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新璋 日期：2014-08-16 01:41:37
著名翻译家罗新璋（1936—），先后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中译法、法译中工作，于翻译理论多有探究，译品精益求精，古朴简约。
本书选入莫洛亚短篇名作和《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等名著及《红与黑》精华本，多方面展现法国文学精华和译家风采。
书前罗先生专文介绍其进入译坛的宝贵经历。
作者简介：
罗新璋，1936年生于上海，北大西语系毕业。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译有《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及《不朽作家福楼拜》。其《红与黑》译本，公认为是重译外国文学名著中的出群之译，并在台湾出版。编有《翻译论集》与《古文大略》。所写《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释“译作”》《翻译发微》等文，受到业界重视。
目录：
散文
金字塔感言
多尔市演讲辞
诗的力量
莫洛亚专辑
艾尔勃夫一日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时令鲜花
《列那狐的故事》选辑
初试锋芒
狐狸的诡计
大灰狼受洗
尾巴钓鱼的奇闻散文
金字塔感言
多尔市演讲辞
诗的力量
莫洛亚专辑
艾尔勃夫一日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时令鲜花
《列那狐的故事》选辑
初试锋芒
狐狸的诡计
大灰狼受洗
尾巴钓鱼的奇闻
落井之后
御前会议
狐狸的狡辩
狐狼格斗
绞索架下的交易
包藏祸心
御驾亲征
罗马朝圣
狮王得救
说狐
《特利斯当与伊瑟》专辑
漫说骑士文学
药酒
白兰仙
大松树
矮子伏偻生
教堂脱险
莫萝华森林
跋
《红与黑》精华本
精华译本之生成记
上卷
下卷
译书识语
附录：罗新璋作品
目录：
傅雷毕生没有讲授过翻译，但不乏私淑弟子，其中首推罗新璋先生。罗先生以一“化”字归纳傅雷译文追求和达到的境界，并且探索其技巧，进而化入他自己的译文，务求精益求精。傅雷日译不超过一千字，罗先生自谦无此能耐，仅译五百字。且不说优美的译文带来的阅读愉悦，假设只算经济账，读者用十分钟读罗先生花两天译的一千字，或时贤用两小时乃至更短时间译的同样字数，试问哪个更值？
——施康强 借译事楷模，为文章正轨
——从早岁受业说起余步译坛名家之后，毕生愿以译事为业。古稀回首，还只是愿望而已。一生碌碌，碌碌无成，只译得厚厚薄薄八九本书，诚不足以译家自居也。
五十而知天命，1986年始出第一本译作《栗树下的晚餐》，还是同窗好友孙传才在岭南助我一臂之力，才应命赶出这本小书。虽然志在法译中，因工作需要，中译法此前已做了十七年。大学毕业后，学殖即荒疏五年。1963年初，命运始见转机，调入外文局，进《中国文学》编辑部，筹建法文组。接着，组稿翻译，编排校对，忙了大半年，于1964年二月初，《中国文学》法文版推出创刊号，恰逢一月底(1月31日由戴高乐宣布)中法建交。盖我们下面忙于具体事务，上层根据外事布局，早作统筹安排。中国文学作品，精选精译，定期出版，面向法语地区，当年也是中法文化界一盛事。为庆贺法文版问世，时任文化部长的作家茅盾，曾以主编身份于四川饭店宴请参与创刊的中法专家与编辑翻译人员。第一期，借助各方力量始得顺利出版，翻译主要靠RégisBergeron、韩素英、孟鞠如、何如等，核稿则请钱锺书、孙源、徐佩诸前辈，还得到DeniseLi很多帮助。转入正常状态，就靠法文组刘汉玉、燕汉生、曹大可、瞿本钧和我五人，改稿则有CharlesParon，LucetteGrieshaber和MartineHémery。Lucette原为《北京周报》七专家之一，读书很多，文笔甚佳。《周报》要求政治上正确，贴近原稿，而Lucette改稿大胆，删改过多，《周报》难以接受，遂转至《文学》。一到法文版，文学作品不像政治文章，伸缩性较大，但六页打字稿，改得只剩四页，也嫌改动太多，有点不放心。编辑部要求把改稿译回中文，3000字只剩2100。几人审阅，觉得字句精练了，意义倒似无大误，略扳回几处通过。此事Lucette本人不知，她依旧大刀阔斧，发挥其所长。《中国文学》法文版为季刊，每期二十万字，古典、五四、现当代三分天下，配以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文章。