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芳思 日期：2015-05-06 21:23:24
1975年，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十名赴英学习的中国学生的交流项目，吴芳思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吴芳思和同班的中国学生一样，有半年时间在工厂里，跟制造火车头的工人们在一起；或者在农田里，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学习如何插秧……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里度过的。每个星期六上午，有两个小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修课。此外体育课也是必修的，包括练太极剑、推铅球和扔手榴弹。……
但她还经历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文革”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以及1976年清明悼念周恩来活动等一系列事件……
作者简介：
吴芳思（FrancesWood），英国人，长期担任英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是英国著名的汉学专家，对中国文化与典籍有较深的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留学北京。近年已经退休，现在生活在伦敦。
著作有：《马可?波罗去过中国吗？》（1995），《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18431943》（1998），《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2000），《中国指南》（修订版，2002），等等。
目录：
第一章“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典型的革命生活
第三章第一本汉语教材
第四章交通规则
第五章起士林餐厅
第六章决心书
第七章冰冷的床单
第八章第一次向遗体告别
第九章两首诗和又一次葬礼
第十章严寒
第十一章不是大学而是晴雨表
第十二章外交事务
第十三章我的“流毒”
第十四章反面教材
第十五章朝鲜英语第一章“文化大革命”
第二章典型的革命生活
第三章第一本汉语教材
第四章交通规则
第五章起士林餐厅
第六章决心书
第七章冰冷的床单
第八章第一次向遗体告别
第九章两首诗和又一次葬礼
第十章严寒
第十一章不是大学而是晴雨表
第十二章外交事务
第十三章我的“流毒”
第十四章反面教材
第十五章朝鲜英语
第十六章不会插秧
第十七章消防队员
第十八章盛夏和第三次追悼会
第十九章假期和地震
第二十章余震
第二十一章案又翻过来了第一章“文化大革命”
1968年至1971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它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文革”中的暴力事件遍布全国，但仅有的一些证据只是《人民日报》上的野蛮激烈言词，以及中国外交官在伦敦波特兰地街的中国大使馆前手持资本主义球棒威胁警察的情景。在当时，学习中文就好比是学习一门“死”语言，因为似乎没有到中国使用的可能。大概我们能去的最近的地方就是台湾岛了，于是，所有的语言学习就转向台湾人使用的中文——而其中有许多礼貌用语已被大陆的同志们暂时“遗忘”了。
尽管现在都说“文革”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如今中国人称之为“十年浩劫”），但追根溯源，还要归结到党内早就存在的意见分歧。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在逐步掌握党内领导权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分裂主义分子”长期、痛苦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官方称之为“十大斗争”，解释为“路线斗争”，或者是正确与错误的政治路线分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整风运动。由于期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其中一些做法甚是巧妙。比如：1956年，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周恩来鼓励知识分子提出更好地治理国家的有益建议。不少人便纷纷向自己的上级或国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结果却发现，自己成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批判对象，他们被送到农村去接受多年的群众“再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发出向苏联学习的号召。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对苏联的建设成就是赞不绝口的。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反对教条地效仿苏联经验。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过于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他提出农业要进一步社会化，乡村工业化，建立大型农业组织——人民公社。
