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蓝棣之 日期：2015-01-02 11:21:12
收录在《正统的与异端的》中的文字，是作者在80年代写下的对诗歌与诗人的一些评论。以人来说，闻一多、朱湘、穆旦和艾青等，作者都带着发现的喜悦来写自己的阅读体验和心得。喜欢郭沫若的天才，也喜欢朱湘的灵气，作者的评论许多都有启示性见解，并发现“现代文学”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作者简介：
蓝棣之，生于1940年5月，现为文学学科责任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兼任《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著有《正统的与异端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现代诗名著名篇解读》等。
目录：
我观新诗（代序）唐弢
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1论“现代派”诗的渊源、特征及评价
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
活力魅力依然在——归来之后的“现代诗”派
新月派与象征派、现代派——新诗从巴那斯主义到象征主义
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和他的诗论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
黑牡丹与诗的灵感——郭沫若早期新诗中的科学影响
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历史演变
走进去，再走出来——闻一多与西方文学
论雪峰诗的艺术个性
像大河漫滚着金沙——艾青的诗
论朱湘的诗歌创作
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
论杭约赫诗的思想艺术特色——论诗集《最初的蜜》我观新诗（代序）唐弢
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1论“现代派”诗的渊源、特征及评价
论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派
活力魅力依然在——归来之后的“现代诗”派
新月派与象征派、现代派——新诗从巴那斯主义到象征主义
中国新诗的开步——重评胡适的《尝试集》和他的诗论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
黑牡丹与诗的灵感——郭沫若早期新诗中的科学影响
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历史演变
走进去，再走出来——闻一多与西方文学
论雪峰诗的艺术个性
像大河漫滚着金沙——艾青的诗
论朱湘的诗歌创作
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
论杭约赫诗的思想艺术特色——论诗集《最初的蜜》
“新月派”诗歌考释两则
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之再生》
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
徐志摩的诗《海韵》
戴望舒的诗《雨巷》
成熟前的苦涩——《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序言
后记
再版后记论新月派诗的特征及其文学史地位一
新月派这个名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在批评《新月》杂志一群作者时使用的，名称本身当然包含着批评。我这里沿用这个名称，是把新月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加以分析和研究。新月派在意识形态的好些领域和文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我这里的研究对象只是新月派的诗歌活动。论列的范围不越出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中十八位诗人，时间主要是从《晨报诗镌》创刊的一九二六年四月至《新月》终刊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新月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新月社的成立。如果从新月派诗人个人的诗歌活动说，那还得追溯到“五四”时期。不过，他们的活动引起社会的注意，还是从《晨报诗镌》开始的。因此，我的论述就从这里开始。
《诗镌》周刊在一九二六年春夏共出十一期，参与活动的有：闻一多和他所称的“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世恩（子惠），a徐志摩、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朱大楠。刘梦苇是朱湘的同乡，于和蹇都是经过刘进入这个圈子的。闻一多一九二五年夏自美国留学归来，经徐志摩介绍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职务。也因徐志摩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社的一些活动，b但他和新月社的高级气派是格格不入的，“他和新月社甫经接触就引退了”c，却团结了几个有志于诗的年轻人在家里作诗、谈诗，“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一九二六年春末，他们中的刘梦苇提出，希望办一个几年前文学研究会办过的《诗》那样的刊物，后商定借《晨报副镌》的版面，派人与该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徐从一九二五年十月接办《晨报副镌》）交涉，于是才有徐志摩的“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d，他加入进来，《诗镌》就这样问世了。
