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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中国的近代性


作者:王人博  日期:2015-06-13 23:09:51



  1840—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本书以其为对象,着重考察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阐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过程,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富强焦灼感”替代“立宪主义”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以及于今日而言,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而是有着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
  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中国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立宪史及近代性——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
   而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作者简介:
  王人博,著名法学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法的中国性》《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等,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孤独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与程燎原合作《法治论》,是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被评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法的中国性》荣获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制日报2014年度十大法治图书等。
  目录:
  代序中国的近代性
  受损的传统世界
  一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二西学对中学的冲击
  三“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四遗产与资源
  西方的诱惑
  一制度的重要性
  二传统与西化
  三在中西之间
  四以自由为体
  求生之道代序 中国的近代性
  受损的传统世界
  一 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二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四 遗产与资源
  西方的诱惑
  一 制度的重要性
  二 传统与西化
  三 在中西之间
  四 以自由为体
  求生之道
  一 预备立宪
  二 宪法性文件
  三 宪制的“预备”
  革命
  一 论战
  二 革命中的隐患
  三 用心很苦的“临时约法”
  四 探求新方案
  “五四”思想
  一 告别传统
  二 惟民主义
  三 自由主义
  结语 历史的意义
  一 文化的实用主义
  二 中国目标
  三 政治的激进主义
  前言近代性这个概念具有暧昧性。它自身无法回答“谁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个事实;“扩张”在这里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西方从自己的过去,那个离自己很近的“中世纪”走出来,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对峙的方式认识自己。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自己无疑是个“新我”,而如何确证这个新我的主体身份,光有“中世纪”这一面镜子是不够的。历史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个镜像,它还需要一面实体性的镜子。
  这便是“东方”。作为东方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凯歌高奏的前进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以及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败北的中国这里,自己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词,而这个代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国在这滴着血的近代性中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还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近代性这个概念具有暧昧性。它自身无法回答“谁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个事实;“扩张”在这里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西方从自己的过去,那个离自己很近的“中世纪”走出来,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对峙的方式认识自己。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自己无疑是个“新我”,而如何确证这个新我的主体身份,光有“中世纪”这一面镜子是不够的。历史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个镜像,它还需要一面实体性的镜子。
  这便是“东方”。作为东方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凯歌高奏的前进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以及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败北的中国这里,自己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词,而这个代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国在这滴着血的近代性中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还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作为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为什么不说“脱日入欧”呢?因为日本要“脱日”那就不是日本了,而成了虚无;“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脱华”就须极端地强调中日之间的差异性,“脱华”即是去华,“支那学”便提供了“去除”意义的“学术”基础。进步主义在日本始终是一种悖论式存在:它既能解释欧洲“入侵”日本的根据,“超克论”就是为了反抗这个根据;但又须依赖它来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所谓“兴亚抗欧”也是以中日极端差异化为前提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会是“兴亚抗欧”的主角。竹内好把日本的这种近代性称作“优等生文化”。“优等生文化”便是“兴亚抗欧”的根据。
    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这种因极端落后而产生的抵抗也沉积了中国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性格在我们个体身上渗出来的便是鲁迅。
    竹内好说,“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
    鲁迅自己也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鲁迅的本质是绝望的,是因为绝望而生发出了希望,希望始终存在于绝望中。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必须前行。“前行”就存在于绝望与希望的拉扯中,无路上的行者便是鲁迅的身影。在鲁迅的人格中,始终存在一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感,而他偏偏要做一个“无路上行走”的行者。
    为什么明明知道前方是“坟”还要苦苦前赶?他对此的解释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因绝望而反抗绝望,又因绝望而为希望悄然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缝隙,“因为无望所以抱着希望”(本雅明)。实有存在于虚无之中,虚无也成就了反抗绝望的力量。这便是鲁迅那种“向死而存”“向死而行”的悖论式存在。
    这是否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近代性存在方式呢?
    这是以前的一本小册子。“以前”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来写或许会有些不同,当然,也只是“或许”。这小个册子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而在思想家眼中肯定又“不够思想”,它自身可能就是一种无用的存在。无用之用便是有用——出版家之所以要重新再版,原因大致在此。
    印度学者査特吉说过,(对印度来讲)落后就是进步的障碍,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自身。
    这或许也是中国近代性的宿命?!
                        王人博
                        20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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