农村工业化包括建立“土高炉”，让农民去炼铁。这一工农结合的尝试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展，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在严重烧伤和肢体再造方面也开创了成功治疗的先例。当时，毛泽东曾不无讥讽地说：“斯大林只有一条腿（重工业），而我们却有两条腿（社会化的农业和小型工业）。”
对于农业的集体化，尽管先前已存在以村户为基础的尝试，但人民公社的成立却使国家更好地控制了农业生产。除此之外，农业劳动力还可在农闲之时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改善，如修路、挖渠、筑堤坝。可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政治推力却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各种口号来增加农业产量。这些口号字面上言简意赅，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农作物的过分“密植”，结果造成大量禾苗死亡（这是任何园丁都知道的）。“深耕”曾是约瑟夫?斯大林一则得意的农业口号（而他自己并不是农民）。“深耕”意味着农民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辛劳，非常可笑地去挖深沟——这样做是否有利于生产不得而知，但农民们却因此而筋疲力尽。防治虫害是在“除四害”的口号下进行的。所谓“四害”即麻雀、老鼠、蚊子和苍蝇。1958年至1960年间，数以百万计的麻雀因城乡人日夜敲锣打鼓，或者敲击锅盖而无处栖息，活活累死。到了1960年，人们意识到大量麻雀的死亡使得消灭苍蝇和其他虫害成为一项不可企及的任务，因此麻雀从四害名单中被取消了。
农业的政治性变革以及这一时期“大跃进”口号的提出，使各地领导间虚报收成蔚然成风。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前景，很多地方人为地抬高粮食产量，一大堆密植小麦和水稻的照片被伪造出来，而事实上，农民却在忍饥挨饿。1958年至1961年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至少有三百万人死亡。
1958年底，毛泽东主动辞去共产党主席的职务。在离开权力核心的几年中，他逐新认识到新领导层正在变成资产阶级，变得腐败，意识到人民已经脱离了革命斗争。他决心通过“文化”改革，用铲除“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变革社会的方式来继续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一词的定义不单单是艺术，更包括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所有的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狭义的“文化”，都要加以关注。
1965年底，一场批判戏剧《海瑞罢官》的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该戏由中国杰出历史学家、曾短期担任北京市市长的无党派人士吴晗于四年前写成。戏的主人翁是明朝（1368—1644）一位清官，他为民请命，却触怒了圣上，被罢了官。吴晗暗示地方官员在灾荒之年要尽力提醒共产党警惕虚报数字，指出不准确的产量报告对中央政府无益。党的宣传部门对吴晗发动的批判，标志着对中国整个文化领域发起猛攻的开始。
毛泽东利用“炮打司令部”之类的口号，恢复了自己权力中心的位置。他鼓励年轻人起来闹革命。青年学生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歇斯底里地挥动着塑料皮的“小红册子”——《毛泽东主席语录》，方便“文革”活跃分子毫不费力地选择合适的口号。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学生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夺了权，并着手纠正他们认为现行领导所犯的错误。
无论是在小学、医院，还是工厂，每个人都被鼓励参与这场运动。所有的当权派都受到了批判，在令人身心疲惫的批斗会上，他们被戴上高帽子，冠以各种罪名，还经常挨同事的打。即便是熬过了批斗会（许多人因此致死，或被迫自杀），他们还要被罚去做苦力来改造思想。一些劳动改造的方式十分低俗，例如：脑外科医生被罚去打扫厕所，文学教授被弄去喂猪，还有去运粪的。从政府机关到大学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从博物馆馆长到教授，所有的干部都被“派到农村”，向农民学习劳动的光荣，他们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
随着父母下乡，许多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大量小孩子被留在家中独自生活。当红卫兵派别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发生冲突时，平时的生活就变得危险。如果遇到不同红卫兵派别设置的路障，就连最起码的商店购物都变得令人提心吊胆。1968年，为把城里那些年轻的造翻派赶走，毛泽东下令所有的年轻人都要下乡，去向农民学习。最后他甚至把在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北大学生中的活动活跃分子也赶下了乡，政治控制慢慢转到“工农兵”手里。军队被派到城市以恢复控制，到1972年，新的秩序逐渐形成。由工、农、兵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了所有的机构。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年轻时曾是上海滩一位毫无名气的电影演员，利用“文革”的机会在狭义的文化领域里铲除宿敌。有十个“被认可”的京戏与她有密切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形式。《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等主宰了中国的舞台达十年之久。西方音乐遭到了谴责，因为那无疑是洋玩意儿，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德彪西是腐朽的，肖邦精神上有毛病。贝多芬有好的一面，因为他创作了《菲岱里奥》，但他也有错误，因为他写过宗教乐曲《庄严弥撒曲》，还写过歌颂暴君的交响乐。
