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平陈思和 日期：2015-01-29 15:18:00
该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的论述与批评，尤其以对于韩寒、郭敬明代表的“80后写作”、春节晚会、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主流叙述为主，以缜密而不乏历史洞察力的的细读，将学院派的理论化研究与当下青年的生活实感相结合，通过文学与文化现象讨论青年一代的困境与突围，最终与真实的自我相遇。
作者简介：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评委、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从事80年代以来文学、"80后"文学、视觉与网络文化等领域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2011年度优秀论文奖，2011年度当选为上海"晨光学者"，入选上海市高校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目录：
辑一幻城突围/001
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003
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
--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034
"大时代"的文学现状
--怀念巴尔扎克/056
郭敬明的"幻城"与"宿命"/060
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066
安妮宝贝：大时代的局外人/069
"女性向"文化：《步步惊心》与穿越小说/075
《风起陇西》："一曲忠诚的赞歌"/080
《量子江湖》：后新武侠的诞生/085
源自虚无：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092
江湖的秩序辑一幻城突围/001
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003
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
--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034
"大时代"的文学现状
--怀念巴尔扎克/056
郭敬明的"幻城"与"宿命"/060
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066
安妮宝贝：大时代的局外人/069
"女性向"文化：《步步惊心》与穿越小说/075
《风起陇西》："一曲忠诚的赞歌"/080
《量子江湖》：后新武侠的诞生/085
源自虚无：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092
江湖的秩序
--《神雕侠侣》阅读笔记/098
辑二文学立场/103
类型文学与现代生活/105
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110
新世纪底层文学：当文学重返历史/114
文学批评如何回应当下生活/123
面对时代发言的文学批评/126
辑三中国光影/129
当哈姆雷特遭遇章子怡
--解析《夜宴》/131
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从《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138
《白鹿原》：牌坊、麦地与乡愁/142
革命中国戏梦人生
--李安的《色戒》与张爱玲的《色戒》/147
《北京遇上西雅图》：当中国遇上美国/152
苍老的青春/157
《小时代》："女王加冕"/160
辑四盛世神话/163
2006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165
2007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171
2008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176
2009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182
2010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188
2011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201
2012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211
2013年春晚语言类节目细读/216
辑五"中国梦"三人谈/219
"80后"写作与"中国梦"/221
后记/243前言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
--致黄平
黄平兄：新年好！
是时间过得快，也是我动作真够慢。一快一慢，一晃，三年。
