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绍棠 日期:2021-12-26 0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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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会开办的潞河学院,被称为三百里北运河的最高学府,闻名数省。它坐落在通州市南郊,方圆几里,都在它的校界之内,没有居民住户。在这块空旷的大地上,只有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道道亮晶晶的小溪,溪边丛生着芦苇和蒲柳;一座座四四方方的果同,果同里有嗡嗡采蜜的蜂群;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里有百鸟争喧;一座座起伏连绵的荒丘,荒丘上有乱树峥嵘;而在纵横交错的羊肠小路上,有大学生们散步留下的足迹。
但是,也有一条笔直的被林荫遮掩的柏油马路,通向绿瓦红墙的中心校舍。学校的正门,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巍峨殿阁,门外有两只张牙舞爪的石狮,两柱雕刻着蟠龙的华表,那格局和气势,极像前清的王府。进入大门,迎面是几亩大的花坛,一条五色石子的甬路,直达正面那雕栏玉砌的办公大楼,楼前有一座水花飞溅的喷泉。办公楼两侧,雁翅排开,分布着各个系科的教学楼;教学楼之间,有齐整的松墙相隔。群楼背倚蜿蜒的土山,山上有苍松翠柏,座座凉亭。山后,有几处露天运动场,两座室内体育馆;协和湖碧波半顷,荷花满塘,湖心小岛停泊着叶叶游船;湖畔有小桥、石舫、图书馆、小教堂和一所所学生宿舍。然后,又有一道红墙横断开来。走进牌楼门,花树葱茏,曲径通幽,是教授们的住宅,有的是小洋楼,有的是四合院,小洋楼围着铁栅,四合院圈着竹篱。
潞河学院是一块文化殖民地,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这里的学生,不少对于社会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这个追逐名利的码头,迷醉地翘首眺望通向大洋彼岸的黄金之路。
然而,它毕竟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是高踞于天堂的云雾中。五四运动已经吹皱一池春水,而二十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更引起了学生们思想的波动。国文系学生叶兰和物理系学生夏竞雄,发起成立春草社,出版《春草》周刊,以年轻人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锐气,向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发动猛烈的冲击,又以夏竞雄的攻势最凌厉。
春草社社员已经发展到四十多人,早已越出潞河学院的范围;周刊已经发行三干多份,不但在通州市内出售,而且行销到外埠。社员中,已经颇有点小名气的青年诗人平步云,专写空炮式大块政论的王无冕,写点学术性文字并兼管总务的冯文藻,是夏竞雄和叶兰之下的三大中坚分子,与叶、夏并称为春草社五魁。
夏竞雄的父亲夏思问,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夜,率领二十八名革命志士,攻打通州道台衙门,壮烈殉难。当时,夏竞雄只有七岁,跟着母亲在北运河畔的鹊桥村生活,后来又逃到盘山山中的外祖父家避难。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的好友蔡松鹤从外国留学回来,在潞河学院任教,接他到通州读书。他聪慧好学,意志坚强,深得蔡松鹤的喜爱,一心想栽培他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取得更高成就的物理学家。夏竞雄虽然对物理学很有志趣,但是也关心国家大事和留心社会问题。鲁迅先生那抨击人吃人社会的战斗檄文,震撼他的思想,启发他的心智,指引他的行动。渐渐地,他对于研究社会,比对于研究物理,更感兴趣了。
他是在乡野长大的孩子,身心始终保持泥土的气息。进入潞河学院,就像野鸟入了笼,很不自在。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同情民众不幸,因而写出来的文字,嫉恶如仇,笔锋犀利,最受读者的欢迎。
夏竞雄喜欢行动,不尚空谈,对于文学并不特别爱好;但是,在当前的处境,写文章总还是一种行动,所以他就写起文章来。鲁迅先生的小说,也正如鲁迅先生的论文,震撼他、启发他、指引他。怎样写小说,他不但没有学过,而且没有想过,反正就照鲁迅先生那样写。
写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也给了他启示:要写那些在精神上与自己丝缕相连,不能忘却的人和事。而他最不能忘却的纪念,是父亲的死和母亲的命运,以及他在乡野长大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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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到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春草》。