除了打派仗和江青整自己的宿敌之外，还有一个大规模的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运动，其目的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各种资产阶级的享乐都遭到禁止。影院和剧场都被毛夫人所肯定的正确东西占领。花鸟画，特别是裸体画，受到了批判并被毁掉，代之而起的是充满政治色彩的绘画作品，上面画的是飘扬的红旗、整整齐齐的农田上的拖拉机，或者是毛主席的英雄壮举，诸如《毛主席在我们军舰上》这样充满感情色彩的画。舞厅也成了非法的。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曾反复说过“我们要体面一点”，但这一时期个人化妆方面的东西也被消灭了。妇女不能烫发，也不能穿吸引人的衣裳。谁要是这样做，那些留短发、穿肥腿裤的红卫兵就会把她们从街上拖去，剪短她们的头发或者当众撕坏她们的紧身裤。
周恩来为了保护博物馆里那些古老、应受批判的东西而下令将所有的博物馆关闭。大部分寺庙也为防止红卫兵破“四旧”而关闭。由于这一防范措施，许多历史遗迹没有受到多少破坏。红卫兵偶尔也会偷懒。例如，上海东南隅的佛教圣地普陀山遭受了他们的破坏，然而位于安徽省境内的九华山则免遭劫难。九华山的寺院和宝塔曾在1851—1857年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因地处偏远，使得它在“文革”中得以幸免。那里的僧人撤到山顶等待消息，他们焦虑地听着广播。直到七年之后仍未看见红卫兵，他们才重返寺庙。
被斗争对象的家庭财产大概是遭破坏最严重的。红卫兵上门之后，抄家，毁掉文献、信件、照片以及老式家具。许多家庭担心古书、外文书、日记和信件中可能有反革命内容，便自行将其烧毁了。任何与乌烟瘴气的外面世界或者与解放前旧中国有关联的东西都是危险的。珍贵的教科书和学术笔记可能会被当成追求名利的象征，谁拥有它们就意味着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为鼓励农民的智慧，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都遭到诋毁。各种形式的私有财产都被没收，农民被迫只能为公社干活。在最“先进”的农村生产队里，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在公共食堂就餐，小孩子由集体托管。还推举了各种“典型”供大家学习。地处山西省西北部贫困地区的大寨生产队，被誉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典型。那里的人虽然很穷，但他们却乐于过公社生活。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心里只有人民公社，为了集体的利益，他们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家庭，甚至是生命。
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对那些具备某种专门技术且最具爱国热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许多人惨遭不幸。著名钢琴家被红卫兵打断手指，著名小说家受到批判，甚至自杀。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关进条件最原始的监狱，或被赶到寒冷的北方农场去劳动改造。这些人的死亡和监禁对他们家人的影响更大。丧失亲人的名人子女不但不能上大学，还被排除在任何正常活动之外，以致有些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压力。
1971年之后，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局势的控制，生活回到“以政治为纲”的正常轨道。大学勉强重新开课，但是只招收“工农兵学生”，而且这些学生要在农村或者工厂至少工作两年。当时没有入学考试，事实上没有任何考试——毛泽东批评说，考试是对学生的“突然袭击”，还建议学生作弊。学生的政治态度是最紧要的。
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许多干部还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已开始对外部世界有所开放。旅游业开始恢复，不过规模很小，政治色彩很浓，起初仅仅接受来自世界各地毛派友好协会的成员。不是让他们去参观名胜古迹或博物馆，而是让他们去参观拖拉机制造厂、水利项目，让他们听取“文化大革命”及其成就的冗长介绍。1971年夏我刚刚毕业，就有幸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一批英国革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同行成员大多数是非常“左”的学生，另外还有一名工人。我能进入代表团是因为我的语言知识。这次访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们参观了城市、工厂、医院、学校和农村公社，很多时候都是坐在闷热的房间里，被介绍给五花八门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听他们没完没了地介绍“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进步与成就。
