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飞宇 日期：2015-01-17 17:51:57
1.屁股决定脑袋张莉：在设想中，我们做的这个对话录首先是关于作家个人成长的口述史，当然还有他文学世界的生成史、他小说作品的成长史。我们第一部分就先谈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吧。童年经历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我们先谈一下你小时候性格的形成，生活环境。毕飞宇：说起性格就不能不谈父母，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的父亲有点特殊，身世很迷离，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究竟姓什么也不知道，很年轻的时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这样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他几乎就不说话。父亲是家里的压力，所以我很少在家里。除了辅导我学习，我们之间真正的对话并不多。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经是我做了父亲之后的事了。我的父亲对我很放任，除了学习，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他做事情很知识分子气，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很笑人的。有一次，我做了出格的事，打了人，他让我写了一份检查，站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朗诵，还贴在人家的家门口，这件事给我极其深刻的记忆。父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乡村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师范学校的学科很杂，但主要是音乐、体育、美术，什么都学，什么都会那么一点点，什么也不太好。她能说会道，能唱能跳。我母亲很漂亮，性格外向，很活泼，还会打篮球，这在乡村女性中间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身，我估计她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母亲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能不能活到“文革”结束都是一个问题。我的父亲和我都很感谢我的母亲。张莉：你觉得自己像父亲还是像母亲？毕飞宇：我一直觉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点像，有些分裂。你很难说我像父亲或者说我像母亲。不过，我热爱运动一定是从母亲那里遗传过来的，从会走路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运动。这么说吧，在人堆里头，我有点像母亲，到了独处的时候，我父亲的那一面就出来了，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很长时间不说话，好几天不说话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闷在那里，好像和谁闹别扭了，其实，和谁都没有别扭，我就这样。张莉：你父亲好像对理科或者天文什么很感兴趣？毕飞宇：他不是真的对那些感兴趣，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自己也会总结，他之所以这么倒霉，一是因为写，二是因为说，又写又说，出问题了嘛，他就是因言获罪的。等他到乡下，他既不敢写，也不敢说，没事干了，他对数学、物理的兴趣是这么来的。张莉：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毕飞宇：我们家不是下放的，是父亲出了严重问题，送到乡下去的。我就在乡下出生了，一生下来环境就很好，农民哪有那么复杂？不管政治的。我的母亲是教师，你帮着人家的孩子识字、识数，人家就对你好，这是很简单的事，乡下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在村子里，我的父母很受尊敬，他们把对我父母的尊敬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他们对我格外宽容。孩子其实很势利，他能感觉得到。因为这个宽容，我也养成了一些坏毛病，身上有骄横的东西。孩子其实很势利，不是他胆子大，是因为他知道，你做了什么都不会有严重的后果。张莉：犯了错没有惩罚。毕飞宇：没有的，一般的事情人家也不告状，在外面打架了，一看陈老师家的儿子，算了。在乡下，大多数乡亲不是看在我父亲的脸面上，而是我母亲。我母亲的人缘极好，我犯错了，人家哪里好意思到“陈老师”那里去告状。张莉：你小时候做过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或者特别骄横的事？毕飞宇：过了十岁之后，我的情况开始不妙，越来越过分，时常有人来告状。张莉：比如拿弹弓把人打了？毕飞宇：主要是打人家的母鸡。我的弹弓主要是打鸟的，可是，鸟太小，不过瘾，后来就打鸡。鸡可是农民的命根子，人家靠鸡蛋生活呢。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还不是打母鸡，是打玻璃，我们学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用弹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很恐怖，主要是玻璃的破碎声很恐怖。