里，更成为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幸拥有了可以安心治学的环境，赶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既抬头看世界，又埋头务笔耕，既坚持学术的严谨，也保持思想的活跃，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优势和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取得了与时代要求相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学术履历的证明，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份奉献，更成为新时代“国人之学”即“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二十卷，选题上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理论为主，以讲述和示范学术方法为要，涉及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基本理论、比较诗学、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及中西文学关系、世界文学总体研究等方面。各卷均按一定的范围和主题，将作者有原创性、有特色的成果收编起来，将大学讲堂搬到书本上来，以读者为听众，以写代“讲”，以言代“堂”，深入浅出，以雅化俗，汇集中国比较文学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以使五指成拳、十指合掌，形成大型丛书的规模效应，得以占书架之一角，入读者之法眼，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而且，不同作者及著作之间也可以相互显彰、相互映照、相互补充，读者也可以在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在参读和比照中领略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得窥比较文学殿堂之门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资助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编者和作者深表谢意！
愿“讲堂”满座，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事业更加繁荣！
王向远
2014年4月20日
自序：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的十五个关键词
此次编辑《坐而论道——王向远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论文集，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加以回顾和整理。在二十多年来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领域中，我写了关于学科史、学科理论、个案研究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要以简短的文字加以梳理与说明，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较为便捷的办法就是找出相关的关键词，并以此为中心加以概括。对于学术理论研究而言，关键词，即重要的概念和范畴既是研究的核心词，也是基本的落脚点或归结点。归根到底，理论的创新是思想的创新，思想的创新是表达方式的创新，表达方式的创新是语言的创新，语言的创新的标志是概念范畴的创新与更新。这么说来，还是从“关键词”入手，较得要领。
我的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十五个(组)关键词：一、东方学；二、东方比较文学；三、宏观比较文学；四、比较语义学；五、系谱学方法；六、传播研究法?影响分析法；七、平行贯通法；八、超文学研究；九、涉外文学；十、民族文学?国民文学；十一、跨文学诗学；十二、译文学；十三、迻译、释译、创译；十四、异化?归化?溶化；十五、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
一、东方学
“东方学”这个概念，自然不是我创制的，但近几年来，我对它做了正本清源的厘定与廓清，并把“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加以提倡。
自从萨义德的名著Orientalism被照字面被迻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以来，造成了“东方学”概念在中国的歧义和混乱。一些人误认为“东方学”是西方歪曲贬低东方的渊薮，殊不知真正的“东方学”是一门有数百年历史的源远流长的学问，在当今欧美各国和日本、韩国等，都相当发达。我们中国也有“东方学”。实际上，萨义德的那本书讲的不是作为学问或学科的“东方学”，也不是原始意义上的主张东方、宣扬东方的“东方主义”，而是分析批判了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或“东方观”，因而译为“东方观”似更合适。由此，我主张廓清“东方学”与“东方观”、“东方观念”、“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还原“东方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意义与价值。
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学问，按空间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国学”(狭义的)，第二是“西方学”，第三是“东方学”。“东方学”是研究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学问，在当代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学术积累，但却一直处在“有实无名”的状态。当务之急，是以“东方学”这一学科概念，将我国学界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东方各国问题的研究，以及东方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如东方文学、东方哲学、东方史学等统合起来，使各分支学科突破既定学科的视阈限制，以便打造得以与世界东方学接轨的更宽阔的学问空间和学科平台，使中国的“东方学”与“西方学”、“国学”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而不是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的学科体系。为此，我设计并主持了两次关于“东方学”及“东方文学”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并在撰写《中国“东方学”》的专门著作，力争在将来成立“中国东方学学会”的学术组织，以推动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繁荣。
二、东方比较文学
“东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也不是我创制的，但我较早把它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的概念来使用它，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看待。
所谓“东方比较文学”，主要是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东方(亚洲北非)其他文学为比较对象的文学研究，也包括东方各国文学的区域性、总体的比较研究，即“东方文学”的研究。