在到过的每个城市，我都会问及当地博物馆的情况。所有的博物馆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从文化角度讲，我对此次访问有些失望，但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因为我第一次真正有了同中国人对话的机会，尽管我在语言上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当被一些趿拉着布鞋，悄悄跟在我后面的农民问及“吃饭了没有”（这相当于英文中的“你好”，只要回答“吃了”或者“还没有”就行了），我就把午饭吃的菜一样样地报给他们听。即便如此，能在乡村道路上漫步，看一看长在碧绿稻田里青翠的荷叶、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呱呱叫的鸭子、仿佛从中国画里走出来的穿蓑衣的老农，也不失为一桩乐事。
就像是痛苦有时也会被淡忘一样，1971年乏味的访问、革命委员会成员没完没了的会议等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渐渐淡忘了。1975年，我申请作为第三批交换生去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虽然我能看懂中文，并且有一份在大学图书馆里与中文书籍打交道的不错工作，但我还是想说好这门语言。下面要谈到的，就是我在中国一年的学习经历。但直到回国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磨难。为此，对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因我当时只是想找乐趣，或是由于我为了找乐趣而受牵连，并深受苦难的人，我深表歉意。
第二章典型的革命生活
1975年9月25日，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挑选和资助的十名英国学生在香港登上了一架伊尔飞机。罗斯当时正在伦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贝斯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她比我们几个都忧心忡忡，因为她要有一年见不着自己的丈夫和家里的狗。利兹大学来的人最多，其中格里和吉姆已经毕业，刚刚读完大二的萨拉则显得娇小、稚嫩。罗斯现在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是备受推崇的陶瓷史学家。贝斯是大英图书馆朝鲜藏品馆的馆长。其余的人有的当了外交官，有的成了救助人员、博物馆收藏家、讲师，有的做起了生意。
在飞往北京的途中，身着古色古香印花布衬衫的年轻中国空姐为我们送上了糖果、中国口香糖（很难嚼）和香烟。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长达整整一年，大家都默默无语。我们于夜幕中降落在北京机场。一位个子矮小、戴一副水晶眼镜、头顶灰色帽子被称为傅老师的人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跟着他上了一辆老式汽车。车子在寂静漆黑的夜色中行驶了约莫一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外语学院。
车子停在一幢灰色砖房外。我们几个女生下车后被带到二楼的双人间。房间的墙壁被粉刷成白色。我很快就发现，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粉刷的。只要衣服蹭在墙上，就会粘上白灰。由于来的女生人数为单数，我的房间暂时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房间里有两张铁床、一只木书架、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天花板吊着一盏电灯。没有窗帘，门上也没有锁，只能从外面用挂锁锁住，但校方又不提供锁。校方（根据一叠有多个签名的单子）发给每个人一只搪瓷洗脸盆（没有花纹）、一只热水瓶（红色铁皮，边上印着一朵大玫瑰）、一只硬邦邦的带枕套的单人枕、一个单人床单、一床又大又重的棉被，被面是印有小花的黄布，被头是白布。
洗脸盆是拿到二楼盥洗室使用的。盥洗室里有个长条的灰色水泥槽，上面有一排自来水龙头。水龙头里通常只有凉水。只有晚上七点到九点的用水高峰期才会有热水供应，一楼的淋浴室那时也会有热水。淋浴室隔壁是只大锅炉，上面分布着许多可怕的仪表，表上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马上就要爆炸的温度。热气从管道上一些密封不好的地方滋滋地冒出来。不过这个锅炉对我们的生活却至关重要。为了早上有热水洗漱，我们拿热水瓶到这里来打开水。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打到安全饮用的开水。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房间，撩开了外语学院的面纱。灰蒙蒙的青砖高大建筑一直延伸到远处尽头。左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同样是灰蒙蒙的，这片场地可能是个操场。操场上，穿着白色衬衣和深蓝或军装绿色肥大裤子的中国学生正捧着书本四处走动。他们正通过大声朗读的方式来背诵课文。
外语学院地处北京西北角，周围汇集了北京好几所大学，并且离北京大学也不远。它接收来自欧洲（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国家以及包括日本、柬埔寨、老挝和朝鲜在内的亚洲友好国家的留学生。我们都是来这儿学习中文的。非洲和亚洲的学生学习中文的主要目的是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工程学或是医学。学校里还有一大批学习各种外语的中国学生。
女生宿舍对面紧邻的是食堂，再过去就是男生宿舍。食堂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供中国学生就餐的。这里提供了很多看了就没胃口的食物，不过几乎不花钱就能吃上。我们的第一顿早餐没有在那里吃，因为用餐的碗和筷子要自带。另一边是西餐部，供应的是西式早餐，而且提供餐具。由于这边可供选择的食物略微多些，再加上提供了餐具，所以饭菜要比中国学生那边的贵。
