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高 日期:2015-01-23 16:08:31
中国的现实远非某些作家笔下的所谓魔幻现实,恰恰就是这样的庸常。在叶矻荣精心多年的计算、努力和折腾过程中,他发现时代的漩涡就像一个又一个套子,将他本人牢牢套住。他的理想和恋人都如同老照片一样只能在深夜偶尔想到,而那些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人,却留给他更多唏嘘。一部七十年代农村出生人的艰难生存素描。——朱迅垚(《南方日报》评论员) 之前有力透纸背的《中国农村调查》,现在有杨云高的《城边乡缘》。杨云高显然有自己的雄心,并且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这样的年轻作者总是让我心生敬意,因为有他们,文学才充满希望。——赵锐(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南京市作协理事) 新文学发轫之初,我们的文学产生了“零余者”形象,“新城民”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贡献,杨云高为此尽了一己之力。——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将会对未来可能的大变局种下根本性的主因。——张宪军(《读天下》杂志总编辑) 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从农村向往城市的青年,渴望爱与被爱,幻想成功,惧怕,却一再失败。总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冲动与现实之间,它逼迫“失败者”构成了共同的气质。转型期早已发生,“逃离北上广”亦成新鲜命题,然而“每一代人的无奈与痛苦”却将不断重播。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更像是提前记录了我、同龄人和时代零余人的未来人生。——胡涵(《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作者简介:
杨云高,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现居南京,资深媒体人,财经评论员。曾为《价值线》杂志执行总编,著有《公司政治局》。之前曾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处。
目录:
上部跳槽;巨流裹挟下部房事;进退迷茫小说中的人性沉浮或介于《平凡的世界》和《废都》之间,文学的笔墨浸透了作者深入的社会学思考。——郭立新(博世和西门子家电集团中国区域国内高级销售总监)本书虽以转型期的变局切入,实则启发一代人重新出发的必要。作者长期的财经训练不独给我们宏大叙事的背景,也是同理心写作的诚恳尝试。——吴声(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中国电商委秘书长)《城边乡缘》是辗转于时代车轮下、放逐于城市乡村间,草根灵魂的挣扎、喘息、颤抖、无奈与痛楚。是对二十年来黄金时代的底层叙述。时代血痂下众生的心灵史,不容遗忘。——周国洪(新华社智库分析师)随着小说主人翁的行走,读者也跟着观察大千人世和繁华荒芜。这个极速发展的时代,正如作者所说,其实也是个隐性动荡的年代,阶层分化在这个时期的暗中演进,将会对未来可能的大变局种下根本性的主因。——张宪军(《读天下》杂志总编辑)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体验却堪称奇幻:常使我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因为像读漫长的特稿,我遭遇的受访者,几乎每个都有“叶矻荣”的影子。从农村向往城市的青年,渴望爱与被爱,幻想成功,惧怕,却一再失败。总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冲动与现实之间,它逼迫“失败者”构成了共同的气质。转型期早已发生,“逃离北上广”亦成新鲜命题,然而“每一代人的无奈与痛苦”却将不断重播。发生在过去的故事,更像是提前记录了我、同龄人和时代零余人的未来人生。——胡涵(《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跋: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母亲又哭诉起来。这一次,是2011年10月31日11点58分。父亲摆脱病痛,永远走了。我感觉的不是极度悲伤。