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琼斯 日期：2018-11-21 08:52:35
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是怎样变得如此迷恋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它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取消管制？本书通过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诞生的历史，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跟踪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历史，解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实施的原因。根据作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传给政治家们，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作者强调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并不是必然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突围，既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因为左派也认同必须采取新的政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多年的滞胀，凯恩斯主义似乎自己击败了自己，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昂起了头。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赢得大选之后，自由市场的信念终于在政治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通往权力之路终于铺就，危机之后的经济奇迹zui终诞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右派思想凯旋而归的故事，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引人入胜的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它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任何想了解英美两国如此钟爱自由市场背后历史故事的人，任何想探究当前经济危机根源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
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简介附后）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82，pp.368-378.，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他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f.a.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lxviii，no.4，pp. 229-245.。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zui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f.a.hayek，1963，“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xlviii，pp.321-344；f.a.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popper，pp.332-349.。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g.r.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2，no.3，pp.125-147.。zui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f.a.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从zui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是，在引入哪怕是zui少量的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zui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杨格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论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h.p.young，2007，“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171，pp.429-433；d.p.foster and h.p.young，2001，“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98，issue 222，pp.12848-12853.。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ronald heiner，1983，1985，“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lecture two“expression”.。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gerald edelman，2006，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但从未被我们意识到。
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carl jung，1960，man and his symbols.，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含义roy wagner，1986，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second edition.。脑科学进展到拉尔夫·阿道夫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ralph adolphs，2009，“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0，pp.693-716；tania singer，2012，“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neuroimage，vol.61，pp.437-449.，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含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中，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含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的含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的含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的联系，它们一起构成了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agnes heller，2000，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参阅哈耶克的《复杂现象论》的第4节“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与模糊型头脑相对而言的是弗里德曼的以清晰和锐利著名的头脑。然而，如上述，我相信，过于清晰和锐利，不利于秩序涌现在脑内，就是说，不利于隐秘知识或新观念或新的重要性感受的表达。如果说清晰型头脑的这一性质在经济学领域内远比模糊型头脑更占优势，那么，在政治领域可能恰好相反。因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秩序是从奈特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52，no. 3，pp.253-274.论述的“社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读者在这部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史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复杂社会的涌现秩序其实极难被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所感受、表达和理解。或许因此，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人类迅速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中遭遇了多重挑战；或许也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们应感谢他们偶然有了一颗如哈耶克这样的模糊型头脑。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跨学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兼任《财经》和《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教学及学术方向：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
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者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才华横溢地刻画了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观念和事件，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从一种“非主流”的思潮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为读者提供了全面而新颖的信息，使这一段思想史显得无比清晰。在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新呈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段极富启迪和借鉴意义的思想争论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