更准确地说，这封信拖一年半了：起初，作为你那篇有关路遥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读得来劲、觉得有话要说，于是，起意要好好给你写封信；现在，我又读到了你谈韩寒、郭敬明的最新作，好像可说的话就更多；而且前两天我静下心来，读了（不少是重读）你的七八篇文学批评，从关于《废都》的"人"与"鬼"的纠缠，到你最近谈论《蜗居》与"中国梦"。既如此，我还是从最初读你的文字、从《再造"新人"》谈起，因为，你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讲得好，"这篇文章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2]。
或许是《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3]一书深远的"影响的焦虑"，或许是我们这些1960年代后期出生者的历史记忆，我一直对于"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抱有很大的研究兴趣。无论是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作为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度，"新人"，或者说革命和建设的"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中国"及其文学绕不过去的焦灼所在，也是曾经的巨大希求所在。在此，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气宇非凡的实践，也有太多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细嚼慢咽。所以，当看到你在"重返八十年代"的途中竟能找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吃惊。因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社会主义新人"再起波澜之时，你这个"80后"还没有出生嘛；更重要的是，如你的文章一开头所言，我们熟知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了。
我不得不说，真应该感谢光炜老师带领你们这个团队，认认真真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当时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事件。许多事，在摊开来看了之后，是那么清楚明白；许多知识，在"考古式"地批判性阅读之后，是那么昭然若揭；而你，在重返和重读的过程里，没有像近年来的不少赝品"史料学问"那样，或被太多的材料看花了眼，或捡了个芝麻就自以为西瓜，却独独以此"新人"问题作为自己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起点，实在是有过人之处！这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我想，你那文章结尾的抒情段落已然回答："当代文学是否正在面对着价值层面的崩溃？是怎样的历史机制，使得纠葛的欲望、幽暗的心性等等被指认为更'人性'的或者说是更'真实'的？面对一个疯狂的时代，在汹涌的欲望与名利的诱惑的包围中，文学界能否从容地坦然面对，持灯穿越茫茫的暗夜，传递感动、幸福、温暖以及不苟且的尊严？这一系列问题或许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如何更为公允地接受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以及更为审慎地分析当代文学的'规划'及其激烈的'博弈'，召唤着我们重返八十年代。'历史'的进程曾经将'八十年代'推移、封闭、遗忘，但始终无法终结，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1]
你真是回答得足够好，我都忍不住做了文抄公。我的意思是，坚执地立足当下，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尤其着眼于今天社会及文学的匮乏和缺失，构成了属于你的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因此，后来在《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这篇纯正的文学论文里，读到如下注释，"在笔者写作的同时，黑龙江鹤岗矿难爆发，108人死亡。在《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关于黑龙江鹤岗矿难的报道中，矿工们说:'我们虽说是国有矿，也算国家职工，但都是计件工资，没有保底，按照每掘进一米给几十块钱，瓦检员平时险情都是瞎咋呼，一来就撵人，问题是矿上才不管你啥原因干得少了，你干多少米就给多少钱。'"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吃惊。而要是有谁拿所谓"学术规范"来这里规范你，我倒会"相当"吃惊，因为，假如良知和信念是这年头的稀罕物，那么当代批评之中，道德激情，就不是"可以有"的问题，而是其第一要义。我注意到，"在笔者写作的同时"这个句式，仿佛已成了你的文字徽记，而且，也正是这种感应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事实上，格外擦亮了你发现问题的眼睛。比如，在解读郭敬明《小时代2.0》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爆发，如果不是对此有足够的敏感，那么，你很难从那二十来万字中，慧眼独具地拈出"这车是我爸的"这句听来很普通的话，也就谈不上紧接下来的精彩分析了："'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里，你惹人眼目地引用了自己曾经的批评文字，而我，很能够理解你这里的自我征引，因为这段话，与其说是你写作《〈蜗居〉、新人与中国梦》时第一次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响动在心里的声音！
