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楸帆+宝树+张冉+阿缺 日期：2023-01-01 14:20:19
《无尽告别》是以陈楸帆为署名的四人经典作品集，包含《无尽告别》《V代表胜利》《停电了，我们去南方》《宋秀云》《阿波那玛雅里的烟火》《起风之城》《我的高考》等七个故事。其中《无尽告别》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身患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却被军方看中，与海底文明生物进行了对话实验的故事。最后他忘记一切，却被妻子守护终老。茫茫星空中，虽然人会因为遗失记忆而迷失，但爱永远也不会走丢。
前言 “超真实”时代的文学创作
文/陈楸帆
AI写作：谁是主，谁是仆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科幻还要科幻。
就在春节前不久，原《收获》编辑、作家、科技创业者走走告诉我，他们用名叫“谷臻小简”的AI软件“读”了2018年20本文学杂志刊发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说，并以小说的优美度，即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节奏变化的规律性，以及结构的流畅程度对这些作品进行打分。
截至2019年1 月20日，分数最高的始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老师的《等待摩西》。然而，21日下午3点左右，参与此次评选的《小说界》和《鸭绿江》杂志的作品送到，新增80部短篇小说。下午7点
20分，情况发生了改变。AI最终选定的年度短篇是我发表在《小说界》2018年第四期的《出神状态》，《等待摩西》被挤到了第二位，差距仅有0.00001分。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的《出神状态》里恰好也用到了由AI软件生成的内容，这个算法是由我原来在谷歌的同事、创新工场CTO兼人工智能工程院副院长王咏刚编写的，训练数据包括我既往的上百万字作品。
“一个AI，何以从771部小说中，准确指认出另一个AI的身影？”
走走在随榜单一同发布的《未知的未知——AI榜说明》一文中发问。
确实，从使用的计算机语言、算法、标准都完全不同的两个AI，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共振的，这给这次偏爱理性与逻辑的事件披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
回到最初，第一次有和AI合作的想法还得追溯到2017年下半年。
其实机器写作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包括微软小冰写诗，自动抓取信息生成金融新闻的程序，等等，但是作为高度复杂的文学类型，小说所要求的逻辑性、自然语言理解能力以及对于人物、情节、结构、文法不同层面的要求，目前的AI必然尚未达到这样的能力。王咏刚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也非常兴奋，他本身也是个科幻迷和科幻作者，还出过一本叫《镜中千年》的长篇科幻小说，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编写深度学习的写作程序其实不难，Github上都有一些现成的代码可以用，难的是如何通过调整参数让它写出来的东西尽量地接近我们现有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审美。输入了上百万字的陈楸帆作品之后，AI程序“陈楸帆2.0”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和主语，来自动生成每次大约几十到一百字以内的段落，比如《出神状态》中的这些：游戏极度发烫，并没有任何神秘、宗教、并不携带的人，甚至慷慨地变成彼此，是世界传递的一块，足以改变个体病毒凝固的美感。
你露出黑色眼睛，苍白的皮肤如沉睡般充满床上，数百个闪电，又缓慢地开始一阵厌恶。
你再次抬头，把那些不完备上呈现的幻觉。可他离开你，消失在晨曦中。绸缎般包围。
王咏刚告诉我，经过大批量语料学习之后，AI程序已逐渐习得了我的写作偏好——在使用祈使句时爱用什么句式、描写人物动作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或者副词等等。在掌握了关于语句的统计规律后，在写作环节，AI程序便会从大量的语料中随机找到一些词，并把这些词汇按照写作规律拼接在一起，形成句子。比起文学，它更像是统计学与数学。
第一次看到AI程序写出来的句子时，我觉得既像又不像自己写的，有先锋派的味道，像是诗歌又像佛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没有逻辑性，也无法对上下文的剧情和情绪产生指涉性的关联，为了把这些文字不经加工地嵌入到人类写作中去，我必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最后我围绕着这些AI创作的语句去构建出一个故事的背景，比如说《出神状态》中人类意识濒临崩溃的未来上海，比如《恐惧机器》中完全由AI进行基因编辑产生的后人类星球，在这样的语境中，AI的话语风格可以被读者接受被视为合理的，而且是由人类与他者的对话情境中带出的，从认知上不会与正常人类的交流方式相混淆，因此它在叙事逻辑上是成立的，是真实可信的。
这次AI与人共同创作的实验性并不在于机器帮助我完成写作，而在于最后我发现，是我帮助机器完成了一篇小说的写作。
除了参与AI榜单评选的《出神状态》一文，在日前出版的新书《人生算法》里，也用到了这个AI写作程序。所以王咏刚老师在序言里说这是人类最后一个独立写作的纪元，它不单单是人+机器，而是人与机器的复杂互动，其中对于“作者性”的探讨，其重要性超出了故事与文本本身，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相信机器将更深入地卷入人类写作和叙事中，未来的文学版图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暧昧而有趣。
超真实时代，我们如何书写现实
如果说AI写作目前只不过是游戏式的实验，那么摆在每一个文学创作者面前的当下“超真实”时代，却挑战着所有传统文学对于现实的定义与理解。
早在1948年，香农的信息论就提出了，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的。这个定义虽然简单，却奠定了我们现在整个信息社会的基石。