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80—2000》、《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丛书?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等书中，都把相关的研究成果集合在使用“东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之下，做出评述与研究。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各卷中，将中国比较文学分为五个分支学科，即，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术史；二、比较诗学；三、东方比较文学；四、中西比较文学；五、翻译文学；从而把“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五个分支学科之一。
我在《比较文学系谱学》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在近百年来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从东西方世界二分的角度看，一个是“中西比较文学”，一个是“东方比较文学”。“东方比较文学”是1980年代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由于历史上东方各国文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事实联系与交流关系，“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比起“中西比较文学”来，研究资源更为丰富，更加侧重于文学交流史、关系史的研究，更加注重文献学的实证研究的方法的运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形成较晚，对“中西比较文学”范式起到了一种补充乃至纠偏的作用。鉴于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流行“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把“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与“中西比较文学”相对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将有助于建立真正全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三、宏观比较文学
“宏观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我是创制的。在《宏观比较文学演讲录》中作为全书的关键词。该书认为，在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及学科史上，虽然并没有人明确区分“微观比较文学”与“宏观比较文学”并提出“宏观比较文学”这一概念，但早在19世纪，欧洲一些学者就已经触及到了宏观比较文学的问题，并论述了它的独特作用与方法。例如，德国浪漫派诗人、理论家与文学史家弗?施莱格尔的“整体描述”方法，斯达尔夫人的所谓“集体性的比较”方法，都与“宏观比较文学”的方法相一致。
我认为，所谓“宏观比较文学”，其实质是“世界文学宏观比较论”，它是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小单位、以全球文学为广阔平台和背景的比较研究，它以“平行比较”的方法总结、概括各民族文学的特性、用“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的方法揭示多民族文学之间因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文学区域性，探讨由世界各国的广泛联系而产生的全球化、一体化的文学现象及发展趋势。并由此把“宏观比较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和步骤：第一，在平行比较中提炼、概括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与“国民文学”的民族特性；第二，在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的横向联系与历史交流中，弄清各国文学逐渐发展为“区域文学”的方式与途径，把握不同的区域文学形成的文化背景、机制及其特征。第三，在了解了民族文学特性、区域文学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全球化的“世界文学”如何由一种理想观念逐渐演变为一种现实走势。
《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以这三个层次为依据，构建了宏观比较文学的理论系统，并认为“宏观比较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知识的整合与理论提升，因此从学科建设与学科教育的角度看，应该在大学本科生高年级开设“宏观比较文学”的基础课程，以帮助本科生完成本科阶段中外文学史知识的系统整合，而将此前通行的以学科概论、学科原理及研究方法论为主要内容的“微观比较文学”划归为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以此来解决本科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纯理论化与繁琐化、比较文学与其他课程的重叠交叉化、研究生与本科生课程的无层次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分裂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平衡化等困扰已久的问题。
四、比较语义学
“比较语义学”这个概念是我在“历史语义学”、“历史文化语义学”
在“历史语义学”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础上，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加以仿制的。我所说的是比较文学范畴内的“比较语义学”，它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分支学科。
“比较语义学”就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出、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其基本操作方法是“考论”。“考论”就是“考”加“论”；换言之，就是将词语史料的考据，与词义分析、理论建构两者结合起来。
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第一种，以相同文字(例如汉字)书写的某一个概念，在不同国度与不同语言中的移动或转移，我们可以称为“移语”，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叫做是“移语研究”；第二种，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所形成的词语概念，叫做“翻译语”，可简称“译语”的研究。
“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具有适用价值，因为其中的“移语”和“译语”较多。近年来，我以这种方法，对中日古典文论与古典美学的相关重要概念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概念包括“文”、“道”、“心”、“气”、“幽玄”、“物哀”、“感”与“感物”、“意气”等，我还将在《中日古代文论范畴关联考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中，继续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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