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先勇 日期：2014-10-23 10:54:55
白先勇，广西桂林人。父为北伐、抗日名将白崇禧。一九三七年农历七月出生于广西南宁。一九五七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五八年在老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一九六。年与同班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该杂志于一九七三年暂时停刊，一九七七年复刊，一九八四年终刊。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在推动和深化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方面对台湾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后，白先勇入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硕士学位。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后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任教，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二○○三年香港岭南大学授予白先勇名誉博士学位。
白先勇虽然以小说家名世，但他在散文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成就不凡，迄今为止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明星咖啡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昔我往矣》等多种。从类型上看，白先勇的散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学术性较强的文学（文化）评论——议论性散文；一为情感浓烈的怀人忆旧之作——文学性散文。前者主要以序、读后感、书评、评论（演讲和访谈为其变体）等形式出现，后者则以对亲人、挚友和往事的深情回忆为主。从创作时间上看，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到九十年代进入高产期。从类型分布上看，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散文以文学（文化）评论为主，八十年代以后追思故人和缅怀往昔的作品则逐渐增多。
白先勇的议论性散文——文学（文化）评论——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通过对其他作家的创作评价，直接间接地阐述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创作思考和文学理念。如他在评论丛苏、施叔青、欧阳子等人的作品时特别强调的“生命”、“成长”、“死亡”、“性”、“疯狂”、“人类心理”、“形式控制”、“语言风格”等要素，透露的正是他自己创作时对这些“要素”的重视；（二）回顾走过的文学道路和创作历程，特别是通过对《现代文学》杂志的深情回忆和价值说明，勾勒出那个时代台湾文学的历史风貌；（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昆剧的大力提倡和推广，成为白先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四）对艾滋病危害人类的担忧和焦虑，是白先勇散文创作的又一重大主题。
白先勇的文学性散文主要体现在“怀人”和“忆旧”两个方面。从《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到《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姊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到《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再到《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白先勇的“怀人”散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读后令人为之动容。“忆旧”散文写的是历史，表现的是沧桑，是白先勇在小说创作领域关注历史的特质在散文领域的延续，这类作品的代表有《上海童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冠礼》、《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等。这些作品既有白先勇的个人回忆，也有他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最终都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如果把白先勇的两类散文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在总体上，白先勇的散文在艺术形态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感情深厚而又内敛；（二）语言生动而又富于变化（具体表现为形象化、音乐化、柔情化、含蓄化）；（三）小说化形态浓烈；（四）回顾视角和回放截面的有效运用。这些特点的合成，构成了白先勇散文艺术的独特性，也使白先勇的散文足以位居二十世纪华文散文的前列。目录：
蓦然回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
上海童年
台北Pastoral——为黄铭昌的田园画而写
蓦然回首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明星咖啡馆
弱冠之年——《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姊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文学观照
秋雾中的迷惘——《秋雾》序蓦然回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
上海童年
台北Pastoral——为黄铭昌的田园画而写
蓦然回首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明星咖啡馆
弱冠之年——《现代文学》二十周年纪念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出版之前
天天天蓝——追忆与许芥昱、卓以玉几次欢聚的情景
第六只手指——纪念三姊先明以及我们的童年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文学观照
秋雾中的迷惘——《秋雾》序
崎岖的心路——《秋叶》序
弃妇吟——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
香港传奇——读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边陲人的自白——林幸谦《狂欢与破碎》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
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
走过光阴归于平淡——奚淞的禅画
关怀艾滋
世界末最大的挑战——艾滋病（AIDS）对人类的袭击
酝酿中的风暴——艾滋（AIDS）在台湾的蔓延
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
瘟疫中见真情——保罗·莫奈的艾滋追思录
昆曲之旅
惊变——记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
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
《牡丹亭》上三生路——制作“青春版”的来龙去脉
姹紫嫣红开遍——青春版《牡丹亭》八大名校巡演盛况纪实
《牡丹亭》西游记
英伦牡丹开——青春版《牡丹亭》欧洲巡演纪实
编后记蓦然回首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跟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历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昧。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变色，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用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我抓进房子讲“古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心中只有干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被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干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其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盼顾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慌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起来，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到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十艮水的《啼笑因缘》、《斯人记》，徐讦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之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留学后，也有信件往来。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Y.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退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信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大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十白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道：“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我们看菊花去》（原名《入院》），《闷雷》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还没写完，夏先生只看了一半，便到美国去了。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最大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登台”时的鼓励，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我说了一些，他没有出声，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夏先生特别提到这两位作家，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白勺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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