写革命历史题材,本是我的夙愿。一九五七年我曾说过,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比俄国十月革命曲折复杂,波澜壮阔,内容丰富,为什么我们写得很少,却必须人人都要配合中心任务而写当前的题材?这个意见,本来发自对党的热爱,发自对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但是,“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在对我大加挞伐时,硬说我这是反对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在把我开除党籍的支部会上,我几乎禁不住大哭失声,最后发言说:“我虽然在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思想感情上永远不离开党。”被开除出党后,我感到自己像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凄凉而又痛苦,因而更加思念自己的母亲。
我搜集和阅读一些党史资料,像搜集和瞻仰母亲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照片;越是看到母亲早年含辛茹苦的形象,越是增长对于母亲的深情。于是,我决心写一写母亲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苦斗。
我从小喜欢读历史,对于史学的爱好不下于文学,至今,我对阅读史料,要比阅读文学作品更有趣。当然,对于资料贫乏,以论代史的史书,也正如对待以说教代替形象描写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得不硬着头皮摘要而读。所以,我更喜欢野史、稗史、传记、笔记、轶闻和回忆录。
但是,党领导京东革命斗争的史料,却从未见过一篇,而我的政治身份,也不能去四出访问,所以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钩沉。我从许多与京东革命斗争无关的回忆录中,发现一鳞半爪,片言只语,竟然构成了一个轮廓。而且,我从当时的旧杂志和旧报纸上,获得不少具体的史实和生动的印象。例如,我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几位普通共产党员慷慨就义的描写,剔除其反共谰言和人身污蔑,却可以看见这些共产党员在押赴刑场的游街路上,不仅仅高呼革命口号,而且也嬉笑怒骂,各有特色;他们虽然视死如归,但是跟亲人诀别时,也难舍难离,悲痛万分。因而,使我感到他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这些史料中,使我最受感动的是通州最早的共产党人金氏三兄弟,即一九二六年入党的金永镐和金成镐,一九二七年入党的金祥镐。他们是逃亡到通州的朝鲜爱国者的儿子,都是潞河中学的学生。大哥金永镐最先入党,发展了老二金成镐,金成镐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潞河中学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包括三弟金祥镐。金成镐在潞河中学高中毕业后,化名周文彬,成为冀东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煤矿大罢工。著名的抗H英雄节振国,就是在这次大罢工中觉醒和成长起来的。周文彬后来又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一九四四年牺牲时,担任冀热辽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为人文质彬彬,学识渊博,却又非常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
《春草》中所描写的潞河学院,就是潞河中学,只不过从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上借用了一座石舫和少许风光。潞河中学在清末时原名协和书院,民元以后改名潞河学院,是美国教会在京东开办的一所大学,孔祥熙就是协和书院的毕业生,而后又到美国留学。潞河学院的校园建筑和风景,跟后来新建的燕京大学近似。二十年代初期,潞河学院和同一教会开办的汇文大学、燕京女子学院合并而为燕京大学,在京西海淀建校,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潞河学院的原址,改办潞河中学,直到解放初期,仍是京东的最高学府。
协和书院————潞河学院————潞河中学虽然培养了不少国民党的官僚买办,但是也产生了不少革命战士,现在还有好几位在中央、地方和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并且产生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音乐家、演员和运动健将。
这个学校的学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九。八年,潞河书院以蔡德辰为首的六名学生,密谋策划驻防通州的新军起事,冲入北京,包围皇宫,推翻清王朝,由于叛徒告密,壮烈殉难。民元以后,五位革命志士的纪念碑矗立在潞河中学土山的松林中。我在潞河中学读书时,遗迹尚存,常到碑前复习功课;不幸十年大浩劫中,竟被数典忘祖的造翻小将砸碎,并给这五位为民主共和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马前卒,加以“洋奴”的恶谥。一九七九年我重游母校,纪念碑已片石皆无,我力主重建,并强烈呼吁为他们平反。二十年代,潞河中学有以金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成为京东革命斗争的一个堡垒。三十年代,共产党员在这个学校开展地下活动,梁斌同志的《红旗谱》所写的保二师风潮,一位真名实姓的领导人,原是潞河中学学生,因颜色太红而被校方开除,转学到保二师仅几个月,在领导风潮中惨遭国民党屠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少潞河中学学生参加革命,成为游击队和地方民主政权的于部。
