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理陈思和 日期：2015-01-29 15:17:39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一代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该共同成长，互相砥砺、互为激发，借助"同时代"所提供的互通的历史与美学经验，同代人更能阐释对方的文学密码。基于以上设想，本书讨论近些年来新崛起的创作思潮和文学新人。
作者简介：
金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获《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2012年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目录：
辑一"80后"写作：我的同代人/001
青年构形：一项文学史写作计划的提纲/003
文学与社会互动中的青春主题，及文学"中年期"的选择
--关于"少年情怀"与"中年危机"的一个讨论/018
异域的借镜：多重视野中的"80后"文学/036
郑小驴论
--兼及一种"青春文学"的再生/047
辑二历史与文学之间/069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071
"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094
在"伪士"与名教的围困中突围/126
文学"实感"论
--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154
辑三文学批评的年轮/170
繁复的表意空间：《申江服务导报》解析/172辑一"80后"写作：我的同代人/001
青年构形：一项文学史写作计划的提纲/003
文学与社会互动中的青春主题，及文学"中年期"的选择
--关于"少年情怀"与"中年危机"的一个讨论/018
异域的借镜：多重视野中的"80后"文学/036
郑小驴论
--兼及一种"青春文学"的再生/047
辑二历史与文学之间/069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071
"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094
在"伪士"与名教的围困中突围/126
文学"实感"论
--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154
辑三文学批评的年轮/170
繁复的表意空间：《申江服务导报》解析/172
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190
呈现心灵的悸动
--以盛可以的《道德颂》为例/202
孤绝中的突击：论智性写作/213
《平原》的虚和实/226
骨与肉：论《赤脚医生万泉和》/239
历史深处的花开，余香犹在？
--《古炉》读札/247
"这是你的春天别再沉默"
--初读杜涯的诗/261
这些年，读叶弥/269
后记/294前言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见证一个人的成长
五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一个年轻学人和一个讨论问题的例子》，说的是金理。现在金理要我为他将出的评论集《同时代的见证》写几句话，我想起那篇短文，似乎没觉得有很多新的意思非要说出来不可。这五年来，金理在个人生活上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其间自然会有不少只可自知的人生体会；读书、问学、作文、研究，更是有值得称道的成绩，有心人都能看得到，也无须我来多说。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
平常我总以为关于金理我有很多话说，临到说的时候，语多塞口，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1999年他进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推荐他的一篇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那篇文章让我惊喜，不是因为文章本身已经如何好，而是从这稚拙的文章里我能感受到一个年轻人的诚恳和向学。那篇文章其实不少地方是学着别人来思想和说话，但我似乎能够感觉出，那个学的人，将来有可能会消化掉学的东西而滋养自己的学。这也就是我通常看学生的论文，要看能否感受到写论文的人的原因。后来推免研究生，那一年我在韩国，给系里写破例推荐的理由，这理由自然不能说我相信金理将来会如何，说了也没有说服力，那篇发表出来的文章这时候倒是有了点儿实际作用。做这件事是有些困难，不过当时我感觉更多的，是说不出的愉快和欣慰。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李振声老师破例推荐我读研究生；说服系里让金理直升，只不过是重复了我的老师当年做过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想我还算李老师的像样学生。
我把金理推荐给陈思和老师，跟着陈老师开始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潜心修习与实践锻炼。因为我也是陈老师的学生，所以能够体会陈老师提供给金理的宽阔、自由的氛围，以及脚踏实地、具体细致地理解文学的方式。金理自己也足够用功上进，硕士阶段参加陈老师主持的现代文学社团史的课题，独立写出了一本《从兰社到〈现代〉》。这本著作自然有其本身的价值，这不用说；但对于一个有很强生长能力的人来说，不妨也可以看成是初起步时必要的学术训练。
我内心很高兴金理是这样一个能生长的人，到他读博士和在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阶段，几年来一直在做的"现代名教批判"，就显示出他对重要问题的敏锐、基本判断和持续用力来了。我想，一个人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一点贡献，是要抓住重要问题的，是要有基本判断的，还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换句话说，得能长期吃重。金理对我说过，这个问题最初入手的缘起之一，是看我讨论鲁迅的论文，尤其是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分析，才逐渐想到要去考察近代以来名教风行的原因。其实我当年是受伊藤虎丸的启发。我参加金理的博士论文答辩，提醒他说：论文都是在一个方向上分析（章太炎、鲁迅、胡风），而在20世纪以来的思想和文学中，名教批判的脉络不止这一脉，还有别的方向的批判。我有时候是会自以为是，提醒一下别人这儿那儿的，多数不仅被提醒的人没听进去，连我自己也一转身就忘了。没想到这个提醒被他记到了心里，这就是有心，能受。坏处是他得修改，补充，同时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导致这个题目他一直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我现在倒是希望他能早点出版这部著作。
