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建华 日期：2014-10-31 02:50:55
首次还原“文革”间汪曾祺创作《沙家浜》等“样板戏”的史实真相；最新披露江青与汪曾祺及“样板戏”的真实关系；细腻的文字、珍贵的图片，再现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山东人民出版社十月奉献——
作者简介：
陆建华，江苏高邮人。1963年暑假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散文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为汪曾祺研究会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与汪曾祺同乡，长期致力于汪曾祺研究，已著有《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私信中的汪曾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另有《文坛絮语》、《陆建华文学评论自选集》，散文集《不老的歌》、《家乡雪》、《爱是一束花》等出版。其中《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获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主编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获第三届江苏省人民政府文学艺术奖。《沙家浜》红遍全国，江青说这是她抓的戏
毛主席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江青匆匆赶到剧场，霸道地宣称：这是我抓的戏这时，离确定于6月5日开始正式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北京京剧团因为有了已得到广泛称赞的《芦荡火种》和另一个京剧现代戏《杜鹃山》，心中有底，也不紧张了。但他们没有料到，随着京剧《芦荡火种》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国内演艺界的重点关注目标，这引起原本对此戏失去信心、基本撒手不管的江青的注意，她不但要出场横插一杠子，而且从此要把《芦荡火种》抓在自己的手里，成为她口口声声说的“我抓的戏”。江青是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与赞赏的消息的。她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地下联络员》竟然脱胎换骨一举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芦荡火种》。这个性格乖戾的女人此时心中不是为一个戏的进步而欣喜，相反却是妒意猛涨，怒火中烧。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她当众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抓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了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了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了。近一个时期在南方休养的江青，是冲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急急赶回北京的。她早已在心中盘算好，这次前所未有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对自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她要抓住这次机会为自己积累资本，推动自己的政治地位快速上升。岂止不能失之交臂？简直是不容有失。在达到这些个人目标之前，她有着不能与他人说的心病，总觉得心中有块石头，放不下，丢不开。果然，在飞机上无意翻看报纸，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居然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到京后她了解到，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在大会领导小组和主席团成员名单中，都没有她的位置。在江青看来，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事，但她有办法改变局面。她明白，即使有人不顾及她的身份，但没有人敢忽视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中崇高的威望，这是她的护身符，也是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在其强力干预下，周恩来总理只好出面做工作，在主席团成员名单中加上江青，她因此得以如愿以偿地坐到了主席台上。其实，在5月份有关方面拟定领导小组和主席团成员名单时，不是没想到江青。可是，因为她既不是有关部门的领导，又没有参加实际创作工作，加之其时她人在南方，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未将其列为主席团的成员，这是正常的事。但善良的人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谁也没有料到，在不久后如期举行的整个会演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虽仅仅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但江青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康生串通一气，一而再地做出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其一，由张春桥率领的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因为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本来被安排在第三轮上演，可是经过江青的一番活动，这出经过她“指导”的戏，突然在开幕式后急剧提升到与《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六号门》并列的首轮上演节目中。此后不久，《智取威虎山》又进一步成为自观摩演出大会开幕以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观看的第一出戏。其二，7月17日晚，本来由周恩来总理安排，《奇袭白虎团》剧组去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江青突然袭击，在同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她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安排演出《智取威虎山》。周恩来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计划，与彭真、李先念等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
汪曾祺一直认为，毛泽东关于京剧的指示是正确的在依仗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添光增彩时，江青当然忘不了《芦荡火种》。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出席观看京剧《芦荡火种》，这不仅对北京京剧团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也把正在进行中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推向高潮。江青插手京剧《芦荡火种》的创作以后，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陆续地听到毛泽东关于京剧和京剧《芦荡火种》的指示，最初这些意见是江青向薛恩厚、肖甲等传达的，汪曾祺是间接知道的。毛泽东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看了几场戏，其中包括《芦荡火种》。他对《芦荡火种》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汪曾祺一直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是高明的艺术见解，对改好《芦荡火种》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汪曾祺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前后对京剧和《芦荡火种》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50年代的京剧现代戏确实很少有“上板”的唱，只有一点儿散板、摇板，顶多来一段流水、二六。《芦荡火种》里安排了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毛泽东指示的启发，才敢这样做的。毛泽东指示，《芦荡火种》中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二是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一直到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时的本子，也都是这样处理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成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舞台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但这也只是从艺术上，从戏的完整性上考虑的，不牵涉到政治。江青后来任意发挥，“要突出武装斗争”，把郭建光提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压成二号人物，并提高到“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这样的原则高度，是无限上纲，胡搅蛮缠。江青还说彭真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更是莫须有的诬陷。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所描写的这段历史，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称之为“火种”给人以软弱之感。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从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京剧团1964年春最初移植改编的京剧《地下联络员》，再到后来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加工而成的京剧《芦荡火种》，一直到后来的京剧《沙家浜》，历时多年，围绕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的成长过程，有许多种说法，人们应该记住的重要历史事实是：沪剧《芦荡火种》为誉满全国的京剧《沙家浜》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共北京市委，特别是彭真等领导人付出了大量心血。同样应该记住的历史事实是：江青最早把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但最初的京剧改编本《地下联络员》并不理想，江青失望之下撒手不管而离去。待到又一次修改加工成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并获得成功时，江青马上又对此戏表示过分的关心，并且以她特殊的身份从此把这出戏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尽管这样，如果因此断定，“样板戏”是群众创作的，江青只是剽窃了群众创作成果，同样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至于她利用“样板戏”反党害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虽然她并未亲自动手写过一句唱词，导过一场戏，画过一张景片，她只是找有关人员谈话，下“指示”，但江青在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是花了心血，下了工夫的。身为剧团负责人和《沙家浜》导演的肖甲，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当然，江青的霸道也时时处处表露出来。肖甲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演员们不大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让我在党内检查。”尽管京剧《芦荡火种》比之《地下联络员》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演出产生很好的反响，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这个演出本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离成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仅就剧本写作角度看，从拿出新的修改本到搬上舞台只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宽裕的时间进行严格认真的推敲与打磨。作为主要执笔者的汪曾祺，虽然在修改时下工夫写出了面目一新的《智斗》《授计》等重要场次，写下了为全剧增光添彩、后来成为经典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要学那泰山顶上一棵松”等华美唱段，但整个说来，他还没有进入自由放松的写作状态，也没有完全突破原沪剧本的框架。此外，京剧《芦荡火种》几乎从一开始就得到那么多领导、专家的重视，这是好事，也是压力，特别对他们提出的观后感和建议，汪曾祺必须广为采纳，还要尽可能体现在修改本中，这也多多少少束缚了他的手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3月6日，田汉在观看彩排时，大加赞赏，但他激动之余，突然提出能否给剧中的阿庆嫂配一把小手枪，而且要在明场交待。这个建议出乎众人意料，为何要配枪？理由何在？田汉没有具体说明，这让在场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听了一头雾水的意见，汪曾祺在重写剧本时，还得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将其安排进第九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