在我们生活充斥着数据和比特的今天，人类的大脑却与数万年前石器时代的大脑没有太大区别，依然是亿万年进化而来的基于物理先验知识的信息处理系统。我们大部分的思考都是由一套强大的受控于情绪与生物本能的系统一，与另一套不那么强大的可以运用有限理性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决策的系统二共同完成的，它们所动用的大脑区域是不一样的，我们往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让系统二凌驾于系统一之上，做出所谓的理性判断，即便是这样的判断，有时也远远不如简单的机器来得准确。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要把所有人的面孔调转180 度，人脑立马就会产生脸盲，而对于机器来说，这只是变换坐标系的小菜一碟，更不用说处理一些高维数据模型了。因此，这个看似信息极大丰富乃至爆炸的时代，其实是对人类大脑极其不友好的时代，得到的信息越多，其中的噪音、错谬、变形、误差就越多，我们并没有办法通过某种程序自我消化纠正，它们沉淀下来，成为所谓的认知盈余与信息过载，成为我们的焦虑本身，影响着每一个人对于未来的判断，对于行动的选择。
如果说这是技术时代对于人脑认知不确定性的放大，那另一个方面的不确定则更为重大，那就是对这个世界解释的不确定性。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仅普通人焦虑，科学家也焦虑。
在2017年的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全球顶级会议NIPS 上，就职于谷歌的资深工程师阿里·拉希米因为十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拿到了“时间考验”论文大奖，顾名思义是用来奖励历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照理说拿了大奖应该很高兴，可阿里这个耿直的工程师却在颁奖典礼上说了句狠话，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业界。他说“人工智能就是炼金术”。大家知道，炼金术在历史上声名狼藉，尽管客观上推动了冶金、纺织、医疗等领域的发展，但漫长的时间里，它与相信水蛭治病，化铅为金甚至炼制不老仙丹捆绑在一起。阿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当下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里，大家用着许多看起来非常有效的技巧，能够提升机器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对于背后的原理，如何运作一无所知，一切都像是炼金术一样，或者更直接点说是玄学，但是大家仍然在不计后果地狂飙突进中。
从这场AI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我们也能深深体会到科学家们在这个时代的焦虑。技术发展得太快，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这让我想起一个文学理论概念——延异。延异来自德里达。有许多人文学科的理论概念，是我离开了学校许多年之后才领会其妙处的，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比如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经典概念的有效性往往跨越了学院语境，进入一种日常经验范畴。在德里达看来，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
而在当下技术时代，任何对于技术的言说都只能借助于图像、比喻乃至于文学，而技术核心本身是无法言说的，是纯粹的数与理念的存在，人工智能、引力波、量子物理、石墨烯，这些技术即便经过科普，对于大众仍然存在认知门槛，仍然是一种雾里看花，甚至带来更深的误解。曾经有一个导演告诉我，读到《三体》里写“整个宇宙为我闪烁”，脑中顿时脑补出好莱坞大片般的炫酷视觉，后来经过专家指点，了解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回事。
这正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早在20世纪80年代所预言的景象。
在后现代媒体情景中，我们经历着“真实已死”，由于我们生活在“超真实”的环境里，媒介传播的内容不是真实世界的内容，而只是模拟的现实。例如电视情景喜剧、音乐视频、虚拟现实游戏，或者迪士尼乐园，而我们却越来越将自己的生活与虚拟的媒介传播内容联系起来。
真实与虚拟、现实与科幻、历史与未来、技术与人性、奥威尔和赫胥黎，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无缝衔接，水乳交融。这种“超真实”
时代的现实想象力，让很多虚构文学作者深深无力，也给写作者设下了种种不友好的障碍。
1．传统题材受了极大挑战
比如，在以往罪案小说会写到非常多的连环杀人的题材，但是在这个时代，全国有1.76 亿部监控摄像头，它们覆盖了你所能到达的每个角落，我们有一个全球最为精密的监控系统叫作“天网”。前不久有一位英国的记者试图挑战这样的一个系统，他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录入到这个系统之后，只逃出去7分钟，就被系统锁定，然后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就在这样的时代，你很难去想象一个人怎么样去犯下连环杀人案，能够由此去虚构小说，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2．写作过于依赖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本身就是信息与话语不断延异的过程，当我搜A 它会出现B，当我搜B 会出现了C，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无休止地蔓延下去。
信息过载就是人为制造一种焦虑来对抗焦虑的过程。因为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干一件正经事，而不是无所事事，但其实你收集了上千上万的写作素材，却迟迟不愿意写你小说的第一句话，原因是现在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怎么写。
3．我们的写作如何评价
