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纳 日期：2015-01-02 11:21:28
“五四”新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先声，比当时的生活更内在更深入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不但显示着民族振兴的希望，也成为民族进步的先导。它负载着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情与痛苦，永远为那伟大的时代作证。本书收录了作者对“五四”新文学的一组评论文字，对五四作家群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两大文学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究。
作者简介：
刘纳，1944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硕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20年,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师,博士生导师。2000年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2002年起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颠踬窄路行》《诗:激情与策略》《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从五四走来》等。
目录：
前言
“五四”初期新文学作品中的“童心”美
“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
“五四”小说创作方法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两大作家群——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作家性格比较
外国文学对我国“五四”时期文学变革的影响.
鲁迅前期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论《女神》的艺术风格
附录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后记
再版后记：回望与反省“五四”新文学的理性色彩一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各方面的特质，都要首先提到伟大的鲁迅。如果没有鲁迅，我们的文学很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鲁迅拿起笔，声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们的时候，他是抱着“启蒙主义”，想“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带着他半生积聚起来的深刻思考走上“五四”新文坛，他选择了这样一条文学道路：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
人们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话：“艺术家应该努力使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的力量，直觉因素和理性因素平衡起来。”然而，这种平衡很难实现。如果期望的是在理性力量和艺术力量都非常强大的基础上的平衡，那就难乎其难。实际上，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理性渗透的程度大不相同，甚至因此而形成了两类各有特征的文学、两类各有偏重的文学家的分野。巴尔扎克曾区分“观念文学”和“形象文学”，他指出：这是“对智慧的相当自然的区分”a。冈察洛夫曾区分“自觉创作”和“不自觉创作”，他认为“两者都对，这就看在艺术家身上什么占主导地位：是理智呢，还是想象和所谓的心灵。”别林斯基区分了“思想的、自觉的天性”和“艺术的天性”。卢那察尔斯基区分了“思想家兼艺术家”和“艺术家兼思想家”。我们泛览人类文学史上的优秀成果，会感到：这样的区分不无道理。
鲁迅属于“思想的、自觉的天性”，属于“思想家兼艺术家”。他强大、清醒的理性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他对旧道德、旧文化、旧传统和整个旧世界的批判所达到的人所难及的深度，仅就这一方面来看，他超过了当时中国一切革命家思想家，包括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出他对祖国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穷根究底的探求。他后来甚至表示，他写小说，只是“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鲁迅代表着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新时代，他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这是走向人民、走向进步的道路，也是理性光辉照耀着的道路。这是鲁迅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当《新青年》举起思想启蒙的火把，刚刚开始涉及文学问题的时候，陈独秀就指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其实，西洋“大文豪”中，只有很少人具备“左右一世”的思想力量。陈独秀道出的，是“五四”新文学作者们的志愿。李大钊认为新文学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为“土壤根基”。沈雁冰要求新文学“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在新时代的氛围中，生长起迥异于封建文化的新的文学热情。“五四”新文学作者中的多数人并不属于“思想的、自觉的天性”，无论纯真的冰心、焦躁的庐隐、持重的叶圣陶、诚挚的王统照，还是激昂的郭沫若、伤感的郁达夫，都缺少成为思想家的禀赋，都并不擅长于理性的沉思。但是，面对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新时代，面对激烈动荡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他们表现出那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热情和那样一致的哲学兴趣。他们各自从当时纷至沓来的西方近现代思潮中挑选出斗争武器，集结于反封建大旗之下。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拿初期的小说作者来说，“没有一个认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的。”“五四”新文学，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二
鲁迅首先带给新文学一个苦苦思索着的灵魂。《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是妄想狂患者。他确实得了精神病，他古怪的思想逻辑，他单调急促的话语，他无法摆脱的恐怖感，都不正常。但是，他始终比周围那些过着浑浑噩噩生活的人聪明和理智。他看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无情吞噬，感到了黑暗社会对自己的压制和逼迫，他的思想被“吃人”控制着，并且顺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他的妄想牢固而有系统：奇特，但并不荒谬；偏激，但并不混乱。他是狂人，却比许许多多没有发狂的人更渴求真理。他是因为思索而发狂的，他被思索纠缠着、折磨着。在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令人颤栗的思索的形象。
