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磊 日期：2021-12-17 03:47:44
景龙元年（707）农历七月的一天，长安城被盛夏炙热的阳光烤焯着，高温袭击着这座拥有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长安城呈长方形，按中轴线朱雀大街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出十一里坊，形如棋盘。长安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厦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名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
宫城位于外郭城正中部，平面为长方形，宫城的四周有围墙，南面中正开承天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西内苑在宫城正北，亦名北苑。南北一里，东西与宫城齐。北部为西苑，内有殿宇十余处，以及冰井台、樱桃园。
在西苑内东北部就是大明宫，大明宫位于太极宫东北方的龙首塬高地上，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城堡，可俯瞰整座长安城。大明宫建造于贞观八年（624），从唐高宗开始，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居住和处理朝政，称为“东内”。大明宫的宫殿为中轴对称格局，前部由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等组成前朝的南北中轴线，后部以太液池为中心组成内庭，分布着麟德殿、三清殿、大福殿、清思殿等数十座殿宇楼阁。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开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门，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过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七条，南北向五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
外城郭内有南北向大街八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街道的两侧都设有排水沟，并种植榆、槐等行道树。在外城郭设有东、西二市，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此时虽是盛夏时节，但是东、西二市的街道上仍然人声鼎沸，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叫卖之声此起彼伏。忽然间，榆树的枝叶动了一下，一股微风吹过，带来了丝丝凉意。但是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股凉风的到来，依旧忙着手头的工作。然而风越吹越大，转眼间狂风大作，街上的尘土被吹至半空中，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伴随着狂风的肆虐，街道上瞬间乱作一团，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自己的去处，因为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果不其然，不久便电闪雷鸣，豆大的雨滴一滴、两滴、三滴……突然间“哗”的一声从天空倾泻而下。
直到夜幕降临后，长安城才渐渐平静下来。长安晚间实行宵禁，各个坊均采取封闭式管理，坊门有卫兵把守。此刻，北衙禁军的兵营却灯火通明、兵戈林立，充满了紧张的气息。太子李重俊面对着议事大堂，墙壁上那巨大的“忠”字让他心里五味杂陈。羽林军大将军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炜之、沙吒忠义等人围在他身边，等待着他的命令。李重俊一言不发，李多祚忍不住说：“太子殿下，将士们已经准备妥当，您下令吧！”
李重俊低下头，长叹道：“我们这样做算是犯上作乱吗？”
他身边的将军们吃了一惊，李思冲急切地说：“太子殿下，韦氏、武三思、上官婉儿沆瀣一气，挟持天子，祸乱朝纲。这等奸佞之人不除，大唐的江山社稷将陷入小人之手。我们这样做是在替圣上分忧、为大唐除害，怎么算是犯上作乱呢？”李思冲刚一说完，其他人马上附和，劝李重俊不要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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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荣昌盛的李唐王朝背后，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着。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和租庸制度都濒于崩溃。社会的贫富差距悬殊，已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危险局面。李隆基本人又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间连年用兵，征伐不断，李唐的军队没有一天不打仗，“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李唐王朝为了维护广大的疆域，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
募兵制虽然解决了由于府兵制而造成的百姓负担过重、士兵大量逃亡的弊端，可是募兵建立的常备军所带来的危机也在慢慢酝酿中。这些士兵由朝延招募而来，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但这样一来，这样的军队很容易成为藩镇将领的私人武装，给那些与中央朝廷离心离德的藩镇权臣树立个人威望、把持军权、与朝延分庭抗礼、伺机叛乱提供了可乘之机。
募兵制的实行，正好为那些节度使拥兵自重提供了方便。这些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但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监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使得原来的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成了节度使的部署。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长期雄踞一方，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李唐王朝的隐忧。那些招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到地方节度使的收买笼络，同手下将领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团伙关系。由于有些节度使也担任地方长官，这也就使得军队和地方盘根错节、军政混乱。到了开元末期，这些边疆节度使名为李唐边臣，实为藩镇割据。
特别是进入天宝年间，地方上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边军的数量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握的范阳三镇的军队数量就达到了十五万人。
与边军相比，镇守京师长安的彍骑，原本以骁勇见长，素质较高。可是到了天宝年间，彍骑多招募市井无赖为兵，军中腐败丛生，战斗力低下，平时毫无打仗作战的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且仅有八万人。地方团结兵缺少财政支持，装备差，数量又少，唯有边军军力强大。“猛将之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
盛世下的李唐王朝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