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伸 日期：2021-12-26 04:09:15
有人对此不满说：“过去单干时人家可以加把油，几天内把活做完，剩下的时间也可以去逛逛会，看看戏，休息休息。现在把人逼得天天弄，天天弄，真把人挣死了。”
据说我村陈忠瑞就是做活挣死的。他家五口人，就只自己一个劳力，人又软，过去是教学的，没做过庄稼，现在五口人全凭自己养活，因之一天老发愁，饭也不想吃。天下白雨了，人家都回家了，他还在地里冒雨抓稻子，因为不这样就没啥吃，结果回家一病不起，临死前还指着六岁孩子不断叹息：“咋了呢!咋了呢!”
因之，最近在农村中流行了这样几句话，恐怕妇孺皆知了：“单干轻，互助重，建了社，要人命。”
活做不完的另一个原因，据说是目前用于生产的劳力少了，用于非生产和参加行政管理的人员多了。如社主任、社管委员经常脱离生产。就拿六月来说，为了清理去年的账项，就有十二三个人在办公室算了五六天账。
有一天，我在场里收麦，场边有一大堆麦粒因无人扫，芽子生得多长，东闻就指着那堆麦苗感慨地对我说：“这放在单干时代，人家一定扫得干干净净的，可是现在就没人管，多可惜呀!”
我笑着问：“你为什么不扫?”
他说：“又没定工分，我扫它干啥，瞎了让他瞎去，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么!”
诸如此类的反话很多。粮食分得少了，他们说：“不愁吃不完，这是合作化的优越性。”柴分得少了，他们说：“不愁没处放，案板底下也能摞麦秸垛，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由于经营不良，大批耕牛死去，人们天天吃牛肉，他们也称之为“优越性”。
由于建社产生了上述许多“优越性”，许多农民对建社都敬而远之了。
目前，各村都建社了，只有涝河东一个村子名叫向家堡，由于修第三电厂，迁移至曲抱村东侧，因迁移尚未建社。今年春天，政府派人去建社，他们一致不肯。政府坚持要建，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条件说：“咱们在大路上等着，如果过去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说建社好，我们马上就建。”不知问的结果怎样，至今未建。
有人说：“‘瞎猫好猫，逮住老鼠为妙。’建社既然不增产，政府为啥一定要叫人建社?”
有人说：“土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拥护，统购统销百分之五十的人拥护，建社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拥护。”
除了自己家所在的伦二社，陈同台还写到伦三社的情况：
直到七月中旬，包谷长得多高了，一遍也没有锄，社员人心惶惶，不愿下地，闹着要分社。政府无法，只得把社划小，每村一个，现在，已经划分完毕。
南斑原来是全社最落后的村子了，但分社后最积极，有的人天不明就在地里等着做活呢，几天之内就把过去所耽误的活做完了。而有些尚未分社的村子，却依然落后如故……
为今之计，出路何在?大多数农民都认为把社划小，每村一个，是解决当前矛盾最有效的办法。这样，不管在劳动质量上、组织上、粮食分配上，等等方面，问题会大大减少。发生了问题，也好解决得多。
事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陈同台的这一段话，禁不住让人感慨万千。
事实上，由于后来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对抗当时的“一大二公”，以致中国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农村越来越贫穷，最终政府还是不得不把生产组织形式一再划小。如果说从前曾有人设想以县为核算单位组织起人民公社，那么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只好一步一步地朝后退，先是退到大致是乡镇规模的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接着又退到村级规模的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最终退到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尽管从上到下一片呼声要求继续朝后退，但是有关方面动用了强力手段阻止再退。
1961年的国庆节————此时的陈同台已经由于直言忠谏而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并因此经历了一段非人的生活————他回到户县农村家中参加农业生产。当年的伦二社早已不复存在。他所在的玉蝉乡中斑竹园村也已经成为中斑生产大队，大队分成四个独立核算的生产小队————这比他当初提出的以每村为一个核算单位更小。
应当说，实践最终证明，陈同台早在多年前提出的划小核算单位的设想，不仅后来被政府接受并实行了，而且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没有人敢来证明他的正确，更没有人敢来为他伸张正义。
在《农村见闻录》中，陈同台还写到农村干部的选举，选举时，政府早已经定好了人选，但还是要让农民来过一遍程序。农民对此意见很大。
有一次选举完后，周大坐在十字口气呼呼地说：“我说不来，不来，人家选谁咱没意见，还是硬把我叫来，结果你们事先都商量好了，还叫我×锤子来咧!”
其他都笑着说：“算咧算咧!快回去睡觉，把你气上鼓胀病了还没钱请医生呢。”
陈同台问农民：政府提出的人，是否都是大家所拥护的、能为大家办事的人?
他们说：“有些是，有些不是。就社主任陈益茂来说，过去抽烟、赌钱，把一份家产踢光了，人都叫他二流子，但因为成分好，又能说会道，爱和干部接近，表现假积极，便入了党。政府在选举时，净提的是党员，因此谁能不选人家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叫陈益茂的社主任，土改时候原本是个没落地主。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他抽大烟和赌博，把好好的一个家败了。
土改是根据土改前三年家庭经济状况来定成分的。陈益茂的败家恰好在土改前三年，于是原本应当是没落地主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
再下来，他被内定为社主任的人选了。P35-37
匆匆写完《一号文件》书稿，我心里充满的竟然不是轻松，而是遗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想反映的事件和内容太多，而时间和书稿的篇幅则是有限的。尽管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任何一个假日，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过于浩瀚的采访量，还是让我在时间的安排上捉襟见肘————此前我曾信誓旦旦地向出版社承诺，保证于2012年8月底前交出书稿。事实上当我真正把书稿交给他们时，已经是9月底了!