希望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因为我觉得，批评和创作一样，都是表达，或者一个显得时髦的词语--"表征"。表达自己，包括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没有错，这样的年代，许多人（不仅是批评家）实际上都在这么做，只不过更多人（尤其是许多自诩的"超越型"知识分子）不承认罢了；当然，有错，那也是很可能的，那就是错在"自己"本身太小了，是所谓的"一己之私"。这大概也是"Representation"这个能指的优势所在吧。批评和创作一样，在我看来，都是"自己"的"Representation"--"表征""表达""表现""代表"乃至"抗议"，而这个被"Representation"的"自己"，并不简简单单地是所谓封闭的、潜伏在内心深度的"私己"，而一定是各种力量、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物；而且，这个"自己"，总是一个"代表"，至于自己代表了谁，可能自觉，也可能不自觉。
我想，近期你如此投入地研读不少学院派不屑的《蜗居》以及郭敬明、韩寒，你是越来越自觉地认同"自己"的身份了：你是一个"80后"，一个"80后"的文学博士、大学教师，一个貌似"80后"之佼佼者。--网络语言的这个"貌似"真是妙，"貌似"，既"是"又更"不是"，哈哈，还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是这十来年以"高房价"为象征的有形无形力量和"超稳定结构"，挡住了如你这般有为青年通往"社会精英"并实现"中国梦"的路，使你成了个应该"三十而立"却无以"立足"的"80后"。"房子"，在此是个象征，我也知道，"房子"对你（以及你们这一拨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实在，"无房"故而"无以立"；而你，尤其是你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自觉地成为这些"80后"的一个"代表"了。
这不是坏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在现实感、道义心的基础上"表征""自己"："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这一切，都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你与其继续研判"知青"或"先锋"们的创作，进行当代文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还不如更多地关注当下，关注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关注当下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现象。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虽然已经呼唤了许久，也尝试性地开了些头，但如今，是你们这一代人，才能对这个"短暂的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其最纷乱也最活跃的部分，诸如媒体、网络文化等，有更身体性的敏锐、更贴身切己的关顾，以及我所期待的更同情性的批判。记得几年前，李陀老师在认真的闲聊时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
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在听到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想必会引起不少善意的担心，甚至也还有可能来自于你自己。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统合的知识界不复存在，越来越歧异的思想资源、现实立场以至写作趣味，或明或暗地呈现于文坛和批评界，各种话语的较量即使不说刀光剑影，也可谓此起彼伏；比起安稳也安全得多的学院和学科研究来，当代批评的场域，其实更配得上蔡翔老师所说的"战场"[1]--这个词乍听一下，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文学战线"，我们曾经那么熟悉；只不过，在"去政治化"地"被另外一种政治"收编了之后，"文学"及其"批评"，不仅是对外的"战线"，更是内部纷争、竞争的"战场"了。要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这个是非之地，习惯了隐忍、谦卑的你，势必要舍得自己的"统一战线形象"，势必要补给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源和当代理论的思想能量，势必要拿出更强大、更坚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作家与批评家的品牌化，"你懂的"，当下的书商系统和媒体力量已使批评界运作着太多"名利场"的规则；在这样一个普遍匮乏的年代，漂浮着的诸多欲望，跳动在许多貌似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批评者还能守持多久，又能否把守得住？