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皓晖 日期：2014-10-14 11:10:44
《大秦帝国》是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凡六部十一册，作家孙皓晖毕十六年之功，创作了煌煌五百万言。这部作品，与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在艺术品质上是大异其趣的。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开宗明义地宣告了他的大秦史观：“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
《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在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艺术佳构中，作家力图艺术地再现，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战国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变法图强，经过几代君臣的不懈努力，最终扫六合而一统天下的艰辛悲壮历程。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作者简介：
孙皓晖，中国汉族，
出生地：陕西三原县
出生日期：1949年职业：教育作家
毕业院校：陕西师范大学主要成就：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
代表作品：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的文字传统中，一直有着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三重信仰，其中又以对历史的尊崇为核心。尽管林语堂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但就着一种精神信仰而言，历史叙事比文学表达还要重要。哪怕像“春秋笔法”、“史记传统”这种用来形容文学书写的说法，其背后参证的也是历史——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把作品写成《春秋》和《史记》。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包括《红楼梦》，名为小说，很多读者也是拿来作为历史文本来读的，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曹操、诸葛亮、宋江等人的形象，即便与历史中的人物大有出入，多数读者仍然愿意相信小说所写的就是历史真实。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中国人“很少向未来的热恋，却多对过去之深情”（《湖上闲思录》），这是确实的；对历史、土地和文学的信仰，正是这种向后看的文化心理的表现。
中国文化以经、史、子、集四部相传，其实各部均通于史，即便先秦诸子之学，也都源自史学。史有正史与稗史之分，正史多为史官所为，一代一代下来，记录完整，稗史则流传于乡野传说之中，后来也散见于《左传》等著作。后世所说的小说家言，虽多依凭稗史，但也并不是全然没有价值。文学也是一家之言，此一家之言，其实是一人之心迹，也是一人之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像《离骚》、《出师表》、《桃花源记》这样的文学作品，照史家之见，既通于子也通于史；这种一人之史、一人之精神自传，照样可纳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道统之中，甚至文学所昭示的，比一些机械的历史记载更有见地。
中国的史学，强调要有治史的心情和抱负，甚至一度把史学称为是圣人之学，不仅在于史学重要，更在于像《西周书》、《春秋》这些最早的史书，都出自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之手；它们不仅记录史事，更寄托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生命观——个人的小生命，寄托在历史的大生命之中，每一个人都生在历史中，也死在历史中，所谓的人生不朽，其实就是你的人生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人的历史，记人重于记事，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的写法，大体有几种，或记言，或记事，或记人。此三种，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中的人文奇迹。《西周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既记言也记事，但这些似乎都不如司马迁所开创的记人为主的《史记》，也就是所谓的列传体。列传体后来成了正史，自西汉至今，共积存了二十五史，蔚为壮观。史学一路演进下来，虽有伪造、美化之处，但后来者也有辨别、考证、纠错；治史和疑史之风并重，使得中国历史即便不全是信史，也迹近信史，自有其书写的传统所在，即便是小说，源自虚构，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也不得不参证《史记》，而不能全然信口开河。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体精神就在于人，也重在写人，所谓“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学诚：《浙东学术篇》）。明史，既明天人之际，也知古今之变。宋代写史最多，明代略少，清代多考证历史，惟有章学诚写的一部《文史通义》，但传承的仍是经世明道的史学精神。只是，章学诚有感于《文史通义》偏于理论，“空言不及征诸实事”，后又撰《和州志隅》二十篇。他在《志隅自序》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章学诚之“史意”，也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史识”，实为一种精神，一种见地，近世的史学大家钱穆则用“史心”一词名之，似乎更为准确。“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史学导言》）有了这一种研究历史的心情，才会真正关注国家、民族、个人的当下处境，才会在记录历史的公正中，贯注一种历史精神。
而诠释历史精神最好的方式，仍然是以人写事。虽然中国的历史也写自然风俗、制度礼仪，但终归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是人在做事，事无论大小，都在于人为。“不论一切事，先论一个心。”这是钱穆的话。他之所以反对笼统地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之家谱，就在于他能因人见事，以心论史。事实上，二十五史写的人物千千万，简单地称之为帝王家谱，确实是偏见。每一段历史，除了讲帝王，也讲群臣，讲各类贤达，甚至也讲小人物。写忠臣，也写奸臣，写圣人事迹，也记草民之乐，并不全然是政治或宫廷之事。《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既编年纪事，也为历史群像作传，有褒有贬，据义直书，后人也不能轻易推翻前人，这种史识、史心，并不是一味地逢迎或谄媚，而是有自己的坚持和标准。按照《左传》的写法，孔子的篇幅也不比别人更多，而写宋史不避写文天祥，写明史不避写史可法，这些例证，也足以说出中国历史的写法，在知人论世上，已形成自己秉直、公正的传统。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起，在《文学评论》、《花城》、《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等刊发表当代文学批评及思想随笔近百万字，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文学评论集）、《活在真实中》（思想随笔集）、《我们并不孤单》（文学评论集）等。主编有《文学新人类》、《爱情档案》、《新媒体女性》等丛书。2001年2月获"冯牧文学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现居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