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部书稿中反映的问题太重大了。面对这些问题，个人的荣辱和得失早已经不是我所要面对的。我必须小心翼翼，慎而又慎，客观全面地表达和描写事件；必须怀揣公正，多方求证，认真负责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这部书才会具有价值。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书中写到的一些村落中发生的事件，只要我还没有搞明白想清楚，我就绝不敷衍，一定要再次去采访，直到把事情搞清弄懂。偏偏我所写到的不少村庄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我只能乘坐班车或者借助朋友们的帮助去往这些地方，这种特立独行的采访方式极大地耽误着时间，也使得我无论行走还是写作都太匆忙了!
而匆忙，就意味着粗疏，意味着遗漏。
这不能不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遗憾，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沉重。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当中国农村开始走向改革并掀起包产到户的热潮时，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我就采访并写作了一篇纪实文学，题目叫《在古老的土地上》，对包产到户予以热情的肯定。但那时，思想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走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我那篇作品在思想上要相对靠前一些，只能束之高阁。
作为作者，我当然感到遗憾。
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遗憾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农村改革的实绩和成败远比一篇作品能否发表重要得多。让我惊讶又惊喜的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几乎短短几年间，中国人便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对曾经从困难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来说，这个进步是多么巨大，又是多么不可思议!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2006年的《金秋》杂志上，一位署名小云的作者写到当年“四人帮”中的一员姚文元在监狱服刑期间，经常看报纸并根据报纸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
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对没有尝受过饥饿的年轻一代来说，这似乎是笑话。但对从困难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来说，这却绝对不是笑话。我们在正常的、每天都接触新事物的状态下生活，都为中国巨大的变化而惊讶。姚文元待在监狱里，他的理解力和联想力必然比我们要逊色许多。他有那样一种担忧，完全是正常而又正常的。
岁月沧桑，往事悠悠，相信无论江青还是张春桥，假设今天还活着并且出来看一看走一走，即使嘴上不承认，心里也一定会惊叹：世事怎么变化得就那么快又那么大呢?
应当说，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好的，而且越来越好，但绝不排除其中出现暗流。当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多年，农村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中，哪些值得肯定，哪些需要否定，还有哪些需要我们警惕，又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深思和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是置身其中的我们不可回避的。也因此，当本书的责任编辑党晓绒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部农村题材的报告文学时，我回答有。不久她打电话约我详谈。我才知道她一直在策划一部农村题材的文学图书选题，且选题已被确定为陕西出版集团重点图书出版资助项目。这就是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她说她和出版社领导综合考虑后，想邀我来写这部书，我答应了。从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书稿的采访和写作中。
这一写就是两年多。
尽管不少人看到我的终日伏案和四处奔波，都说太辛苦。我自己却不觉得。因为从本质上说，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要特别说明几点：
第一，农村可涉及和需要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在很大意义上，中国的农村问题探讨清楚了，解决好了，整个中国现存的问题也就探讨和解决得差不多了。也因此，这部书稿对整个农村————无论是历史的回顾、现状的描述、成就的肯定、弊端的发现，还是问题的探讨与思考，都只是微乎其微和浅而又浅的，只能算作沧海一粟。
第二，农村的生活和生产现象十分丰富，也非常复杂。许多问题我只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来表达，难免谬误。我愿意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继续观察农村现象，继续纠正和补充我的所见所闻所思，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
第三，在本书的采访写作中，我要特别感谢陈同台、李百灵、刘高明、杨彦芳、刘东有等人，他们无私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素材，使那些历史的事件和画面能够清晰地走进我的视野。他们都是无名的业余作家，但他们所撰写的、尚未印刷出版的作品却极具价值。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的完成将拖得很久。我还要感谢榆林市委的马维骥以及我的朋友倪树斌、杨红刚、周慧娟、薛之华等人，在我无法解决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是他们满腔热情地帮助我，甚至亲自开着车送我去农村采访。而词作家任志萍创作的歌词《多情的土地》非常恰切地表达出我之所以采写这部书的情感所系，特将部分歌词放置封页，并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四，我个人已经有整整十年不写书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年文学作品鱼龙混杂，大兴炒作，商业属性已经远远大于一部作品应有的社会属性，这是我不习惯也不愿意看到的。要感谢党晓绒策划了这个好选题，并且帮助我收集、查找、购买、打印相关资料，陪同我去农村采访，满腔热情地支持我，从各个方面为我创造条件，使得我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采访和写作。她对这部作品真诚的热爱以及所倾注的心血，是我看在眼里并深为感动的。
最后我还要特别声明：本书一些重要篇章中的资料和素材分别来源于新华社记者胡国华、傅上伦、戴国强、冯东书撰写的《1978：告别饥饿》，陕西省文史馆姚生泉撰写的《中国农村变革实录》，吴象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王伟群的《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和作品(包括网上那些不知名甚至不留名的作者)，其中不少人————比如王伟群，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但他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却选择了纪实文学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档案。
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莫伸
201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