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阿尔贝加缪/邵世恒 日期：2015-01-20 12:22:24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选择了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第一部分名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主题的随笔，所揭示的是时代历史的悲剧，即或者当刽子手或者当受害者的两难。本书第二部分“理解力和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理解力与绞刑台》和《悲剧的未来》。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第三部分名为“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6章笔记。这一系列笔记从加缪个人思想特质角度，暗示出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涉及到加缪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工人、写作、基督教等的看法。这些片段性的言辞，向我们绰约地展现出一位出身贫寒、敏感细腻，虽身处困境却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形象。
作者简介：
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荒诞哲学”的代表。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其成名作《局外人》也一再重版，印数突破千万册。他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年仅47岁。
目录：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恐惧的世纪
保全我们的生命
社会党人的自欺
对革命的效颦
国际的民主与专制..
世界在加速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朝向社会交往
理解力与绞刑台
理解力与绞刑台
悲剧的未来
自画像素描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恐惧的世纪
保全我们的生命
社会党人的自欺
对革命的效颦
国际的民主与专制..
世界在加速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朝向社会交往
理解力与绞刑台
理解力与绞刑台
悲剧的未来
自画像素描
笔记Ⅰ
笔记Ⅱ
笔记Ⅲ
笔记Ⅳ.
笔记Ⅴ..
笔记Ⅵ
译后记——加缪的悲剧
加缪的“悲剧”
——译后记
阿尔贝加缪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的思想有其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阴翳、自卑、敏感、孤僻，一方面是积极、自信、理智、团结：我们在加缪身上看到的正是这两方激烈的角逐。这就是加缪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就是属于加缪自己的悲剧的诞生。他既有泯灭于个体的激情和苦痛纠缠的可能，也有耽于语言和理性所造就的乌托邦的风险，但正是在这种悲剧形式里，这两种“相互对抗的力量都同样是正当的，同样地被加以辩护”（见本书《悲剧的未来——在雅典的讲演》）。只有通过理性对个体激情的限制，个体激情和磨难对理性的激发，然后才会有加缪在文学和政治领域的敏感和审慎。
本书选择了加缪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里的随笔和论文。第一部分名为“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是最早现身于1946年秋的《战斗报》上的一系列关于政治主题的随笔，所揭示的是时代历史的悲剧，即或者当刽子手或者当受害者的两难。此部分转译自德怀特麦克唐纳德在1947年的英译本的美国再版，并附上了罗伯特皮库斯为再版所做的序言——“正确的对象：加缪和美国的和平努力”。读者通过这篇序言，并联系美国的越战实际，可以更深入地领会到加缪在政治上的主张。在这一系列的随笔中，加缪坚决反对对杀戮手段的合法化使用，坚持一种相对的乌托邦理想，希望通过国际间的联合，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国际秩序。这就体现了加缪内在的“日神精神”，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象征着秩序。但人类对达成秩序的途径和手段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加缪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正义的目的能辩护所有甚至非正义的手段，是否为了几亿人的未来不甚确定的幸福可以牺牲当下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现实中，却有许多人挟着自由、正义之名，在理性秩序的掩盖下，创造出这个杀戮合法、视人命如草芥的世界。这是历史本身的悲剧。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选择似乎只是在战争的双方之间选边站，或者冒着极端风险当一个刽子手，或者静静等待着不做反抗地泯灭。在加缪眼中，我们再也不能在受害者和刽子手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了，为了摆脱这种“以暴易暴”的悖论，我们的选择只剩下“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既非此，亦非彼。即使加缪所要达成的是一种国际和平秩序，但作为这种秩序的元素的个体却是活生生的人，是其生命和权利理应得到更大尊重的个人。个体生命不应该为着某种目的被抽象成一串数字、一个代号，甚至只是阵亡统计表中被约掉的残余。