在传统的文学生产过程里面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有非常稳固统一的学院派评价体系。现在非常多的作者，都是在一个在线的平台上，抛出一篇自己的作品，过不了几秒钟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评论，每个人的审美偏好和阅读经验都完全不同，但他们都拥有同样平等民主的评论权利。这就使得每一个作者陷入焦虑当中，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自己的作品，因为缺乏一个有标准的持续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学评价体系。
4．我们为何写作，为谁写作
以前我们都会特别高姿态地说，我们是为自我表达而写，或者说稍微虚伪一点说我们是为读者而写。但是现在的问题不一样，我认识非常多的作者，刚出道没写出几篇作品就被大公司、大资本看中了，买过去改编成电影、剧本，拿到了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稿酬。在他写下一篇的时候便会陷入一种焦虑，他不知道这个作品应该为谁而写，是为自己而写，是为读者而写，还是为大电影公司、资本而写。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所谓IP 时代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一直是处于痛并爱着的状态。
在当下，技术在我们的社会链条中扮演着特别关键的角色。尤其在中国，你会发现权力机构、媒体和大众的话语生产和意义建构，往往与技术紧密结合。我们可能觉得父母那一辈人会不适应今天急速变动的新技术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适应得比你我更快更好——某种意义上这还蛮可怕的。比如你回家时会发现爸妈的智能手机全都用上了支付宝、淘宝，他们非常热衷那种消费返点的电子支付模式。这种情境之下，你不可能逃离科技的语境去讨论现实。
也许正因如此，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才会说——“科幻也许是当今最重要的文类”，它处理的是我们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往往被忽视的人—技术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现在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经验，是无法回避的。
科幻是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文类，并不是只有所谓的“硬科幻”
才是科幻，真正的科幻不分软硬，它们背后都是基于对或然情境下人类境况的推测性想象。越来越多的科技从业者、企业家、教育工作者、艺术家等等各行各业的人从科幻作品中汲取灵感，或者说学会用科幻的视角去重构现实。或许这就是科幻这一边缘文类在“超真实”时代得到前所未有重视的原因。
三种理论：科幻小说有什么用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在我心目中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
尤瓦尔·赫拉利在接受《连线》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了这番话：“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
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
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1818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同时生物学、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欧洲大陆黑死病肆虐成灾。
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无聊之余他们就以轮流讲鬼故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其中有一位当时年仅20 岁的少女玛丽·雪莱，她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
这个故事就叫《弗兰肯斯坦》，它被认为是现代科幻小说的源头。
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它探讨的这些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久前发生的关于贺建奎基因编辑伦理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故事一脉相承：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假使我们放眼历史，无论是“一战”后、“二战”后、“冷战”还是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不断发生。科技的加速发展，使得人类产生了认知上、情感上、伦理上、制度上等等的多重焦虑，这些焦虑来自信息不对称，也来自对新事物的错误认知与判断。就像克拉克所说的，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的冲击，但是低估它长期所带来的影响。而科幻，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还是泛化为影视、游戏、设计等等跨媒介的类型，都在扮演着对抗、缓解、消除这种文明焦虑的角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奇幻、言情或者是现实主义等等其他文学类型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呢？理解背后产生作用的机制，也许比简单给出结论更有价值，因此，我从历史上找到三位理论学者，尝试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位叫达科·苏文或苏恩文，他是一位生于南斯拉夫的加拿大籍犹太人，20世纪70年代，他从苏联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从诗学与美学的角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科幻文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建构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提出科幻的“认知陌生化“这一核心特征。