况且，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什么都说得、什么都捧得、又什么都灭得的"意见分子"，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吗？怎么还把你向当代批评这个既是"战场"又是"名利场"的火坑里推？呵呵，我的回答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事实上，既往的批评实践，让我对你不会轻易沦为"意见分子"有太多担忧。何谓"意见分子"，且让我转述个段子：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当下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奇人妙事发生，几乎每天都是酸甜苦辣杂陈，你只要打开报纸或网络，每天在接收海量信息的同时，就必然撞到一份份相关评述和意见书。什么意见呢？没那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意见，都不难想见；谁的呢？那就更不重要了，因为那么些意见，总是在轮流周转之中。于是，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不能不上场亮相、不能不发表意见；最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各自是几点开始奋笔疾书？谁起床得晚、谁写作得晚，那就是谁，写得--最生猛、最犀利、最那个啦。道理很简单，那些容易想到的意见，早已被捷足先登者表过态了，起床晚了，再不写得狠一点儿，那还怎么能吸引眼球、让粉丝知道自己没缺席盛宴？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有一点心理波澜么？我自己写到这里，就忽然来了点自我怀疑：不完全是怕我对你的估量尤其是期待显得过高，而是我们期盼的"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与那些活跃在当代批评中的"意见分子"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微乎其微、存乎一心，稍不留神，就会滑了过去，万劫不复。虽然，我那些对你的期盼，仍然有自己从你那里读来的理由：你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从重返八十年代起步，二三十年前的那些文学材料培养了可贵的历史纵深感，从《今天》杂志看"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你读出了当年两种不同的"新人"规划的交锋，直至近期读作品，"新人"形象的演化和蜕变问题，你依然一以贯之、挥之不去，多么难得的大局观和问题意识！这，应该有助于避免"意见分子"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化"习性，而可能把具体问题放在语境脉络里、放在社会结构里，予以充分的"历史化"和"表征化"；不停留在"愤青"式的批判或"药方"式的应对，而是在复杂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直面"难题性"并形成某种"诊断"，说出所有的盘根错节并艰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自己的声音"不那么响亮，听起来不那么鲜亮无比，却也非要有真正学人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素养不可。
那么，我的担忧何来？我的担忧，又恰恰来自于你的优点、你的能写多产、你貌似专业的优势！对不起，我又一次让你"貌似"了一回。因为，比方说吧，文本细读的功夫，你就倚重得有些过分，而且你的文本细读本身，颇也值得细读一番。讨论郭敬明，你发现他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借此，你打开了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这诚然是你基本工作方法论的生花妙笔。还有，当年的那类"新人"叙事，你发现了一个模式化的核心线索，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近年的《蜗居》，你能从海藻与宋思明的一处"性交易"细节读起，丝丝入扣，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在《平凡的世界》小说文本中，你查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可能是本"不存在的书"，那许多读者的调查报告中，你看出了共性的"励志型"读法，等等。你的文本细读，显见得丰富多彩，既有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也有文本细节的象征化解读，甚至还有作品素材的史料学考据。一句话，文本细读，正构成了属于你的当代批评的另一重要特点。既然如此，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担忧显得多余啊。