组内几人，虽都大学法文毕业，但一时还难符刊物之高要求。杂志上的短评、文艺简讯，只有这些小文章可供大家做点翻译练习。季刊闲时，Lucette想到开法文选读，从ChansondeRoland(《罗兰之歌》)讲起，以读经典原著为主，坚持了一段时期后“文革”形势趋紧，虎头蛇尾，不了了之。1966年“文革”开始，国内文艺杂志纷纷停刊，外文局因是对外宣传机构，刊物照常出版。法文版此前翻译多借助外力，此时各单位搞斗批改，已无外力可借。所幸组内同人已有两三年练笔，这时组员知难而上，勇挑重担，争取多翻译，从改稿中学习。为适应工作要求，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文水平。六十年代学外文，没有现在很普及的磁带、光盘、视听、影片等辅助教材，唯有看书一法。一边读，一边记，遇好句(expressionsettournures)，便抄下，供复习或备考。记得1956年用大半年精读斯当达LaChartreusedeParme(《巴玛修道院》)。每读一章毕，抛开原文，自己用法文写出大意，请Lucette批改，以练习笔头。晚上有材料就翻点小文章，其中有钱锺书的《窗》和《论快乐》两文，一段一段随意译出，不多推敲，以提高快译能力，亦请Lucette改。有些文章有意思，故她也乐意修改。昨天改的，今天可能就用上了。改完两文，Lucette觉得钱很博学，“属于五四一代作家”，那时钱还默存，尚不大为人所知。我学法文，主要靠阅读，投入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少看，甚至不看中文。为抓紧时间，上班途中，只要公交车不太挤，也看。读法文，泛读与精读结合。泛读凭兴趣偏爱，精读求精字善句。读Camus的L’Etranger(《局外人》)，注意到加缪对passésimple的强调使用，但更喜欢LaPeste(《鼠疫》)，觉得有思想，甚至有哲理。Sagan(萨冈)小说，一口气看了三四本，喜欢她不经意的文字，而她只比我大一岁！那时看书快，romanspoliciers(侦探小说)没少读，因为文字活泼、贴近当下生活。Eliseoulavraievie(《艾丽丝或真实生活》)是本反映现代生活的职场小说，写得很好，出书不久，就有幸能读到。惜乎年代久远，很多读过的书，连书名都记不起了。“文革”初起，如火如荼，发生很多过激行动。外面广播声响连天，我倒在斗室一隅，读了几本布莱希特戏剧，如《大胆妈妈》和《密探》等。记得读到一情节：父母两人在议论社会上发生的事，低声说话，怕被儿子听去。待儿子外出许久不归，做家长的便无端害怕起来，他们议论的内容不要变成告密的材料。读这类作品，有助于思考，仿佛眼前发生的事写进了剧本。前不久，读书报上隆重推介托马斯?曼的LeDocteurFaustus(《浮士德博士》)，此书艰深难读，现有德译者罗炜，功力深厚，费时十年，才译成中文。可能倚老卖老，四十五年前，老夫就曾读过此书的法译本，这是一本知识分子小说，也可称音乐家小说，为其深邃的内涵所吸引。那时手上正在译评论《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文章，时约1968年，小说中有不少音乐内容，尤其妙在用文字描绘乐感，其用语和表达，有一些用进了《钢琴伴唱》的翻译。因译文不外行，还得到洋改稿的一句好评。总之，那时读书的内容，庞杂而充实。精读占时不会比泛读多，但得益或许过之。那时能买到的，只有苏联出的法文版文学名著。我们看的，大多是“外国专家”(即法文改稿)带来、留下或从使馆借来的书。原初从《世界文学》上读到莫洛亚小说译文，后来托友人借来原书Pourpianoseul(《钢琴独奏曲》)，内含三十多个短篇，书厚达四百余页。一读原文，爱不释手。作者本名爱弥尔?黑尔佐格(EmileHerzog，1885—1967)，见其姓氏，即知其为犹太人。进入文坛，始名AndréMaurois，后以笔名闻世，其子女复以莫洛亚为姓。犹太民族，只三四千万之众却涌现诸多世界级著名人物，故世人对之一向抱有敬意。Pourpianoseul全书，尝通读不下四遍，有些段落熟读成诵，读到好处，感到文字精华之所在。翻译时，着力模仿莫洛亚文体，行文求简洁(sobre)，用语求确切(précis)，句子求有表现力(expressif)。能得其一二，即视为莫大成功。到外文所后，藏书丰富，得读其全集，是我最快意的一事。何兆武为我崇敬的史学家，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称：“由于自己习惯于古典的东西，故于当代作家看得极少。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是衷心欣赏的，如……于西方喜欢Maurois，以其灵心善感探索人生。”