狂人在思索，鲁迅在思索。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发出惊天动地的伟大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这是时代的疑问。在“五四”新文学作品中，有那么多“天问”般的疑问、询问、探问、质问、追问：
“如此，只合如此吗？”
谁教如此尽如此呢？
什么是草？什么是木？什么是人？什么是我？
是自然伟大么？是人生伟大呢？
彷徨于歧路中，
我们何往呢？啊啊，人为什么不得不生？
我为什么活着，能够运动的一件东西？我能够解答这个问题么？
……为什么？为什么？时代黎明的晨风把人们从沉睡中唤醒，摆脱着传统观念的羁绊，打开禁锢的思想闸门，新一代文学作者开始了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的艰苦历程。他们心中，一下子涌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一位“五四”作者当时写道：“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我现在仿佛是个才会说话的小孩子，逢事向人问，又象我八九岁的时候，天天向长者问道，某人比某人谁好，某件事和某件事那个应该。……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象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象一个动物在千重万重的迷阵里。”一位“五四”作者后来回忆说：“当青年人精神上欣欣向荣之时，在思想中也打上了多少问号。……在这样彩色缤纷、生气勃勃的环境中，我究竟应该摘取哪些花朵来充实自己？对国家、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最有利？就不免七想八想，忐忑不安。……一连串的问题，不仅是在青年人的脑子里盘旋着，在前辈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人。”“五四”，是充满怀疑和问题的时代，“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c那时代以十分坚决的态度，扫荡着二十多个世纪以来人们尊崇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混沌见解，否定了仿佛会万古不变的封建主义生活准则。那时代不相信任何神明，不崇拜任何偶像。《新青年》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d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新文学作者们以异常活跃但还不很强健的思辨力，探索究竟，重新评判生活。一位作者写道：
生命在精神界跃动着，
思想在无尽的宇宙里冲决着，
使我狂惑！使我痴迷！a诗的逻辑有些混乱，却真实地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学界的心理氛围。当我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留下了思索的深重印迹。这是艰难又充满希望的思索，痛苦又引人入胜的思索，灼人心魂甚至令人身心交瘁的思索！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文学创作离不开思索。作家艺术构思这样一个多种心理功能综合起作用的艺术思维过程，不但是感觉和想象的过程，也是思索的过程。而对于“五四”新文学来说，“思索”的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在于：它不单像所有文学创作一样，包含着、渗透着、融合着思索，而且，许多作者把自己对事物不断分析和认识的过程，直接表现在作品里，留下了从感觉、印象，到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轨迹。这思维轨迹是那样地清晰，例如：朱自清叙述了一个女孩卖七毛钱的人间悲剧之后，记下自己的思索：“——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王统照描写“想想看，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了一个流浪在湖畔的不幸儿童之后，记下自己的思索：“家庭呵！家庭的组织与所遇到的运命。堕落呀！社会的生计的压迫呀！”叶圣陶反映了人们厌恶职业的普遍现象之后，记下自己的思索：“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
“X决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在这里，我想特别想到一篇不起眼儿的作品：刘纲的《两个乞丐》b。作品的情节很简单：“我”在街上看见两个乞丐互抱着倒在地下，回宿舍拿了一些衣服送去，却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以再现生活为目的，他探索生活的热情压过了反映生活的愿望，他揪心地思索着造成社会惨状的原因。“思索”淹没了直观的生活画面：
这么长大的男子汉，自己不寻生活，……
不，不，……那有自愿冻死，饿死的？
谁有多大的能力救得了他们？
一个人不该看着人冻死，饿死，……
冻死，饿……的人多了……
他们和你一样是人？
谁抢了他们的食物？剥了他们的衣服？
他们是人，——是与享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
……
什么都被享受过分的人类霸占去了，他们所以没饭
吃，……不成连空气都要被这些人霸占去，不许他们——穷
人——呼吸！
……
这篇作品的构思和叙述、描写都没什么出众之处，它不被后来的人们重视，是正常的。而在当时，沈雁冰对它表示了特殊的热情。他见到稿子，便“赶快介绍来和读者相见”，并且在“附记”里写道：“我对于这篇文章爱极了。”从沈雁冰极力称赞作品的结尾，可以看出，引起他的兴趣的，并不是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现象本身，而是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探究和思索。沈雁冰对《两个乞丐》的评价，反映着“五四”新文学界普遍的审美观念。
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有过理性色彩很强的文学，如我国的先秦诸子文学、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这些作品的理性精神，或表现为清明的理智，或表现为雄辩的言辞，或表现为新颖的见解，或表现为直接的说教。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在阐释着、宣传着自己的理论。而“五四”作者，并没有“训世”的企图。即使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也未提出一个有建设作用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的力量凝聚在批判和探究的深度上。“五四”新文学，被思索的精神统摄着。作者们审视着社会和人生，在他们的作品里，留下了无穷极的寻觅和探测、联想和冥思、究诘和估量、辨析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