可是，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还是关于《平凡的世界》。你在论文里精读了小说中一个段落：孙少平从煤矿到省城看望妹妹兰香，感到了自己对妹妹的陌生，"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由此，你得出了文章堪称最重要的一个结论：这里，少平的"执拗"显示了他和传统黄土地的悲剧性关联，他始终不肯被驯服，不懂得放弃"落后"来与"先进"接轨；而也是这里，作家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在少平与兰香这种深刻的差异性之间，本来可能产生爆破性的张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觉"。--细是真够细的，结论的放大效应也特别显著。不过，带着记忆和直觉的某种怀疑，我查找了《平凡的世界》，好啊！少平的那段心理活动，在"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之后，紧接着还有非常关键的几句："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他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他自己的一切不
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这不是为了指陈你读得不细，也未必是要暴露你故意的遗漏，甚至也不是要全然否定你那结论，而是，这个例子虽有些特殊，却更深刻地表明，你的文本细读--总难免是从某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来细抠文本，而很少真正地源自文本细节的"洞见"，来照亮一个被遮蔽的命题乃至世界，从而开启全新的问题域以及可能性。的确，应该承认，我以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式的高度来衡量你，是有些苛刻了。然而，仅就这个段落而言，认真地细读，并不难见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的微妙乃至暧昧，而如果读出了比你的想象复杂得多的路遥，那么，八十年代文学以至历史的重返之路又将如何？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吧，你的这种文本细读，是不是某种主题先行？
更吃紧的是，由于你特别擅长文本细读这一技术，特能将既有观念一板一眼地镶嵌进文本，特能将自己的思路笃悠悠地细读铺衍成文，于是，在有了一套较完整而自洽的想法之后，阅读和写作的真正挑战性、思考和问题的真正难题性，都可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过程里，鬼使神差地滑门而过。应该说，你现今的许多大想法，诸如，要将"文学"与"改革"历史尤其是那些重大转折关节联系起来解读，"当代中国正呈现出高度的文学性，其戏剧色彩与荒诞程度，令人叹为观止"[1]，当代中国正催生着"白领"的"贫困化"，这将使原来中产阶级意义上的"中国梦"濒临破产[2]，等等，在当代批评的场域，都不乏过人之处的；但我更得说，任你再领先、再高明的思想，也经不起多久的原地踏步，在这样一个"意见分子"遍地跑的年代，更经不起几遍重复，就耗尽能量了。那么，更进一步，假如"道德激情"降为某种表态以至于姿态，假如批评不足以让中国"掷地有声"，假如写作不再是为了"表征自己"，或者，假如那个"自己"实在是太"小"了，假如你终于有了"房子"，假如你侥幸地成了"社会精英"，假如你游刃有余在当代批评的"名利场"里……好了，不能再"假如"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我期盼"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然而，这，不仅需要立足当下的敏锐和道德感，也不仅需要专业能力和种种批评技巧，甚至所谓的"立场"或"技术"；如果使用不当，其结果还往往适得其反。这，真是一道"窄门"，一道"过不去正常、过得去才不正常"的门。然而，你懂的，我们应该减负瘦身（减什么？你懂的！），应该加足马力（加什么？你懂的！），去试一试，真的，去试一试。
我也知道，这封信头重脚轻，甚至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我的拖拉和"害怕写作"[1]，使之混合着多个既关联又不同的动机；你的高产及旺盛的创作活力，让我好生羡慕乃至于嫉妒，当然，也真不免有些担心；而我那些不满足和不满意，仿佛还真不是对你一个人说，确乎更多的是写给我自己。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批评是"微暗的火"！因为是"火"，所以给人光亮，令人警醒；又因为"微暗"，颤颤巍巍，所以尤其难能可贵。不要任其自生自灭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愿我们共勉，并且，勉力为之。
郭敬明的"幻城"与"宿命"
一
讨论郭敬明，一般谈到的是他的《小时代》系列，《幻城》等魔幻题材相对较少，有所分析的也往往流于印象式的描述。毕竟，和《小时代》系列的"现实"题材相比，《幻城》《爵迹》等魔幻题材，对于批评家的阅读障碍更大，原来的语词、语法与分析的范式，面对这类作品不得其门而入。
如果说，穿透《小时代》这类现实题材，是要将"上海"还原为"幻城"，破却"小时代"的幻觉，重现"大时代"的真相；那么，穿透《幻城》这类魔幻题材，是要将"幻城"还原为"上海"，破却"幻城"的幻觉，重现上海所代表的真切历史处境（尤其是1990年代至今这个"漫长的1990年代"的真切历史处境）。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走完这个循环，方有可能真实地理解郭敬明，以及更重要的，理解郭敬明所代表的庞大青年群体。抽象地说，只有在本质的层面上讨论郭敬明，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讨论郭敬明，而不是在表象的层面上、意识的层面上讨论，才是一种有效的讨论。以往的讨论，比如修辞上的文字是否华丽、有无病句、法律上的作品是否抄袭，都无法真正地解析郭敬明、穿透郭敬明。作为打引号的"郭敬明"，既是1990年代的当代史，又是1990年代的潜意识，而且他还证明了，历史与潜意识果然就是一回事，他称其为"宿命"。郭敬明的"魔力"，就在这里。