一九四五年我九岁,曾入潞河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潞河中学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并成为他们主办的油印文艺杂志的主要作者,发表过连载小说。这个读书会和油印文艺杂志,一九四八年秋被国民党党部解散和查禁。一九五四年我从潞河中学毕业,考入迁校到原燕京大学校址的北京大学。所以,我对美国教会开办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较多的了解,有自己亲历实感的生活体验。因此,我对以教会学校为场景的解放前的学生生活,是能够写得像的。
同时,在我的读书和写作的生活经历中,我接触了一些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摄取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大量阅读旧报纸和旧杂志(包括我解放前做报童时的知识积累),使我能够感受我要描写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氛,这都弥补了我个人生活经历的不足。
但是,我必须有一点新意,采取扬长避短的写法,才能写得出来,才能避免雷同。
我是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写出具有时代性、时期性和时间性的生活真实的;因而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地写出历史的真实。“四人帮”那种把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进行“现代化”整容的做法,我是深恶痛绝的。
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是先锋和桥梁。他们最先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举起革命火种,燃烧起工农革命的熊熊烈火。不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表现知识分子,或者只把知识分子作为犯错误、被改造或动摇叛变的类型来写,都是歪曲事实,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而在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写出他们的这一特点,也不能把历史真实全面完整地再现。
毕竟我的年龄、经历、知识和生活实感具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我写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全貌,只能写一个中心事件。量力而为,也是饱尝创作的辛苦之后,才稍微明白了的一点道理。
《狼烟》写的是卢沟桥事变中,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在党的指引下,回乡开办抗日学校,收编民间自发抗日武装的故事。我写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京东的历史真实。
“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董毓华,他曾率领北京的大学生在寒假中下乡宣传抗日,屹立于同安城下,高声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很远吗?”而留下历史佳话。抗日战争爆发,他成为京东抗日军的司令员。另一位“一二·九”运动的著名猛将、东北临时大学学生白乙化,后来成为地跨京北和京东的军分区的司令员。这两位使日寇闻名丧胆的书生将军,被人民引以为骄傲的传奇性英雄人物,最后献出了青春似火的生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一九四二年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来到运河滩开辟地区的一位八路军干部,也是个大学生。
那时候我六岁,已经上小学。与我们儒林村北隔半里的大村,有一支地主民团,与儒林村南隔八里的一个村庄,有一支几百人的绿林武装,都被这位大学生出身的八路军收编了。有意思的是,收编那支绿林武装的仪式,是夜晚在我家柴门外的打谷场上举行的,我还站在场边参观。这是因为,儒林村地处运河滩最偏僻的一角,而且杂树茂草丛生,不易为敌人所发觉。曰寇从一九三三年占领京东到一九四五年投降,十二年中从未进过儒林村;而与儒林村相邻的村庄,却都曾遭到烧杀,所以儒林村被称为“福地”,流动性很大的县、区政府常常到儒林村隐蔽。县支队和武工队也常来儒林村修整,县支队的李支队长和楔入北京城下的武工队杨队长,总是住在我家北房东屋;他们很喜欢我的敢说话和顽皮淘气,送给我机关枪的子弹筒,多次说要把我“拐走”。我还记得,日人在华反战同盟的盟员也在我家住过一夜;有一个女盟员跟我的姑姑住在一屋,当时正收花生,我送给她甜花生果(没有成熟的嫩花生)吃,她很文静,老是羞答答的。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都记忆得最清晰最深刻,回忆起来也最动情。我写《狼烟》时,常常引动起我对童年的怀念和留恋,也深深怀念当年那些在我家住过的人们。
《狼烟》也和《春草》一样,虽然写的是烽火连天的年代的故事,却没有什么惊险曲折的情节。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亲身参加过血与火的战斗,硬写是写不好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比较喜欢写情,不大喜欢写事。苦难和战乱岁月中的人情,是极其珍贵和极其感人的。
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在我那坎坷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写于家乡儒林村的茅屋寒舍的炕沿上,我永远感念当时与我相濡以沫的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