这些年来金理写了不少批评文章，为人注意也多是因为这些文章，《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和《同时代的见证》这两本书，可以看到他文学批评着力的方向，他自己已经把关心的重点表达得很清晰，我不必复述。我读金理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启发。譬如他最新写的一篇《叶弥论》，我想想，就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我没想到，写不出；他想到了，写出来，我都很有同感。金理现在被看成是"80后"批评家的一个代表吧，但我想，批评家不批评家不重要，代表不代表就更不重要了，重要是自己能从批评实践中不断获得养料，促成自己的进一步成长。批评活动不仅是针对作家作品、读者、社会的，也是针对自我的，好的批评实践也是一个自我不断充实和提高的实践，这样批评才对自我有魅力，批评主体的不断成长才保证了批评的持久活力；否则，在批评必将越来越艰难的大小环境中，光是坚持，是远远不够的。批评是件有意思的事，这首先得自己保证它有意思。
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学问往消耗、竭尽自身的方向走，不如往滋养、充实自身的方向走。因为金理正年轻，以后的路长，我说这样的话，不会全无意义吧。
我听张文江老师讲课，"上出"两个字，印象极深。也因为金理年轻路长，保持"上出"之志、之势、之热情和力量，也就更有意义了。但凡事落到实处，吃力，吃重，不急于求成，也是应有之义。"上出"者是没有"成"的，因而才能不断"上出"。
拉杂写到这里，回头一看，满纸教书匠口吻，好为人师之病昭然。其实金理和我已成同事，已是学生喜欢的好老师。见证了一个人成长、成熟的内心喜悦，用文字表达出来，不免有些走形。还是赶紧打住。
张新颖
2013年5月18于复旦光华楼
孤绝中的突击：论智性写作
一
这也许只是一个粗略的称呼，我要讨论的对象是朱苏进、麦家、晓航的创作，在他们的小说形态及创作形态中，可以提取出些许共同的因素--而这，正是决定智性写作卓然不群的机要所在。
首先，智性写作聚焦的往往是特殊人群，他们从事的职业、社会身份对普通读者来说往往显得陌生，借麦家一部小说的篇名来讲，这是一群"蒙面人"。而共同点在于，无论是桀骜不驯的军人、神秘的密码破译人员，或者性情古怪的科研工作者，他们都有着远远超乎常人的禀赋，也就是说，小说描绘的是一群天才。由天才出任主人公，智性写作要探讨的，其实是人类的天赋、思维、精神能力及智慧形态。这里面有着纷繁复杂的难解之谜：比如说，怪异的才华与痴迷的偏执（麦家小说中"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的破译者）构成何种关系？比如，智慧与人性的恶之花是否骈体联生般的纠缠着（朱苏进笔下的孟中天们）？再看下面这段描绘："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这是麦家在《解密》中对一种人类智慧的尖端形态的描绘。
用文学来测量、演绎人类智慧的形态实为难事，所以智性写作往往借助科学知识来搭建舞台或充当道具（朱苏进《接近于无线透明》中的李觉用四色定理、三角函数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对"我"进行启蒙；麦家在小说中编织进了最基本的解码原理，而《解密》的开篇也安排了不少数学演算来铺垫主人公的天赋；晓航《师兄的透镜》以探索宇宙形成初期的第一缕星光作为情节线索），而这些作家与一般作家迥然有别的人生经历与经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积累与支撑：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晓航有过从事科研的经历，朱苏进喜欢在小说与散文中滔滔不绝地谈论天文地理，显然对此熟稔于心。在惯常的理解中，文学与科学素来绝缘，前者是感性、想象的，后者是理性、实证的。我们倒不妨借鉴20世纪初鲁迅的《科学史教篇》，该文旨在纠正、打破当时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肤浅了解与盲目崇拜，也就是说，与其羡慕西方表面上的科学繁荣，不如探究科学发达的"本根""本柢"，这就是科学探索中科学者的精神，亦即科学者的"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心"的"神思"之功，在鲁迅看来，"神思"就是人类超越物质需要的精神渴求以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也就是一切高级形态的精神文化创造的始基[1]。以此来观照，智性写作中布置的自然科学背景，正是为了抵达人类的"意力""理
想"与"神思"。以《绝望中诞生》作例，小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直接罗列图表来讨论孟中天关于地球形态成型的奥秘，涉及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结构。孟中天在孤身独处的八年间，在被监禁的空间内，以飞扬的神思完成了"孟氏猜想"，"对整个地球的理解，也是我在对自身命运绝望时获得的"，经过他的描述，地球已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意志的生命体，在远古浩渺的时间尽头，经历了绝望中诞生的痛苦过程，以巨大而神奇的力量终于形成今日的地貌……地球的诞生与孟中天的精神再生就这般融为一体，他仿佛身当那个神秘而伟大的时刻，化作了滚烫的岩浆抚摸那隆起、凹陷的地表，化作了炽热的硅铝物质以弧状波形态进行塑性流动，感同身受着不同趋向的力造成的挤压、断裂……飞扬的神思与让人目眩神迷的科学猜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照亮了小说的叙述；而通过小说叙述，我们也不由得感叹人类精神活动的伟岸。
其次，智性写作的小说图景往往抛却日常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根植于这样一种理念：旷世稀有的智慧与人性的本真，只有在绝境中才能被激活、爆发；只有被逼上悬崖了才能作凌空飞翔。由此，在情节安排上他们往往有固定的设置，甚至显得偏执，非得把主人公抛入困境、绝境、极境当中。不妨来看两段创作谈，分别来自麦家与晓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之人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