且重温《幻城》，该书于2003年1月底上市，一经出版就获得大量好评，所谓文字绮丽华美，故事有着天马行空般的"大幻想"和感动人心的力量，销量十分惊人（2003至今，在文学出版市场上，可以说是"郭敬明时代"，唯一可能抗衡的是韩寒），郭敬明借此成为当下最畅销的作家。
与此同时，网络上却掀起了另一股"抄袭"风波，认为《幻城》涉嫌严重抄袭日本漫画团体CLAMP成名作《圣传》，继而引起了郭敬明粉丝群与批评者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这一场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在笔者看来，《幻城》一书在世界观设定、剧情、人物、对白、主题、风格等各方面和CLAMP"命运三部曲"--包括《圣传》（1989-1996）、《东京巴比伦》（1990-1993）和《x战记》（1992-2002）三部作品--的确存在大量相似之处。换而言之，《幻城》其实更接近于"同人小说"的定义（同人小说，指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不过，讨论是否"抄袭"，从来不是文学批评的首要目的，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幻城》与"命运三部曲"的同与不同，这种差异性是怎么出现的？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还是暴露出深层次的历史的症结？这一切的关键点，就在于无论《幻城》还是"命运三部曲"的核心主题"宿命"--怎样的"漫长的1990年代"，让郭敬明传达出了如此"中国特色"的、被判定为"无法改变"的宿命？这个"宿命"，冥冥般控制一切的"宿命"，到底是什么？
二
回到作品，无论是否可以被称为"抄袭"，《幻城》模仿了CLAMP"命运三部曲"的重要主题"宿命悲剧论"，这一主题在《x战记》和《圣传》中较为突出。比如，《x战记》中，展开了一场赌上地球与人类未来的决战--这结果，将由一个名为神威的少年所决定。神威可以是"代行神之威严者"或"猎取神之威严者"。如果少年选择了前者，就会与"天之龙"合作，为保护人类世界而与"地之龙"决斗；如果选择了后者，就会与"地之龙"合作，破坏现有的世界，创造一个没有被人类污染过的地球。神威本来不屑于这场"可笑"的争斗，但是为了保护亲如手足的邻居封真和小鸟，他最终选择了成为"代行神之威严者"。然而，在他做出决策的一刹那，封真成了"地之龙"，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小鸟。继而，"神威和封真是双生子"的宿命得以揭示：神威无论成为哪一方，封真就会自动转变为对方。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天之龙神威陷入了重重危机。
"命运三部曲"的"宿命悲剧论"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1.作品初始对宿命主题的确立。在《x战记》中是"天之龙"和"地之龙"的斗争及占星师对于未来悲剧的预测--人类的未来不可改变，封真和神威成为仇敌，"地之龙"将获得胜利，地球最终会走向毁灭。在《圣传》中，这一"宿命"显得更为复杂--虽然有"六星"宿命的预言，但是如何解释这个预言，却贯穿故事的始终。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圣传》剧情在最后高潮部分突然出现逆转。
2.宿命中没有绝对的"正"，也没有绝对的"恶"--面对被"严重污染"的人类社会，是保护已有的文明成果，还是用暴力革命彻底改革？阿修罗和帝释天，究竟谁是"正"谁是"恶"？这些没有标准答案。
3."人"与"宿命"的抵抗。这是古希腊英雄式的抵抗，但与之不同的是，在以CLAMP为代表的一系列动漫作品中，"抵抗"的力量不是英雄本身的力量与意志，而更加强调一种羁绊--即"约定"和"情感"的力量。与之结合的，正是之前所述的作品人物中常具备的"至纯粹之爱"。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由CLAMP所开创的一种少女漫画的突出模式。
郭敬明的《幻城》中的"宿命悲剧论"，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又有所不同。在有关"宿命"的确立上，《幻城》开篇有这样一个预言："卡索，我年轻的王，红莲即将绽放，双星终会汇聚，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请您耐心等待……"读完全书会发现，这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预言，且不说这个预言涉嫌明显的模仿（《圣传》中九曜的占星："六星陨落，其为背天之暗星……汝所孕育之红莲火焰，将烧尽一切邪恶"），该预言的指向非常模糊，在小说开头匆匆出现后再无下文，并不像在《圣传》中贯穿整个故事。"红莲即将绽放"，如果指的是樱空释即将开始他一系列计划的话，那么"双星"又是什么？是指兄弟两人最后的见面？最重要的是，小说中真正的宿命，其实是来自于"渊祭"对于众人命运的操纵，这个"预言"不是形而上层面的，是有现实对应的。