闻一多及“四子”都是清华文学社成员。e清华文学社是清华学校学生的文学社团，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f它的成立受到“五四”运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文学社团这样的风气的影响。清华学校是一所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的“余额”办起来的。一般认为是新月派成员的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都出自清华学校，《晨报诗镌》问世时，他们尚在美国留学。清华文学社以诗歌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活动为主要宗旨，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一次常会，讨论过“艺术为艺术呢，还是为人生”这个问题。闻一多曾经对文学社作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写过长篇评论《评本学期周刊里的新诗》。文学社筹备印行丛书，印出的第一种丛书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集。从成立文学社的经过和情况看，闻一多、梁实秋是主要活动分子和组织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发起人，他一九二二年十月，在留学美国和英国之后回到北京，发起组织一种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的聚餐会（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这种聚餐会以欧美留学生组织得最有特色a）。他说过：“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俱乐部”。b新月社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所谓纯文艺性的，它是带有文化倾向的社交团体。出入其中的是北京的上流人士，组织很松散。社员有作家、大学教授，也有政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人物，外加几个社员的太太或女友，其中知名人士有：胡适、陈源、林长民、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林徽音、陆小曼等。c“新月”一词系套用泰戈尔《新月集》。徐志摩本人不希望新月社只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不希望新月社成为“古老的新世界”或“新式的旧世界”。他希望新月社“露棱角”，像罗刹蒂兄妹在艺术界里打开一条新路，或像萧伯纳及其费边社在政治思想界里开辟一条新道。a可是，这个希望成了泡影，“从新月社产生的七号俱乐部，结果大约是俱不乐部！”b一九二五年欧游回国后，徐志摩对社务兴趣日减，新月社也就步入了死寂，虽然俱乐部门口的牌子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正式除下。徐志摩的希望在新月社落空了，现在又寄托于《晨报诗镌》。与徐志摩相似，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的通信中，也曾一再表示要领导一种文学潮流。《诗镌》第一次在他面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可能性。这样看来，《诗镌》寄托着两位雄心勃勃、希望露棱角、导潮流的诗人的追求，它是清华文学社和新月社的某种演变，是出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的欧美留学生的某种结合。这种以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学背景为基础的结合，对新月派日后的动向有很大影响。如果要问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这种结合以谁为主或者谁向谁靠拢，那么，我们看到，《晨报诗镌》这块园地是掌握在徐志摩手里，但几乎《诗镌》的全部作者又都在闻一多周围，闻一多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影响都要大一些，加之他性格的“刚”，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但是，闻一多的任艺专教务长和加入新月社，换句话说，使闻一多从一个留学生进到“高级气派”的圈子，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因徐志摩的介绍而实现的。但这不等于说徐志摩进入闻一多的生活是偶然的，或者闻一多是完全被动的。闻一多九年清华学校的美式教育，尤其是留美期间所受英美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与也曾经在美、英就读多年的徐志摩有不少相通处。照我看，一般地说，闻一多一踏进清华学校以及后来的留美，他长期所受的熏染，他的家庭出身，就大致决定了他要走一段新月派道路。徐志摩的进入他的生活并与他合作，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归根到底还是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个人的道路。这个道路与同在那个年代，但出身贫苦，身世飘零，而又留日赴苏接触进步思潮的青年的道路，正好是一个对照。
郭沫若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的。创造社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a清华文学社成立的那一段，所受创造社影响是明显的。闻一多在“五四”后开始的新诗创作，受到郭沫若《女神》的影响。闻一多在留美期间的通信中，一再说到创造社，把创造社引为同调，希望同创造社合作，并崇拜郭沫若。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曾经在创造社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诗歌。闻一多把自己关于《女神》的两篇论文送给《创造周报》发表。他赞扬《女神》的反抗、自由、革命流血的精神和大同色彩，赞扬《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是对《女神》缺乏中国文化的色彩和东方的恬静美，有些批评。从这些评论可以鲜明地看到当时闻一多身上的“五四”时代精神。徐志摩也与创造社有过接触；他早期的诗作，与郭沫若曾经同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影响。他曾经把长篇英文论文寄给创造社刊物。拿梁实秋和朱湘对别的诗人的评价比较，他对《女神》的评价是高的。刘梦苇也曾经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在文艺思想、观点方面，闻一多与郭沫若早期的见解有些相似。早一点说，他们都认为文艺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但又都把文艺本身的目的与它的社会效果分开。