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这幅坐标图，所谓的认知性指的是逻辑严密自洽，可以通过理性去进行理解和阐释，而陌生化是指创造一个替代性的虚构世界，拒绝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举一个例子，比如《三体1》中呈现的恒纪元和乱纪元交替出现的极端环境，便迥异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但其背后又是具有坚实的天文物理学基础，可以通过计算及推理进行验证的。但请注意这里的认知性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完全符合科学事实，而是一种叙事上的逻辑自洽，接受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观设定“如果……怎么办”，随后的情节推演都必须符合这个设定，倘若不符合，便会被大脑认知为“不真实”“不可信”。
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落在左上角，而比如神话、民间传说和魔幻小说落在右下角，而科幻便落在右上角。
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设想一下，如果只有认知，那结果就是纪录片般的“自然主义”小说，能在认知上阐释虚构，但却没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如果只有陌生化而没有认知性，那结果就将是玄幻小说，看上去非常疏离玄妙，但却无法用理性和逻辑去把握。
正是在认知性与陌生化之间这种辩证互动的关系，让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一种不断挑战、破坏与重塑认知与审美边界的思想探险。
第二个学者叫Seo-young Chu，中文名叫朱瑞瑛，她是一位美籍韩裔学者，目前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任教。她2010年的学术著作《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这个标题很明显就是在向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梦见了电子羊吗？》进行致敬。
她对达科·苏文的理论进行了激进的回应。在朱瑞瑛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高密度的现实主义，而我们传统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的科幻小说。
如何理解这种定义呢？她将我们的眼光引向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对于现实的模仿和再现，但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许多伴随技术日新月异而产生的现实图景已经过于复杂与抽象，超越了日常经验的限度，难以经由传统文学手法进行模仿与再现，让读者能够直观地认知与理解，比如全球化，比如网络空间，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使用“隐喻”来再现这些概念，比如说，地球是一个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但在科幻小说里，我们所要再现的本体和喻体可以是统一的。比如“网络空间”，在“赛博朋克”小说《头号玩家》里，它就是“绿洲”，一个承担起叙事功能的真实的存在，既是一个对互联网的隐喻，又是字面上所呈现的那样，一个主角可以在其中来去自如，冒险穿梭的虚拟世界。
因此，在科技日新月异且高度复杂化的今天，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为全息地再现现实图景，它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第三位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有翻译成詹明信，在他2005年的《未来考古学》一书中提出，科幻小说正是一种借助“从未来看当下，从他者看自我”的思维框架来对当下进行批判性“认知测绘”的工具。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是不可化约的人类心理，就像弗洛伊德的性本能一样无所不在，是存在的本质，它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实验，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
然而“二战”之后，核爆、冷战、极权主义与种族灭绝，使以托马斯·莫尔1516年《乌托邦》为源头的正统乌托邦文本彻底失去了历史位置。一方面，冷战使乌托邦跟斯大林主义成为同义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使资本主义成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像智子一样封锁了主流话语中对于未来的所有乌托邦式想象。
而此时，科幻文学却由于其边缘性及封闭性的文类特征，保留了“真实社会空间中的一块想象性飞地”，并以批判性乌托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乌托邦”类型，继续探索未来的可能性。詹姆逊发现，在20世纪60—70年代，种族和性主题是科幻作家最热衷的话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颠覆以男权和技术为根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作品。
比如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在《黑暗的左手》中，构建了一颗常年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封建制社会“冬星”，冬星人不像地球人一生下来就分为男或女，每个月中，有大概三分之二是处于中性或者雌雄同体的状态，没有性别之分，进入发情期之后，如果这时候遇到另一位也同处发情期的人，双方就会相应发生生理、心理、行为举止等诸多变化，成为完全的男人或女人，但是性别转换是完全随机的。发情期结束之后，人们又回到中性状态，如此循环往复。在冬星人眼中，地球人这样的二元性别纯粹就是性变态。
詹姆逊之所以高度赞扬勒古恩小说的乌托邦创意，是因为作品通过消除性别来否定性别政治，而把封建制度跟技术发达联系起来，否定了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历史决定论关联。