且举一例，小说的核心情节，卡索和樱空释的"宿命"悲剧，究竟是谁造成的？小说试图通过上一世"囚徒"与"霰雪鸟"的故事，将樱空释的死解释为轮回般的"宿命"。然而，现实是，樱空释的死不是"宿命"，而是卡索一手造成的。作者所谓的"宿命"，实际上只是"渊祭"的一个游戏，这一悲剧只来自"渊祭"的操纵而已。
三
《幻城》中的渊祭就是"宿命"，可以随意地决定他人的人生，而这个"宿命"是"恶"的，他恶意地伤害了诸多人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幻城》中，宿命不是一个完整的有逻辑的东西，而是可以经由一个"上帝"来随意操纵的。而"上帝"本身仿佛是自然存在的。
在这种逻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意发生，只要上帝挥一挥法力无穷的诞星杖，人类存在的意义就被全然抹去。CLAMP的作品决然不同。他的宿命也是"恶"的，但是这个宿命只是一个已占卜的结果，绝不存在所谓"上帝"。CLAMP所要叙述的，就是人类的情感战胜命定"恶"之宿命的故事。
显而易见，郭敬明利用了"宿命"这一概念，成全了"永远是孩子"的幻觉--"我"永远是无辜的，是"宿命"在玩弄"我"。"我"又有什么错呢？上天可以随便改变我的命运。在如此命运之下，我只能做一个"忧伤的孩子"了。
这一逻辑在《幻城》中有充分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情感逻辑，卡索才会永远是一个忧伤的、寂寥的王，所爱的人都走了。造成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是"宿命"--他似乎成了一个"生而注定孤独的王"。但有意味的是，现实显然不是这样，他所面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我们"和"宿命"，在CLAMP的"宿命悲剧论"中是平等的地位：没有"宿命"，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消失了（没有宿命，阿修罗又何以存在？没有宿命，"天之龙"和"地之龙"又何以存在？），"我们"就是为了抵抗"宿命"而生的。在强调"宿命"的同时，更加强调的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反抗。在这一观念下，"宿命悲剧论"已经不再是纯粹悲剧，而是生命的"必须"，是生命的"意义"。
然而，郭敬明却悄然地把"宿命"置于"我们"之上。悲剧被无限放大，抵抗被无限缩小，人最终成为"宿命"的玩物。这是郭敬明式的对于"宿命"的理解：他的"宿命"是一个酝酿"悲伤"的源泉，无关抵抗，仅供忧伤。
在小说的最后，卡索感到了生命的无望，选择了自杀。这或许就是郭敬明无意识地给予我们的答案。而"自杀"也正是对于CLAMP"宿命悲剧论"最大意义上的反写。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青年一代（又何止青年一代！）的历史能动性丧失殆尽，我们生活的"幻城"，真的不可改变吗？我们面对的"宿命"，真的亘古常在吗？悲伤逆流成河，这忧伤却如此乏力。
不可否认，郭敬明的"幻城"，击中了一代人的潜意识（舍此无法解释他惊人的畅销），将不可讲述的现实以魔幻的方式呈现，这是一种"野草"式的象征性写作，但是郭敬明的"野草"式写作，是为了熄灭地火。从现实到魔幻，从魔幻到现实，郭敬明的所有作品，从时间上营造"小时代"，从空间上营造"幻城"--这座新的铁屋子，或者说来自"野草时代"的铁屋子的变形，却不见了"呐喊"。这是一种非魔幻非现实又魔幻又现实的"郭敬明主义"。
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从《夜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压抑的情欲、母子的畸恋、宫廷的阴谋、吃人的晚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次讲述了一个"《夜宴》式"的故事。这或许是两部中国式大片兄弟情谊的写照，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以最大限度赢得大众市场（海外/国内）为目的的"大片"，为什么选择了如此相似的故事模式？其间的"同"与"不同"，折射出怎么的文化心理，迎合着怎样的权力逻辑？
讲述"东方奇观"的奢华与沉迷，追求画面的所谓"美学效果"，"宫廷晚宴"这一场景，恐怕是最合适的故事情境。不是艺术电影，恰恰是这一类"大片"，骨子里对观众有深深的轻蔑。在读图时代里，观众被假定成有钱的蠢人，似乎是一群只能识别图片的"乌合之众"；电影叙事，仅仅成为连缀一幕幕"奇观"的线索。故而，"大片"不耐烦打磨一个精致的故事，而是选择了最方便的"改编"--一个选择了"西方正典"的核心《哈姆雷特》，另一个选择了现代汉语话剧的典范《雷雨》。一方面，两部名著的情节妇孺皆知，影片不必过多地交代，观众也会很容易理解眼前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两部作品包含着强烈的戏剧性，家庭内部的阴谋与巨变、亲缘关系的错综复杂等等，与《尤利西斯》《城堡》等孤独而沉默的作品相比，更容易被纳入大片生产机制之列。