早餐过后，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被送往英国大使馆。包括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使馆都位于北京东南、建国门外古观象台的东面。那个塔楼状的青砖城垛观象台并不对外开放。城垛之上冲天的星盘、浑天仪、日晷的轮廓依稀可见。
在大使馆，一位负责人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不要惹麻烦。他还让我们写出家里亲人的名字，以防我们从自行车上摔下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外国学生在北京略显神经质的生活情况介绍。我们还被邀请参加了使馆的社交俱乐部，每年交纳十元会费（大约相当于在中国学生餐厅吃四个月早餐的费用），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使馆图书馆借书，看电影，在使馆的贝尔酒吧里消费，在那儿我们还可以玩投飞镖，打个欠条喝饮料（无论是啤酒、金巴利酒还是汽水）。
随后，面包车把我们拉到离英国大使馆不远的友谊商店。离友谊商店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大院，门口有手持步枪或者腰挎手枪的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大院里那些带阳台的漂亮公寓里。他们的清洁工、厨师和阿姨（保姆）都是由公安局提供的。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工大学，外语说得很流利，每天都要向官方汇报他们在雇主家里制作果酱和烤面包片时所听到的重要谈话。
使馆人员的家属购物（买那些大外交信袋里放不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去友谊商店。商店一楼卖的是中药，有个小柜台卖花、金鱼和食品。我曾一度为在中国将会一年吃不上奶酪而苦恼。然而就在那天上午，我发现友谊商店的货架上，摆着一种伊顿干酪，干酪的表皮呈晶莹的粉色，十分诱人。那里还卖面包——白面包一早就卖完了，不过俄式小面包卷也相当不错。奶油像在法国一样，以小包装出售，但是略微有些变味儿。友谊商店里还可以买到相当便宜的黑龙江阿穆尔河鱼子酱，学生们可以在星期天吃早餐的时候敞开肚皮。入口即化的花色点心——奶油巧克力小威化蛋筒——也便宜得令人咋舌。还有酷似棋盘的一板一板的块状奶油香草巧克力、小奶油蛋筒之类的食品。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外国货”都来自苏联。我心里想，是不是这些糕点师曾到莫斯科，跟随被改造过来的帝国厨师学习过。
友谊商店里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食品，以及大使馆每周五将派面包车接我们到贝尔酒吧的消息，都让我们大受鼓舞。我们驱车返回外语学院时，路过了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广场东侧是高大而缺乏生气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出于官方对中国历史看法的全面修正，博物馆没有开放。它的对面是有着圆形大立柱的人民大会堂，这是召开神秘的政府会议的地方。广场南面是高大的前门城楼。广场内唯一的建筑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座高耸的灰色石碑，底座周围是一圈浮雕，描述了光荣的斗争史，例如：1842年销毁英美鸦片烟的斗争、1919年5月4日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示威游行、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反英日示威以及粮食生产先行等。纪念碑两侧是留着大胡子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留着八字胡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一幅都由上百块瓷砖拼成。离这几幅画像不远，是用类似的瓷砖拼成的孙中山像，他的面部被因维护而支起的密密竹制脚手架遮挡住了。毛主席像悬挂在通往紫禁城的天安门正门上方。以上这些便是我当时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画像。
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六点半就按时起床了，为的是参加太极拳班。太极拳（有时译作“影子拳”）是一种古老的运动方式。打太极拳是按照一定套路慢慢地运动，意在使你的“气”和谐贯通。在外面的运动场上，有一位剃着光头、风度翩翩的老者正在教一帮笨手笨脚的外国人。中国学生对这种传统运动不屑一顾，认为它只适合老人和外国人。他们在玩双杠、踢足球，或者穿梭在我们中间边走边读《红旗》杂志。这是一本政治上非常正确的杂志，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此系原作的错误。——译者注
吃过煎鸡蛋和烤得略微过火的面包等西式早餐后，所有英国学生都要去做体检。我们在英国的时候体检就都已进行过了，只知道来了之后要做胸透。然而不经过复查，学院是不会相信任何外国“资本主义当权派”医生的话。体检中我们出了洋相。有两个人晕了过去（当然都是男生）。第二个人躺在诊疗台上，大多数医生都去忙他了。有趣的是，还没有进行任何检查，他们就晕了过去。也许是闻到中国人使用的消毒剂的气味。这件事情对格里影响很大，在此之后，每次经过医疗中心的时候，他总是因害怕再次晕倒而绕着大弯儿走。