回过头来说，人在少年时代是有犯罪心理的，就喜欢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我就喜欢听玻璃被击碎的声音。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白夜》，我写了一个坏孩子，用弹弓把一个学校的所有的玻璃都打了，那个其实是我自己干的。我的父母哪里能想到是我呢，夜里头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在叹气，我非常紧张，怕，但是也得意。张莉：你这样说，我想起《平原》，那里的很多乡间儿童生活应该就是亲身经历。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坏事。毕飞宇：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坏事的呢？就是村子里有了知青之后，开始干大坏事了。张莉：什么算大坏事，那时多大？毕飞宇：十多岁吧，反正有知青了，我们一起偷东西。张莉：偷鸡，还是偷钱？毕飞宇：不是鸡，也不是钱，是吃的东西。我一般不是主犯，主要是跟着。张莉：那知青也就是二十来岁。毕飞宇：我不大记得了，在视觉上，他们都是大人。你也知道，我是教师家庭出来的，道德观比较强，我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非常害怕，得手之后几乎就是狂奔。可是，知青偷了东西之后特别镇定，严格地说，不像偷，更像拿，脚步很慢，一点都不慌。这个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很崇拜他们。张莉：为什么知青们偷了东西没人找，村里人为什么不去找？毕飞宇：怎么找？知青偷了东西之后当晚就吃了，你找谁去？只有不点名地骂，心照不宣罢了，一般来说，我的工作是放哨，都是从电影上学的。回过头来想想，知青选择我放哨是对的，我是教师的孩子嘛，形象很好，也就是所谓的好学生，怀疑谁也怀疑不到我的头上来。我就站在不远的地方，贴在一棵树上，手里拿一个小砖头，一旦有情况，扔出去。有了动静，一线的作案人员就不动了，就那样站在夜色里头，谁也看不见。开一个玩笑，我和知青的关系就是汉奸和鬼子的关系。 话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电影或者艺术，我们看到的电影都是宣传“好人好事”的，可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却是那些坏人和坏事。这很有意思。——艺术到底拓宽了善还是拓宽了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张莉：两种拓宽肯定都存在。我对知青的理解大部分来自“知青文学”。现在想想，大部分也都是由知青写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知青生活和我们在文本中所读到的知青生活有差距。毕飞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有的“知青文学”都是知青写的，这是一个问题。我的《平原》为什么一定要写知青，原因也在这里。对我个人来说，知青是重要的，他们在我的精神史上起到过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知青文学不该只有一个作者，还有一个作者是不能缺席的，那就是土生土长的村子里的人。张莉：知青总是强调自己的苦难经历。毕飞宇：“知青文学”面对的其实是两样东西：一、反思“文革”；二、大地书写。同样是这两个问题，村子里的人和他们真的有区别。知青贡献了一个侧面，我只是想说，另一个侧面不该忽略。我觉得有一件事“知青文学”做得不够，那就是他们和农民的关系。知青和农民是有交叉点的，文化补充、利益分配、性。张莉：《小芳》那个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知青回城后写的，现在看那里面的情感比较复杂，是不是骗了人家姑娘就回城了，然后一去不回杳无音信？没有人知道。一旦故事变成了歌曲，就浪漫化了，反而遮蔽了其中的残酷。毕飞宇：是，这里头必然存在一个立场问题。是此岸还是彼岸，是树上还是树下。张莉：树上还是树下是什么意思？毕飞宇：在春天，一些动物会发疯，狗、猪、牛都有可能发疯，发了疯的牛是极可怕的。万一管理不善，这些发了疯的牛就会跑出来。疯牛过来了，会爬树的人会爬到树上去，站在树上看，那些不会爬树的呢，只能在大地上跑。一旦你在树上，你也会害怕，但是，这害怕和没有上树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在许多问题上，知青是树上的人，而真正的农民一直在树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张莉：阎连科有篇文章，叫《我的那年代》，他说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地狱。把一切苦难，大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让一直就是一个农民的他很不理解，“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这个问题问得，饶是尖锐。农民出身决定了他对知青和知青文学的看法很不一样。看起来都写农村，但内在很不一样。毕飞宇：说起来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但是书写的时候，这个细微的区别是巨大的。
作者简介：
毕飞宇，江苏兴化人，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Three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平原》获法国《世界报》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目录：
1．成长2．几个重要阶段3．写作关键词4．阅读（一）5．阅读（二）6．写作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