饶有意味的是，为了最大份额的市场，大片永远不会挑战既有的文化心理。在"海外/国内"双重目光的约束下，《夜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一个故事原型--母子之间不伦的情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年轻的继母与忧郁的长子的孽恋（为此甚至大幅修改了《哈姆雷特》，把王后从"亲母"修改成"继母"）。在海外市场有巨大号召力的两代影后--章子怡与巩俐，分别饰演两位王后。有趣的是，王子的角色，不论是吴彦祖还是刘烨，在影片里都是忧郁而缺乏担当的。借用精神分析批评的概念，两位王子都面临着"阉割的焦虑"，专制的父一代压抑着软弱的子一代。在《夜宴》里，王子无鸾远走江南，寄托于茫然的《越人歌》中。只有当亲身父亲这个第一次夺去"婉儿"的男子死讯降临时，他才恢复了勇气回到宫廷。而此时，"婉儿"已经第二次被夺走，像一道灰色的影子，"叔叔"成了"父亲"。无鸾的复仇故而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爱欲与政治。而且爱欲需要用政治的方式表达--"替父报仇"，向僭越者讨回王权秩序的正义。我们感受不到一个福丁布拉斯式的王子形象，或许正在于复仇的内驱力是复杂的，包含着自我抵牾与瓦解--先王，既是复仇的对象，也要为其复仇。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王子更加虚弱不堪了，与母后三年的苟合，让他完全丧失了任何伦理上的支撑。王的回宫，必然导致他的出走。有趣的是，在张艺谋的设计里，洞察一切的王反而原谅了他。一个硬邦邦的男权逻辑是"她"先勾引的你。女性被指认成不洁的"他者"，是祸乱的根源，故而是需要不断用"药"来矫治的，哪怕这种"矫治"对女性而言意味着"死亡"。
对女性而言，毫无疑问，不论是专制的父一代，或是软弱的子一代，都不是一个理想的征服者。欲望的匮乏与不休的煎熬，使得骨子里歇斯底里的王后，导演了晚宴上的杀戮。"爱"的欲望转化成"死"的欲望，鲜血涂染着开满鲜花的宫廷，周遭的男人纷纷死去，最后则是王后的自我毁灭。两部电影根本谈不上"悲剧"，但却都不是大团圆的结局。或可戏谑地说，两部电影无非讲了以下的故事：在混乱的东方宫廷，围绕着一个女人，两代男人先后失败；缺乏强有力的征服者，美丽的东方因之最终毁灭。在后冷战的全球化语境里，两位所谓的第三世界杰出导演，不约而同地讲述了一个殖民主义的寓言。
当然，《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的区别在于，在一个近似的"母子"关系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父子"关系。从这一角度细读两部电影，或可深化我们对交错的权力逻辑的理解。对"父/子"而言，"弑父/噬子"构成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也推动着情节不断伸延。在《夜宴》中，故事是以父王驾崩开始的，王子回宫所面对的，是一个"伪父亲"，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依靠阴谋上台的"伪君王"。身份的"尴尬"，注定这一父亲有别于"父/王"同构的"神武"形象。果然，葛优饰演的这一角色始终被情欲所纠缠，最后在控制了局面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自杀身亡。然而，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父/子"的形象发生了颇堪玩味的变化。周润发所饰演的父亲，是一个强调"规矩不能乱"的威严君王。他与周杰伦所饰演的二王子第一次相遇，就是父子间一场喻意明显的"比剑"。获胜的国王享受着"父王神武"的颂赞，不无警告地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有趣的是，子一代的反抗，并不指涉"王位""天下"等宏大之物，不再关乎平等、理想、新世界之类的革命诉求，而仅仅是无法接受对"母亲"的暴虐。恰如周杰伦的成名曲之一《爸，我回来了》唱的那样，"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我说的话你甘会听?/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难道你手不会痛吗?"我们的王子似乎对政治免疫，上万菊花战士人头落地，仅仅是为了弥合一个问题家庭。而这一切，被近乎讽刺地整合进那句著名的诗里--"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知道是否还有观众记得，这句诗在原初的语境里，往往被比拟成一位期待"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农民领袖，对革命前景的乐观展望。而这一指涉革命场景的句子，在影片中被完全审美化了，饥荒、革命、剥削阶级的战栗，壮烈的战斗与死亡……这一切被精心地遮蔽于"历史"之外。所谓黄金甲，无非是金黄色的甲胄上，绣着一朵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菊花。有论者指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去写一位"父亲"？我更想问的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开始这么去写一位"儿子"？当反抗丧失了再造新世界的坚定信念，革命必然沦为一场可笑的美学表演。所谓的"80后"，享受着"我的地盘听我的"的可疑的"个性"与"自由"时，是否身陷更隐秘的历史的宰制之中？然而，并不能简单地说张艺谋背叛了当年的艺术立场，沦为歌颂权威的御用导演。尽管张艺谋的近作里确实有一股腐烂的帝王气，但是当帝王与叛徒分享着"父/子"关系时，问题变得复杂：处死叛徒的同时，也断送了江山的继承者。重阳节的子夜，带来的不是"亦于长久"的家宴，而是三个王子先后死去，菊花台上空空荡荡。影片最后，阉人们洗刷着叛徒的鲜血，在孤独的老国王面前，表演着"仁义礼智信"的大合唱。狡猾的讽刺？真心的颂赞？抑或仅仅是虚无的表演？或如影片开始处提示我们的，"公元928年唐末五代十国"。一个英明威武的王朝，已然步入帝国的黄昏，不安的乱世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