得大史家引为同调，吾道不孤！1983年访法，拜晤莫洛亚之子Gérald，承其赐赠1960年版Pourpianoseul珍本一册，视若家璧。后来偶尔翻翻，依然觉得非常亲切，似回到早年受业年代，恍如昨日。泛读精读不辍，那时的认识：唯有多读法国文学(法文作品)，才能翻好中国文学。1969年4月，中共九大需要文件翻译，以前的名家教授在运动中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翻译班子得重组，从各院校各机构调集约二十人，不才有幸忝列末座。在这班子里，我属小字辈，算是对我读书六年的一种肯定。所有成员中，唯我一人无留学背景，足以自傲也足以自惭。在工作中，痛苦地发现，没有在法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法文不到家，总觉不如人。中国法文要变成法国法文，虽只一些微妙的改动，但这百分之十，觉得自己再努力也跨不过去，难免有点灰心丧气。1964年第一批公派留法，我曾名列其中，因法文版刚出二期，有待完善，主事人何路考虑下来，觉得可缓一缓，等下一批再去。接着“文革”十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冯唐易老”，机不再来，遂萌退意。九大之后，极“左”思潮泛滥，翻译界提出“扔洋拐棍”，纷纷辞退外籍员工。《中国文学》不同于时事报道，文字要求较高，坚持之下，才请到JacquelineTcheng（程砚秋长媳）来社工作一段时期。狂潮过后，专家难请。使馆文化处介绍来的友好人士，风度翩翩，能说不能改。一篇文章，只能改几个错字。我先翻译后定稿。改稿一弱，定稿吃重，艰难维持。也遇到有水平的，合同到期却不肯留。接续五六位，最后来了SuzanneBernard，她本是作家，胜任愉快。见法文组已较健全，改稿得力，质量走高，而我的grandevocation(志向)似在法译中，遂告别法文受业十七年！1980年调入社科院，本来熟习的中译法、改稿定稿、拼写校对，都用不上了。学来不易，弃之可惜。工作变换，亦即知识转型，逼得你要学许多新东西。在《中国文学》十七年，基本上是译而不作，把中文“译”成法文，无需也“不作”中文书写。这十七年里，翻译改稿都用法文，自然会有自己的行文习惯。到外文所改做研究，就斗胆执笔为文，或做法译中，主要用中文。初为文章，隐隐然若有一种文字风格。以前作中译法，虽水平有限，一向以纯正法文为依归，行文力求简洁明净、用字避复，唯pléonasme(同义迭用)之务去。对新词俚语，从严把关，宁用正宗的aucontraire，而不赶时髦，取parcontre之类习语，抵制barbarisme(不规范)尤力，连法国人都称我为lepuriste(语言纯洁主义者)。先译后写。开始写中文时，仍在用法文的文字技巧方法。说来不信，或以为自诩，那是以翻译之道，移作为文之术；反用严复语，则是借译事楷模，为文章正轨。中文写稿当中，突然缺词了，有时法文会来补上，再査法汉词典翻过来。即以本文题目而言，因想写《中国文学》十七年学法文事，先就想到现成法文Mesannéesd’apprentissage，然后译出中文如上。人家或会觉得这是大言欺人。多年前，曾有把我闲杂所写合为一集之提议，还自拟书名为“拜翻译之赐”。序文草稿，曾寄施康强兄乞斧正。对书名，施以一向的雅谑称：“我为你想到的是《译红轩杂著》。曹公悼红，罗公译红，皆耗尽心力。”并在“以翻译之道，移作为文之术”下面划一道横线，旁批：“深得吾心。确切说，乃以洋文之道(简洁，避重复)写中文(但避洋腔)。”施兄1963年北大毕业，先后在《中国建设》法文版、中央编译局做翻译，“文革”后才开始著文投稿，出有《第二壶茶》等多本散文集，亦是由法文翻译转入中文写作，故与我有同感焉。我想，不光施我两人，凡先习洋文，后用中文者，所写中文或多或少会受洋文影响。钱锺书三十年代为文称，“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汉语历来的修辞格中有反问、反语、反复，似无西文纳矛盾于一语的怨亲词(oxymoron)。迩来承人询及近况，常告以：我是退休的闲人，但却是很忙的闲人。———矛盾修辞法早已进入汉语辞林。余光中讲：“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新文体。”余文中常有“吸收了外文”之处，增加了汉语的弹性和表现力。在外文局法文受业十七年，后来转向中文，但知识结构像张网络，其中的一大块后来虽没直接用上，但时或触类旁通，仍能有所开拓。法语是一种优雅美妙的语言，其中如正反、对比等修辞法，以及谐音和jeudemots，一加套用，说出话来就很风趣。