不合理又不公平的是，所有的男生都不用抽血，而女生却被抽了不少，也不知道要拿去化验什么。由于耽搁，X光透视被推迟（具体时间遥遥无期）。不过，我们看了几个钟头其他外国学生胸透时的热闹。X光机带很多屏幕，人走过时，整个骨骼都在动。我觉得挺有意思，尽管别人说那就像从癌症病房里出来，还说在里面工作的医生注定会因此死亡。随着体检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麻烦事也出现了。一大帮身材矮小、身着毛式夹克和围裙的柬埔寨学生显然一点也不懂中文。医生对柬埔寨文也是一窍不通。我的法文要比中文好些，于是我自告奋勇、彬彬有礼地站在一个屏幕后面，尽可能用法文把医生的话传达过去：“先生，请你脱掉裙子。”
下午，我们被介绍给我们的联谊班。这个班几乎全是已过中年的中国人，为了干好革命他们突然接到学习英语的任务。这种很明显的随意命令经常会干扰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不能拒绝，否则就意味着他们不准备做出牺牲。因为毛主席说过，为了革命，应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到外语学院来学习一年。有一件事例外，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因为语言天赋而被选来学习，因为那样就与当时的平均主义风气背道而驰，会有培养“专家”的嫌疑，“专家”这个词在当时是含贬义的。幸运的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来自北京，所以至少在周末还可以与家人团聚。可是这个周末却不行了。六位理智的中年妇女要带我们去五道口最近的几家商店逛逛，五道口是离学校后门不远的一个村子。
五道口有一家灯光昏暗的“百货公司”，里面除了蔬菜，什么都卖。我们买了几个薄搪瓷碗和上面有小斑点的瓷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去中国学生的食堂就餐了。在食堂就餐都是用勺子，没有用筷子的必要。即便是中国学生也是用勺子，尽管他们在舒适的家中用的是筷子。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们还买了些苹果和容易剥的炒栗子。也许是那天上午有人晕倒的缘故，陪我们一同逛街的人不少。不过，看我们的同学赵女士买东西十分有趣。卖豆腐的小贩推着自行车，车后座放了一只大柳条筐。她跟他讨价还价。买菜时她又挑三拣四。完了之后她就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了。由于她在学习外语，所以一个星期才去接小孩子一次。
那天晚上，学院在操场上为学生和当地老百姓放映了一场露天电影。大约在五年前，也就是“文革”高潮期间，唯一能演的仅仅是毛夫人搞的那十部革命京剧。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其他一些节目也可以演了，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不受任何的严格控制。我们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海霞》。这是一部有点像摩西的故事的电影，故事主人翁是一个孩子，她是在福建海边的一只篮子里被发现的，随后又发生了一连串死人的悲剧。海霞的父亲和不计其数的弟兄在恶劣的海上风暴中死去。他们为了国家，不怕苦、不怕死。她的养母也因莫名其妙的“困苦”而死去。她的叔叔被盘据在台湾岛附近、“万恶”的国民党士兵所杀害。后来，人民解放军来了。他们帮海霞洗刷所有的杯子，跟她一起吃树皮草根煮的晚饭，消除了她对士兵的怀疑。从那以后，一切都变好了。我们是带着凳子来的，但是却不能坐着看电影，因为整个五道口村的人都来了，有的站着，有的坐在自己的自行车上。天上下着雨，淅淅沥沥。小孩子们大喊大叫：“我们看不见！”于是所有的大人都自觉地朝旁边挪了挪。
周日下午，学院派车送我们进城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朱德老将军宣布：“运动会闭幕。”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对面的观众举起彩色卡片，组成强健体魄的图案，紧接着他们翻动卡片，图案变成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数千名运动员挥动着手臂从场上走过。他们按省排列，由身穿白色运动服的男运动员迈着正步在前面引领。闭幕式结束后安排了一场辽宁队对广东队的足球赛，结果是“友谊第一”的平局。由于“比赛第二”，所以比赛并没有什么进攻性，特别是在球门禁区。有不少球员摔倒在地上，他们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进球的球员会被吻，而他自己却似乎很内疚。
为提前庆祝国庆节，那天晚上外语学院举办了一次精彩的茶话会。精彩之处主要在于茶话会上的食品。有鲜黄的柠檬、献给祖国的粉红和绿色冷冻蛋糕、糖果以及牡丹牌香烟。所有学生都要出节目。这事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先没有跟我们说过。当初真应当送我们到塞西尔学院去强化训练一个星期，学一些英国民歌和乡村舞蹈。朝鲜的学生全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皱巴巴、蓝白相间的丝绸服装，女装胸前有一只大蝴蝶结，男服是做工拙劣、很古怪的三件套。他们组成了一支不错的合唱队，但朝鲜歌却唱得很难听。阿尔巴尼亚人穿得也很漂亮，但并不是民族服装。朝鲜的学生看起来好像是经过挑选的，而阿尔巴尼亚学生的外貌则差别很大。有几个长得出奇地漂亮，特别是其中一个莫名其妙地叫亚瑟的黑眼睛姑娘，其他人则不大中看。意大利学生唱的是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好的是丹尼尔拉的独唱《班迪耶拉?罗萨》，尽管唱到高音时她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英国学生毫无准备而且很尴尬，我们唯一熟悉的只有合唱《老麦克唐纳有个农场》。
周末的娱乐活动结束了。周一上午，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