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庆顺 日期：2021-12-19 01:35:12
刘庆顺著的《秘书问题与行为决策(精)》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
《秘书问题与行为决策(精)》基于一般秘书问题的决策情景，在回顾了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即时间压力和观察成本两者在决策者决策策略和满意度上均存在显著影响和交互作用，然后通过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和数据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证实在一般秘书问题的决策情境中，时间压力和观察成本对决策者策略和满意度的影响。
本书适合作为作为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参考。
在当今快速多变的不确定性决策环境中，及时准确地判断与选择是人们提高决策绩效、赢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而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信息搜索，是准确判断与有效决策的前提。秘书问题是一类序贯观察与选择问题，描述了每次观察一个质量随机分布、序贯出现选项的情境下，决策者如何命中选项、集中最优选项的问题。秘书问题是一种典型的、动态的信息搜索与决策过程，其实质是如何处理选项质量分布与到达的不确定性信息。而要获得这些不确定性信息，就意味着错过最优选择的可能性增加以及增加搜索成本。然而，如果不搜索或少搜索这些不确定性信息，那就意味着决策是非常盲目的，这是一个两难权衡的决策问题。因此，解决秘书问题的关键，不是决定去选择哪一个选项，而是决定何时停止搜索信息。
秘书问题的最优截止阀策略，主要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选择才能最大化命中最优的概率，不过通常会偏离最优决策法则。研究发现，现实中人们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解策略进行选择，相比较最优截止阀值，而是存在停止搜索太早或者说搜索量太少的倾向。最优解策略基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假设，仅仅关注搜索次数，而“忽略”了搜索过程中选项值特征等“噪声信息”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而且已有研究假定人们在运用截止阀法则的过程中，能够完全理性地恒定于最大值标杆原则。基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假设与行为决策理论认为，选项值特征等“噪声信息”的干扰效应以及标杆策略的适应性运用，可能是导致人们偏离最优决策行为的原因之一。
刘庆顺著的《秘书问题与行为决策(精)》主要运用实验室实验的研究方法，对选项值的统计特征、序次特征、选项集规模以及选项值类型等“噪声信息”与搜索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另外，运用计算机仿真实验以及理论求解的方法，对人们可能运用的几种标杆策略及其对搜索数量和决策收益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和论证。研究结果发现，搜索过程中的选项值特征等“噪声信息”对人们的搜索行为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而且，决策者在运用截止阀法则_的时候，通常会适应性地采用不同的标杆策略。而标杆策略的适应性变化，进一步导致截止阀值和决策收益发生规律性的变动。研究结论及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选项值的统计特征对决策者的搜索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其中，选项值的离散程度与搜索数量呈负相关关系；相邻两个选项值之间急剧升高的幅度值，与决策者发生选择行为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受启发式认知偏差以及后悔厌恶等情绪心理的影响，决策者在序贯观察与选择过程中明显偏离了理性决策的最优目标。与选项值离散程度较低的情境相比较，在离散程度较高的情境下人们倾向于较少的搜索数量；而相邻两个选项值之间急剧升高的幅度越大，则会诱导人们倾向于停止搜索进而发生选择行为。
其次，候补者与非候补者选项连续出现的序次特征，对决策者的搜索数量具有一定的效应。其中，非候补者选项连续出现的次数与决策者的搜索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候补者选项连续出现的次数与搜索数量也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手热效应”与“赌徒谬误”对人们的序贯观察与选择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不过，在“候补者连续出现”的情境下“手热效应”大于“赌徒谬误”效应，而在“非候补者连续出现”的情境下“赌徒谬误”效应大于“手热效应”。
再次，由于受选项集规模这种“知识不确定性”信息的影响，决策者的搜索数量也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在决策者知道选项集数量较少的情境下，其搜索数量大于知道选项集数量较多的情境；在知道选项集数量为有限的情境下，其搜索数量大于知道选项集数量为无限的情境。不过，当决策者感到这种信息的知识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其搜索数量与不确定性感知程度很低的情境相比较没有显著差异。另外，由于受选项值类型这种“知识不确定性”信息以及信息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人们在观察选项真实值情境下的搜索数量明显大于相对排序值情境的搜索数量。而且，前者的决策收益也大于后者。
最后，《秘书问题与行为决策(精)》认为决策者在解决该类决策问题时，一般都采用截止阀法则以及适应性地运用最大值标杆、次大值标杆与均值标杆策略。若采用次大值标杆，决策者确定的最优截止阀值应该为选项集中间的位置(即50％n)，如此选择则能保证最大化命中最优选项的概率(即25％)。而当采用均值标杆策略时，决策收益就其“决策最优度”来说显著优于最大值标杆策略；并且，决策效力最高的均值标杆是取样观察数量的20％个较优选项的平均值。另外还发现，决策者的平均搜索数量与决策收益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多数决策者普遍高估自己解决该类决策问题的能力，表现出明显的过度自信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