Lucette一次去瑞士休假，回来后说，她虽在国外，时时想到法文组，想到罗的proposhumoristiques。我自知不幽默，这是第一次听人说我说话幽默。可能“文革”中，同事间说话较正经，而说法文，像逃到了法租界，戒忌较少。后来我们几个同行，偶尔碰上聊天，施康强把一人刚说的中文，马上翻成法文，大家听来不觉一乐。中文里不显，一经翻译，就有文字意趣。1984年秋，法兰西学院院士Jeand’Ormesson因事来华，公余想参观兵马俑，院外事局派我去西安陪同两天。行程结束前，在秦始皇陵边界踱步，L’Académicien挽着我说：“这两天过得很愉快，你法文讲得很好。”大出乎我意料。自知随便聊聊可以，长篇大论没训练，与流利相去尚远。院士说：“我的意思，你说法文，很有法国味道。应时应景，灵活风趣。”说来像天方夜谭，说法文有点幽默，不说法文，没这载体，幽默也无！那时离开《中国文学》只三四年，还能讲讲。在外文所讲法文机会本来就少，尤其退休后，不常去所，接触不到法文新书新刊，水平大大低落。所言及此，只是想说，说好法语，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些隔日黄花，今天写来，近乎自吹。同班同学，有的接连走了，上天今容我饶舌，放言自恣，谅当能得到宽容之理解。本选本，主要从所译《栗树下的晚餐》(1986年漓江版)、《列那狐的故事》(1988年人文版)、《特利斯当与伊瑟》(1991年人文版)、《红与黑》(1994年浙江版)四书中取材，按出版先后排序。前三本中选录的各篇各段都是真本全译，原汁原味。唯《红与黑》为费心缩节的精华本，容稍加申说。人类的认知方式，经历了从事物，到思想，再到词语的转换，词语指二十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随着媒体迅捷发展，升级换代，导致“图像转向”，视觉文化正逐步侵逼语符文化，而成当今社会中的文化主因。以形象为中心的感性文化形态，势不可挡，行将颠覆以词语为主的理性文化形态。传统的文学因素，如详尽的环境描写(雨果以两万字摹绘“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高老头》冠以五六页的“伏盖公寓”介绍)，细致的心理刻画(冗长处，读者照杜勃罗留波夫的说法，“简直可以痛痛快快睡一觉”)，在突显快速与冲击的视觉展示中，已显得不合时宜。在读图时代，正如山东大学凌晨光教授所指出，“叙述性让位于描述性，思考的乐趣让位于刺激的快感，话语的意蕴让位于言辞的直白”。文学作品的迷人耐读，已不敌视觉图像的绚丽夺目，现在普遍的现象是读书时间少，而看屏幕辰光多。几千年来，文化的载体是文字与书籍，现在面向电视电脑手机三维技术，离不开屏幕，读书人开始成视屏人。在法国文学中，《红与黑》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于连性格孤傲，人往高处走，却身处逆境，自尊自重，依理而行，可谓英才杰出。小说写于1830年，十九世纪是阅读的世纪，如何把阅读世纪写的长篇，推到二百年后读图读者面前？方法不外两种：一是L’intégrale，足本全译，相信有文学趣味的读者还是会喜欢经典原著的；二是L’adaptation，适时变通，适当删节。前者求其全貌，后者得其梗概。梗，略也；梗概，大略也。西晋左思洋洋万言的《吴都赋》结语谓：略举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那是最大的失败。作为《红与黑》译者，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初版以来，凡再版，必一读，至少可以改正个别错字，其中对照法文细校全书者，凡四次(燕山2013年版，山东文艺2007年版，对外翻译2010年版，河南文艺2013年版)，中法文全文看过不下三十遍。全书神理，略有会心。本着突出主干，删减枝蔓，注意前后衔接，故事相对完整的原则，遇稍有可削者，即去，万不可删者，始存，字数从四十万缩节至十四万。从删削两字可知，此系一跳读本，而非改写本，留剩者，皆部分原著。第一版，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六角丛书”本；经大幅调整，第二版为三秦出版社2009“六元本”；复作增删，第三版为致公出版社2012年“十五元”本；编入本书，又细读一过，删去多余字句，谅总体粗定。致公出版社版本中曾有一页删节说明，编辑据以写成“生成记”一文，今仍冠于本书内，非好听吹捧，过誉招毁，只为缕陈简缩之苦心，希获阅者之垂顾焉。选辑，译文，有不当处，切盼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