本书第二部分“理解力和绞刑台”收录了加缪的两篇文学评论，《理解力与绞刑台》和《悲剧的未来》。在其中，加缪透过历史和现实，展现出他对文学乃至哲学深刻的洞察力。在第一篇文论中，加缪点出了至少一部分法国小说的特质,即它们展现出一个命运的力量和人类的抉择相摩相荡的完全领域。绞刑架既是小说人物命途的终点，也象征着人类的苦难困顿、命运的莫测伟力；理解力（intelligence）既是读者得以介入文本的前提，也是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可理喻的力量，同时也呈现为小说家面对人类苦难、反抗命运的途径，即坚守某种特定的信念（比如拉法耶特夫人对秩序的偏重、萨德对罪的执着），而非被动地屈从于命运、自我毁灭于不可理喻之中。作为一名法国小说家，加缪在面对绞刑架时所坚守的则是人道的信念。没有一点固执，就不能成就伟大。但对加缪而言，成就伟大、执守信念的代价就是赤裸裸的悲剧处境，这是历史本身的悲剧掩映下的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第二篇文论正是从文学角度阐明了这种悲剧处境，正如加缪所见，“如果我们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看作此类悲剧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人类及其对力量的欲求，另一方面是反映在尘世中的神圣原则。当人类通过骄傲（甚或通过愚蠢，比如埃阿斯）陷入与或托身为神或演化于社会的神圣秩序之间的冲突，悲剧就出现了。这种反叛越正当，这种秩序越必需，这场源起于两者冲突的悲剧就越伟大”。也许，当加缪以文学表达的方式说出这种类似于尼采的洞见之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阿尔及利亚事件里自己的两难处境——个体生命的保全和神圣的正义原则。而当代悲剧之所以有复兴的可能性，就在于每个人“同时作为一位勇士和一个避难者去挣扎奋斗，他在绝对的希望和最终的怀疑之间被撕裂。因此，他生活在一个悲剧的境地中。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悲剧试图重生。今天，人类在知其有限的情况下宣告着自己的反抗，要求着自由，并忍受着必然宿命，而这个自相矛盾的人、这个分崩离析的人、这个自此之后意识到人类和历史的模糊性的人实质上就是悲剧之人”。
第三部分名为“自画像素描”，是加缪于1935年至1951年所写的6章笔记。这一系列笔记从加缪个人思想特质角度，暗示出加缪个体性的悲剧。笔记中的语言大都是简短、片段性的，涉及到加缪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战争、工人、写作、基督教等的看法。这些片段性的言辞，向我们绰约地展现出一位出身贫寒、敏感细腻，虽身处困境却仍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形象。在略显晦暗的字里行间，加缪可以不顾行文结构、不在乎写作目的，尽情地渲染自己当时当下的情绪和感受。这是面对生计所迫而进行的例行公事的体制生活时，对离群索居的自由的向往；是面对愤世嫉俗的诱惑时，对此种诱惑的坚决抵抗；是面对童年贫穷的阴影闪现时，对此种羞愧之情的淡然处之；是面对绝望之时，对绝望的勇敢反抗……这就是在加缪心灵中搅扰不已、冲破一切秩序禁忌的生命之流，是夜半摇曳的烛火里加缪与自己的无人私语。这就是加缪的酒神精神，就是加缪内禀的质。这并非是阮籍无奈的穷途之哭，亦非是屈原高洁的独醒之叹，乃是加缪出自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拒斥非此即彼的派别之见。于是，伴随着“杀害或者被杀害”的历史悲剧，加缪的个体悲剧也诞生了。这种悲剧集中地展现在他对待“二战”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上，他拒绝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请愿书上签字，并对此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萨特在内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的责难，也引起了阿尔及利亚当地人的质疑，加缪此时已然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境。罗纳德阿隆森在《加缪和萨特》中提及此事时，说到“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对此，加缪在诺贝尔奖典礼上有如下陈词，“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母亲先于正义”，加缪所反抗的是恐惧和暴力本身，即使是民族独立运动，它所赖以进行的暴力也必须被加以限制。
无论如何，现实的悲剧性似乎都是加缪不得不去面对的，但却是他最不想面对的。在加缪看来，悲剧瓦解的途径就在于打破均势，或者是个体冲破秩序的胜利，或者是神圣秩序对个体的完全压制。这仍然是个我们不得不做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保守派或者激进派。加缪曾说过“在言论将导致他人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时候，沉默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所以在如火如荼地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浪潮前他选择了沉默，在左翼之风席卷欧洲的时刻他选择了审慎。实际上，比起沉默，加缪更积极的建言就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他所提出的新的社会契约上，尽管其中包含了乌托邦因素。
在这本选集里，加缪自己的注释并不多，但出于理解上的方便，译者不揣浅陋，对一些人名、地名等做了简单的注释，并以“译注”标出，加缪自己的注释则以“原注”标出。限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翻译尚有许多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