最悲伤的有几次:第一次听到父亲患癌消息的时候,推进手术室抢救开第二刀的时候,2011年早春在上海看着他无力枯坐的时候,还有临终前几天的那个中午他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时候。我感觉的是无能为力。他在离开弟弟的房子时说了一句:“这边我怕是再也来不了了。”我后来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决绝地回到老家,拒绝治疗,走完了他辛苦人生的最后时光。我们再三苦劝他住院,他都不为所动,还说“心血熬干了,早死早安生”。这些话都是绝望的,但我们无能为力,真的无能为力。他活着,即使再疼痛,至少我们还能看到他。但从此,阴阳两隔,我们再也看不到父亲了。这种疼痛永远留在心里。父亲去世后,我去了趟美国。即使在那彼岸,我两次梦见父亲,并从梦中惊醒。这使我相信,灵魂是无处不在的,再遥远的距离也无法阻断梦中的相遇。那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作本书。其实,这本书构思已久,但父亲患病两年,我们的生活变了,写作也为之改变。我意识到,有一种疼,疼得深彻;有一种痛,痛得无力。这种疼与痛,应当是浸于本书的字里行间的。所以,这本书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去世三周年的那天,我在老家,试图向父辈了解我父亲的父亲。从未有人向我讲述爷爷的事。那是一段尘封且“不光彩”的故事。我的爷爷因肺病,死于“文革”前。他育有八个子女。他死后十多年,我才出生。他的肺病,是解放前被国民党殴打留下的。那时,爷爷是共产党的地方乡长,配有一杆枪。解放前夕,国共在他的家乡展开残酷的拉锯战,今天是共产党统治,明天又被国民党占领。老百姓就在这种拉锯中左右摇摆,今天向你投诚,明天向他效忠。有近一年时间,国民党来了没走,我爷爷是共产党,被迫领着全家转移,渡过大河,藏于苇荡,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来国民党撤了,我奶奶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家乡,某天国民党突然杀回,我奶奶藏于床下才逃过一命。后来爷爷还是被国民党抓走了,严刑拷打,要求投降,否则全家难保。为了家人,为了年幼的孩子,我爷爷对国民党说,从此只做老百姓,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把枪扔进了水里。再后来,共产党赢了,国民党撤了再没回来。据说,爷爷如果当年不变节,活到今天应当是很大的官了。但他不变节,他的家庭会做出牺牲,也可能不会有我了。他也幸亏死于“文革”前,否则他很可能在“文革”中,因变节而屈辱地死去。国民党拷打留下的肺病,帮他躲过“文革”一劫。时代就是这样不堪。我相信爷爷在变节前,经过了痛苦的煎熬。不单单是身体拷打上的疼,更有精神上的痛楚。灵魂无处不在,即使时间再久远,我也能感受到爷爷当时的无奈与无力。对亲人的痛感到痛,才会对他人的痛感同身受。父辈的痛连着我们的痛。同样,我们也应当对后辈的痛有所体察,并要努力减少后辈的痛苦。那么,这些痛来自何处?它不仅仅是来自身体上的。更多时候,痛来自他人,来自周围环境——有他人作的恶,也有环境的恶、制度的恶。这让人们互相争夺、拉锯、互残。不作恶很难。当其他人都在做,你不作恶似乎就无意义,而且对你不利,逼你跟着作恶。你也就成为“其他人”的组成部分。结果所有人都会作恶。比如当你买物美价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雇主在恶劣的环境下剥削工人生产出来的,是雇主在作恶,但你消费了,你是否无意中助纣为虐,成了作恶者的共犯呢?我们都不是三千年前的义人,我也不愿道德说教地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引用胡适的话告诉他,“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人是自私的,但在做利己的事时,万勿影响别人;即使要影响,也要施加好的影响。我觉得做事应奉行如下原则:损人利己的,少做;利人不损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做;损己利人的,自愿;损人不利己的,损己不利人的,不做。如此,这世上便会少许多的恶,少许多的痛。最后说一个真实的事:某私车被公交车碰擦,一车乘客为赶时间,迫使私车车主接受200元了事,实际他修了800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是非,对少数人实施“暴政”,国民性中的这种积习也是恶之源。当年赵高指鹿为马、晋惠帝疑惑“何不食肉糜”,沦为后人的千古笑谈。而今之世,同样多有可笑荒诞之事。后人会不会像我们嘲笑晋惠帝那样嘲笑我们?2014年11月于金湖杨家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