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余栋李宏瑾 日期：2014-12-08 14:18:21
从自强不息、勤俭朴素的“梅花时代”，到创新包容、与时俱进的“牡丹时代”，中国国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水平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人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变化背后的意义？如何迎接这种变化带来的机遇？怎样满足社会变化的消费需求？本书从我国消费与供给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对比入手，敏锐地发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人口结构变迁等因素，让社会消费从高储蓄率的“梅花时代”转为需求多样化、兼容并包的“牡丹时代”，并睿智地指出，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将不仅停留在量上，且会向更高层次转化，这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合欧美发达国家及经济体在过往发展中遭遇的危机，以及日本、韩国亚太经济圈在改革中的经验教训，作者从政府决策、社会供给、产业调整等各方面出发，建议预留财政空间，保持债务可持续性，避免过度消费，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出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策略性的参考。
作者简介：
姚余栋经济学家和文化学者，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财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人民银行青联常委。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在《经济研究》和《金融研究》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专著《学习经济》、《重燃中国梦想》、合著《通胀预期与货币政策》、编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等。李宏瑾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
目录：
序一解开消费社会来临时困惑的金钥匙
序二文化自觉：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美与梦
自序：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身份表达
第一篇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模式初探与经济展望
第一章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
一、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的代表
二、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模式变迁：梅花精神与牡丹精神
三、投资、储蓄和消费：人口结构与经济展望
四、人口结构与未来长期经济影响：梅花与牡丹人口趋势估算
五、居民资产负债估计
六、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崛起和风险：“盛世悖论”
七、未来中国经济规模及居民财富展望
第二篇新梅花时代：消费崛起序一解开消费社会来临时困惑的金钥匙序二文化自觉：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美与梦自序：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身份表达第一篇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模式初探与经济展望第一章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一、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的代表二、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模式变迁：梅花精神与牡丹精神三、投资、储蓄和消费：人口结构与经济展望四、人口结构与未来长期经济影响：梅花与牡丹人口趋势估算五、居民资产负债估计六、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崛起和风险：“盛世悖论”七、未来中国经济规模及居民财富展望第二篇新梅花时代：消费崛起第二章中国消费率之谜：缘起、原因与方向一、蜜蜂的寓言二、现实版蜜蜂寓言：“中国消费率之谜”三、中国消费率的历史与现状：不同经济环境下的新问题四、解读“中国消费率之谜”五、“双重二元经济”与中国消费率反转六、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中国转型第三章中国的消费时代一、“三大件”的历史变迁二、吃得饱到吃得好三、“自行车王国”到“汽车王国”四、奢侈品在中国第四章消费转型中的经济调整：中国金融的“格林斯潘之谜”一、格林斯潘之谜二、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三、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的潜在影响四、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成因假说五、应对之策第五章由新梅花到牡丹时代：中国宏观政策的中长期挑战一、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二、中国经济内部环境的变化三、变革中的政策应对第三篇新牡丹时代：供给创新第六章科学革命推动生产力革命一、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二、库恩的科学范式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三、生产力发展符合“马克思库恩定律”四、生产力水平是社会总供给能力五、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生产力革命的需要第七章多样性需求呼唤新供给革命一、需求层次提升：争奇斗艳的牡丹时代二、“大康社会”：牡丹时代的来临三、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四、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学五、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六、被误读的日本“广场协议”教训第八章寒梅跃变成牡丹千奇争艳勿忘本：欧债危机的教训一、过度消费的危害二、欧债危机的教训第九章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短期需求与长期供给的两难二、经济增长的源泉三、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四、中国的增长奇迹：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五、中国增长奇迹的前景六、主动改革是关键后记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的崛起和风险：“盛世悖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人们集体性失忆了，处于非理性乐观状态，忘却经济生活存在的巨大的危险。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年了，欧盟和日本在长期停滞的边缘奋力挣扎，新兴市场在全球流动性大潮退去的时候风雨飘摇，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已经“小马拉大车”，指望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是勉为其难。中国经济也因规模和影响尚小，难以驱动全球经济。在这“无领导”的阶段，2012年，全球公共债务/GDP比例已经高达80%，发达国家公共债务/GDP比例甚至超过100%，而且在继续加重，全球经济可能跌入债务陷阱的深渊而难以自拔。人们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焦虑情绪席卷全球。在世界经济疲软之时，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新常态”，也是新的战略机遇期。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傲视众多国家，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攀升，并且新的产业，新的领域正在不断被开拓，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也在逐渐推进。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首次清晰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习近平认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3个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60%以上。可以说，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劳动者收入比重上升会挤压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利润比重下降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随着人们收入比重的上升，对应的消费比重会提高，消费者相对投资者消费倾向更强，将带来更多的是服务业的消费。消费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如影随形。伴随着储蓄率下降，消费在新常态下必然会崛起。什么决定储蓄率呢？坦白地说，经济学在这点上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在经济起飞之前，储蓄率长期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经济起飞时期，随着人均 GDP增长，储蓄率逐步上升。也就是说，储蓄增长的速度高于消费。储蓄率在“起飞阶段”达到高峰。当储蓄率上升之后，在这个高水平上波动了一段时期。储蓄和消费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储蓄率保持基本不变。在“趋于成熟阶段”维持高储蓄率。在维持高储蓄率大约两代人之后，消费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过了储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在“大众高消费阶段”，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储蓄率逐渐回落。从世界各国统计数据可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储蓄率。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高储蓄率？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储蓄率纷纷下降？我们认为，文化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崛起，需要小心谨慎处理风险，不忘“盛世悖论”。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是长期的任务。1964年出生的第二次“婴儿潮”一代在2029年基本退休了，80后和90后的“牡丹世代”具有与60后和70后“梅花世代”明显不同的消费习惯，在2029年左右达到生命收入高峰，将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倾向。中国老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储蓄率。中国储蓄率会逐渐有所下降。未来40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逐渐减少，但希望保留“梅花精神”，避免储蓄率过低，过渡消费。只要储蓄率长期相对合理水平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债务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坚决防止资产负债表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