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思总主编 日期：2021-10-27 13:59:47
编纂与著述并不同属一个创作范畴。直观地看，著述难而编纂易。《说文》对“编”的解释是“竹简而排列之”。排列二字看来容易，但亦有其困难之处。其一，排列些什么内容、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文章并辑录成书，对于编者却是大费周折的事情。尤其国内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不时有佳作出世，优中选优，标准更难于设定，使人在文章的取舍上颇为踌躇。其二，经济学分工愈来愈细密，作为编者，他做到事无巨细全盘把握实属不易。即便是他本人所在领域内的一些细节，也很可能超出其所研究或关注的范围。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编辑的困难。其三，编纂者与读者间的交流十分微妙。一名好的编者，鲜有直抒胸臆的作为。他所要传达给读者的倾向或信息，主要是通过所选文章以及他对这些文章的结构安排来实现的。从此种意义上讲，编纂而成的著作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编者，还与阅读者的理解有关。当然，这样说没有为自己预先卸责的意思，因为编者取舍的眼界和建构的能力才是*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心有此念，故当《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主编王缉思邀请我出任分卷主编时，自己颇为犹豫。后确实觉得编纂这样一套丛书，对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是件好事；还因为从总编到各分卷主编于我都是学术界比较熟悉的朋友或同事，自己心里也愿意在这个工作团队里与大家相互砥砺、共襄盛举。*终我决定勉力为之、不再置身事外。允诺编纂以后，我一直不敢看低这项工作的难度，唯恐不能胜任。经过这段时间的思量谋篇、阅读取材、斟酌取舍，终至书成。虽无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触，但也愿藉“序言”这方宝地，与读者交代一些编纂此书的想法。
既然是辑录成书，筛选编辑一定要事先设立一些标准。而我的标准，大致有这么六个：
首先是时间尺度。本书所辑录的文章，均采自过去十年以内，尤其以近三年为主、用中文发表的著述。这样做并不是说十年之外就没有佳篇，而是因为按照丛书总体考虑，分卷主要应选录“9．11”事件以后发表的文章，以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新看法。但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当今世界经济或地区的大势在“9．11”之前早有端倪，其中有些情况在那个时候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比如郭树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对东南亚走出危机并再次起飞充满自信），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拿下，实在有违我们全面而妥帖地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之看法的初衷。再者，*近十年也恰是承前启后、跨世纪的时间段。有鉴于此，我把所选作品的上限定为十年。时间尺度的另一层含义是所讨论问题的“时间性”。本书所选文章的主体是论述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走势的。这样做的理由，至少在于“当下”或“可预见的将来”更值得人们去关注。
其次是空间跨度。秉持开放态度的中国与世界上各大经济区域或经济体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本书所辑论文讨论的经济问题，广泛涉及北美、西欧、亚洲、苏东、拉美和中东、非洲等地区，希冀体现出中国学者思考和看待世界经济在范围上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中国学者“视通万里”的研究广度。为此，我单列“国别与地区”篇并收录了六篇文章以突显空间跨度。空间跨度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所选文章讨论议题的丰富性，就世界经济而言，则主要包括国际贸易、金融、能源、环境、全球治理以及更一般性的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尽管并不是每个议题都有专门文章（比如高海红谈论亚洲货币合作）予以讨论，但几乎每一篇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上述诸项议题。我正是试图以这种议题的交叉性，来在一定程度上使此书尽量涵盖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兴奋点。
兼收并蓄是第三个标准。这里所谈的兼收并蓄主要是作者的构成和文章来源。本卷除了要照顾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外，还特别努力让作者的背景尽可能“复杂”一些，对各方观点兼收并蓄。本卷二十余篇文章的作者大都为国内著名学者，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约占一半，高校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的专家、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个别学者型官员等约占一半。本人以为，这样的作者构成方能具备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其观点和立场当大致能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总体描述和判断。之所以选用了十篇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科院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位独特，除了拥有一批重要学者之外，其研究所设置也是国内*为齐全的。它的八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济问题。显然，学者构成还有一个年龄层面。本书作者的年龄从三十多岁（比如讨论跨国公司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余万里）到近七十岁的都有。毋庸讳言，年龄跨度的大小与兼收并蓄密切相关。从来源看，本卷辑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这几份杂志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第四是叙述或研究方法。整体上看，世界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发展很快，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均已成为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础和运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学分析往往涉及较为艰深的数学语言，理论性和技术性很强，远非普通读者稍下功夫便可掌握。考虑到本书面对的广大读者对它们可能不太熟悉，同时也为了保证本卷叙事风格与本套丛书的其它七卷相协调，故我对一些很有深度、同时数学或计量分析也非常漂亮的著作不得不忍痛割爱。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回避具有复杂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从而各篇文章具有尽可能强的可读性，是我在挑选编辑过程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忠实于原文乃第五个标准。总体来看，除了按照丛书要求调整了格式并对各文中明显的疏漏稍作整饬外，我几乎完全保留了各篇文章的本来面目，未作任何增添或删改。这样做，一则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再则也是为了让本卷文字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这十年之中认知世界经济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本书富含更多的历史感。依照今天的眼光看，原文中的有些观点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当时做出的一些推断和预测也已经被后来的发展所证伪。将“谬误”和“错判”原封不动地在书中展示，在我看来丝毫不损害作者之声誉。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人非圣贤，还在于实事求是之精神，更在于科学的历史在相当意义上讲无非是能者所犯错误的历史。无论正确与错误，本书力求向世人展示，有这么一批真诚的学者，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认真地思考过，书写过。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意义。
*后一个标准是落脚点为中国。虽说本卷的主题是中国学者看世界，但他们是戴着中国的眼镜去看世界的，换言之，他们在看世界的同时，心里想的只能是、也必须是中国。从相当意义上讲，对中国人来说，世界只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时才具有意义。有意识地收集那些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文章，自然也会带来一些编辑上的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逻辑去编排章节。为了突出以中国为落脚点，我专辟“中国与世界”篇。但涉及中国的文章过多，显然不能将其全部归入此篇。面对此困境，我不得不做些技术处理，把与全球化有关的文章（如朱民谈全球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均归入“全球视野”篇，把侧重讨论发展道路和理论性略强的文章（如何秉孟等谈新自由主义问题）放进“理念与思潮”篇。尽管深知顾此失彼难免会对全书的逻辑造成一定的损害，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反观整个编纂过程，对内容的取舍和对作者构成的设计是我用心*甚的环节。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的成果之多可谓卷帙浩繁，而我的工作很可能是挂一漏万，错过佳篇力作在所难免。为人作嫁可算善举，代人受过也可一笑泯之，但是若因为自己编辑失当而误导广大读者抑或“泱及”作者本人，那却是我从心底极不愿看到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评价《韶》所用的标准：“尽善矣，又尽美矣。”（《八佾》）此等标准，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如果同仁及读者能够大体认可此书，作为编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