郭沫若认为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内在的生活美化。闻一多认为艺术是社会的需要，能促进人类的友谊，提高社会的程度，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a稍后一点，闻一多提出诗人应该是一张唱片，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并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主张“艺术为艺术”，说如果目的不在文艺本身，那是对文艺没有诚意。而且同意艺术起源的游戏说。b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这些观点，与郭沫若一九二四年以前的文艺观点差不多。那个时候，郭沫若认为文艺如春日花草，乃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天才的自然流露，并没有所谓目的。他要诗歌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强调直觉和情感的作用，也接受艺术起源的游戏说。c但是，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有了大的转变，这就是说，闻一多一九二六年创办《诗镌》时的文艺观点，大致上还停留在郭沫若已经自我否定了的那些观点上。而闻一多的文艺观点就是《诗镌》的文艺观点，因此，《诗镌》和创造社，正好形成对立。
如果把《诗镌》创刊看成是新月派诗歌活动的正式开始，那么，从一开始，新月派就打出了反对“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旗帜，虽然新月派的诗歌创作仍然受到西欧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后期创作中也仍有浓重的感伤情调。这时的闻一多已经不同于“《红烛》时代”的闻一多，这时的徐志摩也不是《志摩的诗》时代的徐志摩。闻一多在《〈女神〉的时代精神》中曾经说二十世纪是反抗的世纪，而在诗集《死水》中则要众生“各安其位”；在关于《女神》的论文中曾经要求诗歌反映时代，这时候则把诗人比喻成一张被动的唱片。对于诗集《红烛》中的浪漫感伤，他已经陌生而厌弃了，他说《红烛》是个“不成器的儿子”。他尖锐批评“顾影自怜”、“善病工愁”、“倜傥风姿”、“风流自赏”、“自我的表现”、“多情的眼泪”，说这样的东西在诗中出现是感伤主义或伪浪漫主义。他特别推荐邓以蛰的文章《诗与历史》，邓以蛰认为“如果只在感情的漩涡里沉浮着，旋转着，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借，这样的诗，结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言之无物了。”b徐志摩曾经是诗情像“山洪暴发”，“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这时候他接受了《诗镌》对于那种单讲“内容”落了恶滥的“生铁门笃儿主义”（即英语感伤主义的音译）的指责。后来，徐志摩说过，“自我解放”、“自我意识”是从卢梭的言行开始的。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主义到尼采（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a。对于西欧浪漫主义的社会根源和积极的社会作用，他看不到，仿佛只看到了感情失去理性控制这个现象，而这里的理性是什么，那更值得讨论的。在《白郎宁夫人的情诗》中，他说：“爱是不能没有的，但不能太热了。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b梁实秋因还在美国留学，没有参加《诗镌》的活动，但他当时在《晨报副镌》发表文章，批评浪漫主义者太贵重人的心，对于自己的生活作不必要的伤感。c后来他又说，文学的力量不在放纵，而在集中和节制。节制就是以理智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梁实秋认为感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精髓，他说没有人比卢梭更易于被感情所驱使，德国的狂飙运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成分。他的浪漫主义的范围是相当宽的。他说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d“新月”所标榜的“健康”，乃是反对文学中的“感情主义”。饶孟侃在《诗镌》上发表专门评论，指名道姓批评创造社的“感伤主义”。他说：“感伤主义是现在新诗里一个绝大危险”，并阐述说，因为作者“受了社会上许多的苦恼欺骗，便假定人世即是变相的罪恶窟穴，所以他故意用主观的调儿把肉欲、虚伪、丑恶一起和盘突出，表示他自己的胆识与真诚”。饶孟侃认为这是“无病呻吟”，并且说，“差不多新诗的总数，十成中就有八九成是受感伤主义这怪物的支配”，“近年来感伤主义繁殖得这样快，创造社实在也该负一部分的责任”。反对感伤主义，认为过分的感情是不健康的，主张以理性节制感情，并且认为从个人的感情到对旧社会的揭露抨击都在节制之列，新月派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对西欧文艺思潮的演变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文坛的看法，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既然反对感伤主义不单是个文艺观点问题，还包含着新月派对时代潮流和文学潮流的看法，而且是决定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那么，在诗歌创作上就不能不打下它的深刻烙印。让我们首先看看“感伤主义”者在“诗镌”内部的境遇。于赓虞说：“在那些朋友中，说我的情调未免过于感伤，而感伤无论是否出自内心，就是不健康的情调，就是无病呻吟。”因为对此不满，于赓虞在《诗镌》上发表了《晨曦之前》等四首诗后，就同它绝了缘。于赓虞说他受了社会惨酷的迫害，满头血水，生活极度不安，他用诗来表现悲惨的生活，寄托苦闷的思想，认定诗就是生命。他的诗确是有些悲苦感伤，蒙上一层凄迷阴冷的气氛，但有内容，有情思，对黑暗社会有所暴露，有时还是悲壮的：“有一日我们会从恶梦惊醒于无罪而死的白骨边，为了人类的自由，在险恶之夜将热血迸射于敌面。”这样的诗，是不能叫作无病呻吟的。在他被批评为“过于感伤”时，他说：“作诗，到几乎无所表现的时候，那就使人无从置言。”如果不是正确地提出对“无病呻吟”的批评，其结果也许会窒息诗歌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