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雷 日期：2014-08-16 02:07:02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共分五辑，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关于文学的重要评论与相关思考。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主要包括文学在整个社会的边缘化、文学界内部格局的变化，以及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思潮等。作者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力图做出自己的解答。一方面对“底层文学”、“非虚构”等重要的文学现象，在历史与理论的视野中做出了宏观把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王祥夫、陈应松、于晓丹、付秀莹、顾前、笛安、梁鸿等人作品的分析，突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表现及其问题，探索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道路。
作者简介：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天下》杂志特约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等，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目录：
丛书总序吴义勤
问题与方法
我们为何而读书？
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
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2011年长篇小说综述
新世纪“底层文学”论纲
“打工文学”的问题与前景
“内心的疼痛”如何表达？——读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
都市文学的五副“面孔”
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关于“都市文学”的发言
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
新的体验，新的美学——评“70VS80后”
理论内外丛书总序吴义勤
问题与方法
我们为何而读书？
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
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2011年长篇小说综述
新世纪“底层文学”论纲
“打工文学”的问题与前景
“内心的疼痛”如何表达？——读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
都市文学的五副“面孔”
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关于“都市文学”的发言
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
新的体验，新的美学——评“70VS80后”
理论内外
重申“新文学”的理想
“文学”与我们的生命体验
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
批评是一种创造
如何重建批评的公信力？
韩少功的“突围”
我们为何怀念路遥？
“怎么说呢”——王祥夫小说集《愤怒的苹果》序
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读陈应松近作三篇
我们能否理解“故乡”？——读梁鸿的《梁庄》
细读
历史的碎片与“地方志”小说——读铁凝的《笨花》
1980年代的梦幻与爱情——读于晓丹的《一九八○的情人》
隐秘的疼痛及其诗意表达——读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
记忆的诗学及其穿透世界的力量——读付秀莹的《旧院》
一篇小说的三种读法——读迟子建的《起舞》
小说的“核”与层次感——读林那北的《今天有鱼》
一个女人的“史诗”——读孙慧芬的《秉德女人》
尴尬，如何成为现代寓言——读顾前的《平安夜》
孤独的世代及其奇诡的想象——读笛安的《宇宙》
从“烈火青春”走向开阔的世界——读刘丽朵的小说
两个藏族人的英雄史诗——读达真的《命定》
小批评
谁能认定“中国最一流的作家”？——由马悦然高度评价曹乃谦说起
《兄弟》为什么这么差？
拿什么炮轰文学界？——略谈《如焉@sars.com》
比艾滋病更可怕的……——谈《丁庄梦》
《风雅颂》读后，或一种批判
从《不食》谈鲁敏近期的创作倾向
艺术如何切入现实与内心？——读胡性能的《下野石手记》
谁是“你们”，谁是“我们”？——读姚鄂梅的《你们》
颠覆“白毛女”？——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
乔叶的“化学反应”
王蒙的“编织术”
三十年后读《伤痕》
重读《哥德巴赫猜想》
域外一瞥
“托尔斯泰在我们心中”
成为卡夫卡，是不幸的
黑塞，或童年的回忆
日本的“《蟹工船》现象”及其启示
我们能否理解卡扎菲？——读《卡扎菲小说选》
从排斥到认同——二十年来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接受史”
《赵南栋》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告别的艰难与缱绻——读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附录
从“纯文学”到“底层文学”——李云雷访谈录一
为什么一条路越走越远？——李云雷访谈录二
后记2004年，我正在做论文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的2002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在北京做了手术，然后在家里吃药与调养，但面对这一不治之症，我们知道只能延续一些时间，而无法根治。在那两年里，每次回家看到父亲，总让我有一种切肤的疼痛，看到昔日强壮的父亲，现在只能佝偻着腰，一咳嗽就喘不上气，那么虚弱，那么难受，我简直不敢面对。那时我正在读博士，后来我总在想，如果我硕士毕业后就去参加工作，或许可以让父亲的治疗条件好一点，或许他能活得更长久一些，而正在读书的我自顾不暇，家里在村中也算是贫穷的，哪里有更多的钱让父亲调养呢，每当想到此，我总是懊悔不已，想自己一直读书读下来，是否过于自私了？在农村里，能够上大学已经很不错了，可我读完了大学又读硕士，然后又读博士，一直读了十年。虽然说大学毕业后我再未从家里拿过钱，但也没有更多的钱接济与回报家里，我记得我的母亲曾说过，“你一直念书，念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想想，那漫长的时间可能让他们都有些难捱了。
父亲的去世让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了解父亲，但可能并不是真的了解他。我所了解的父亲只是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一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字也识不了几个，但在村中很受尊重，他为人正直，又勤劳，手巧，会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活，曾经当过生产队的队长。后来我想，关于父亲，我所不了解的或许更多，他出生于1930年代，那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他所经历的战争、饥荒、逃亡，是我所难以想象的；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农村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土地承包”等各种运动，他也置身其中，他的欢笑泪水与之息息相关，如果我不能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种变革，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父亲呢？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做的是“当代文学中的浩然”，对于这位在新时期几乎被遗忘的作家，我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与我的父亲同龄，作为那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和我的父亲一样经历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他则成为了一个作家，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我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那段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更深入地理解我的父亲。在我阅读浩然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是那么反复无常，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能够有历史的“公平”，对于这样一位作家，褒扬时赞之入天，批评时贬之入地，不能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与定位。而我所想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对浩然作品的形成做一个梳理，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力求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而这又涉及对左翼文学传统、农业“合作化”以及“文革文学”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并不是我这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此后我的研究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当下文艺现象与作品的批评。在这三方面的工作中，最后一个方面尤其是“底层文学”的研究与倡导，在文学界与知识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我甚至被视为“底层文学”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有的师长出于爱护或怜惜的心情，曾经语重心长地劝告我，也有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评。他们的好意与深意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从小学读到博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想想，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博士，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主要是出生在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我上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学校里还没有收费，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是那么明显，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校园里的氛围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没有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学生们在功课之外，还可以充分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如果我赶上了教育产业化的今天，以我的家境而论，要缴纳巨额的学费，毕业后又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即使功课还不错，是否能够上大学，或是否愿意上大学，也是一个疑问。当时我父亲供我上大学，只花了6000块钱，而现在这点钱连一个学年的费用都不够。我想，这也是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放弃高考的原因，也是有的家长在听到孩子考上大学后，竟然自寻短见的原因。至于读研究生，则似乎是一件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在不久前的“杨元元”事件中，上海海事大学的校领导说，“你穷还来读什么研究生？”——这样的话虽然直白，但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当前的主流意识，即读研究生并不是谁都可以奢望的，而应该只是某些阶层的一种特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否能够读书或读到什么程度，在个人的原因之外，制度性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现在的制度，则将很多优秀的底层青年，在程序的起点上便摒之于门外了。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是相对“公平”的，它使不同阶层、地区、出身的人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而当时的大学生也成了天之骄子，对毕业后的生活普遍有一种美好的预期。尽管这一制度也有种种缺点——“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应试教育，重智力而忽视德、体、美，等等——但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机制，它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公平竞争与尊重知识的风气，并为底层青年提供了进入更高阶层的途径，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及稳定的基础。但随后的高考制度的变革——如“产业化”，某些“加分”，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试卷等，却在不同的层面上破坏了这样的“公平”，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倾斜，越来越向精英阶层倾斜。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大学三十年来出身于农村的学生比例呈递减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令人不得不反思。
——节选自《我们为何而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