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化，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
在智性写作者看来，文学关注的是那些挑战极限的人与事，由此"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
麦家《让蒙面人说话》的主人公陈二湖供职于国家安全机关，是一名功勋卓著的破译人员。当他65岁退休以后，一系列怪异的事件发生了：他开始郁郁寡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一夜之间学会了围棋，"最好的棋手，只要和陈一对上阵，他那点原本高出的优势，很快就会被陈追逼、压倒，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而这种"见棋就长"的棋艺又在一夜间神秘消失；接着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周围的事物在跟他捉迷藏似的"……直到他重新回到破译密码的工作岗位，一切才恢复正常，"就像鱼又回到了水里"。原来，破译是一门尖端的事业，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心灵厮杀与搏斗；破译又是一种阴暗而孤独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因为常态的人容易为密码表面所蒙蔽，只有逸出常规的思想才能摸到解码的门径，更何况数十年如一日的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陈二湖就好比多年潜藏在大野林莽中的人，根本不适合日常生活了。也就是说，只有在孤绝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中智慧之光才能绚丽夺目，只有在精神爆炸的刹那间才能演绎出生命死亡与再生的诗意……
朱苏进《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我"在压抑得让人窒息的医院中，恰恰得到了心智最大程度的启蒙；小说更着力讴歌李觉身上一任真情流露而不矫饰不做作的天真。只有当精神被判定为失常、分裂的时候，才能充分呈现、享受生命的自然、透明，而当他恢复正常了，则不得不是委琐、衰朽的。这是通过对精神的挤压来淬炼"接近无线透明"的理想人格。《绝望中诞生》就更典型了，因为孤傲，孟中天无法容身于现实环境而身陷绝境，但正是在穷途末路般的寂寞与孤绝中，生命力与创造力得到了惊人迸发。"绝望"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困境，"诞生"是征服绝望后的满足、陶醉，类似于心理学家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高原体验"。说到朱苏进对极限题材与非常规体验的钟情，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饶有意味的比较：
他（指少年朱苏进--笔者注）住进了传染病区那个与世隔绝的特殊的小环境里，脱离了天真活泼浪漫、充满欢声笑语的少年生活，周围尽是病人老人，加上几个医生护士。病房后面就是太平间，心惊肉跳地看着裹着白布的一具具尸体被推进去，恐惧地窥视着里面到处是破碎的尸体。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折磨着他……（言聪：《绝望中诞生--访作家朱苏进》）
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余华：《最初的岁月》）
以上这两位作家在童年时代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不妨称之为"太平间体验"，但是体验到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领悟、体会，在一个作家日后的创作中会留下深刻的印痕。朱苏进后来对恐惧的控制与克服，并非是通过遗忘，而是将得之于恐惧的非常体验推到极致，由此，反作用力也能被推到极致，他将笔下心爱的人物一次次地置放到绝境中，勘查绝境体验中迸放出的非比寻常的力量。而少年余华却将太平间当作了避暑佳地，在兴许根本不理解生死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无意间、不自觉地习得了一种平和安谧的态度。余华同样写过奇崛的小说，但是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代表他开始了转型，"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2]；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在此，活着，意味着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而不是选择"喊叫"或"进攻"这种超常的方式）去面对最残酷的生死大痛，这种将非常境遇当作自然常态来安然承受的理解，兴许冥冥之中与他幼年时的"太平间体验"有着神秘的联系吧。
第三，由上所述，智性写作的题材范围与聚焦点往往是单一的，作家在狭小的空间内闪转腾挪，心无旁骛，这造就了智性写作的鲜明风格，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挑战？《风声》中的地下工作者在重重锁链中将情报由"密室"送出，完成这样的故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叙事能力，但麦家挑的就是这样一条狭路，且走得稳稳当当。在他笔下，一个个神秘莫测的"蒙面人"从数字符号的迷宫中款款走出，血肉充盈地站立在我们面前。可以说，作家与他笔下心爱的主人公们共享着那种困境、绝境和极境，他同样选择了逼仄的空间，通过对压抑、阻碍与挑战的克服，来提炼精神掘进的力量。朱苏进说："一个人必须进入某种程度的非人状态，才能将自己像子弹那样打出去，在创造的空间中飞行。"[1]不管是对小说情节的安排，还是对自身创作状态的把握，他们都希望从孤绝的空间中"像子弹那样"突击出来，由此迸射的力与美，让人迷醉。这是智性写作的文学抱负。
总结一下，智性写作通过设置极限情境来观察人类的智慧形态与精神潜能，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充分考较着作家的心智与叙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