这正是他眼中的科幻的价值，是一种认识自我与把握当下的间接策略，通过虚构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世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与意识形态上的被囚禁状态；科幻写作与评判，不只是文本的生产，而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实践，通过创造一个个他者世界，无论是太空歌剧、赛博朋克还是后人类世界，制度化地否定现实，在思想领域中建立起一块文学飞地，继续推动人性与历史的乌托邦进程。
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其实无不围绕着科幻与文学、科幻与科技、科幻与现实、科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对这四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之后，回过头再读《弗兰肯斯坦》、《三体》，甚至梁启超的晚清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相信又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算法升维：科幻写作如何突破
在我的《人生算法》里，整本书都是讨论人与AI共生的关系的，六个故事从不同个体的视角去探讨一个人类或后人类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新世界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和意义。其中包括了生育、爱情、衰老、成长、身份、创造等等熟悉的主题，但当出现了机器这样一个他者角色之后，所有的故事都变得不一样。而书中所有的设定都基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这样让人爱恨纠结的未来其实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比如以前也有很多写人跟机器恋爱的故事，但都是把机器当成人去写。但如果从机器的逻辑来看，它其实是对人的情感模式的学习和模仿。人对自己的情绪、感情的认知，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被文化慢慢建构起来的一个东西，是能够通过学习去模仿的。所以在《云爱人》里我写道，通过算法，“让机器爱上你”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这跟机器有没有爱完全没有关系，它能够给你爱的感觉，就足够了。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
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这也是我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我把这种风格命名为“科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写作方式，主要表现在逻辑的可认知性和美学上的自然主义，科幻现实主义则响应这样一个问题：科技已成为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无法想象如何剥离了科技成分去讨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然而，中国纯文学长期以来都忽略了这种现象，或者说它没有能力去把握和处理科技的问题。科幻现实主义要深入思考科学、科技在人的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与人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它如何从不同层面影响每一个人对于自我、他者以及整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对于技术有怎样的想象？我觉得这是科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立场。我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在这样一个“超真实”时代去实现文学与现实之间张力的突破。
在这个时代，科幻文学面临科技飞越、媒介革命和美学标准三大冲击，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在这里我权当抛砖引玉，提出三种应对手段，希望能有所启发。
1．与科学家共情
日常生活里已经充斥着科技概念，许多科幻文学作品并没有跟上，落后于当代技术。如何让读者在了解现实技术的飞跃之后，在逻辑自洽的前提下，产生对科技的惊异感，当下很难做到。
今天的技术与数学、算法密切相关，更加抽象，很难像经典科学一样可以被具像化或者通过隐喻、转喻令读者领略它的美妙之处。例如呈现算法、量子计算是很难的事情。而科学家有时候比写科幻的人更加前沿大胆。
与文学家不同，科学家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喜欢用事实、逻辑和数字说话，但当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又呈现出高度抽象与直觉的特征。就好像我认识的数学家都会告诉我，某一条公式很美。这并不是文学上的修辞或者类比，而是在他们眼中，公式与达·芬奇的画作或者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一样，都能够在神经层面产生审美的冲动。这是理性吗？这是感性吗？好像都是，但好像都不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只不过一个在客观世界里，一个在文学世界里。
文学创作者尤其是科幻作者需要努力理解，甚至代入科学家感受世界的视角，才能够摆脱以往的窠臼。
2．拥抱媒介变革
从文字时代进入读图时代，从纸媒进入互联网，从聊天BBS 到即时通信工具，从短视频到更短的视频。动漫、游戏、VR/AR……层出不穷的媒介形态在改变受众吸收、理解信息的习惯，争夺着非常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而文学作为这个时代冷之又冷的媒介，需要参与者最大限度调动感官和想象力，“脑补”其中的美妙之处或者爽感。科幻又是其中门槛尤其高，所需要调动的认知资源尤其丰富的一个门类，这是否会注定近十年或者近二十年来甚嚣尘上的科幻文学衰亡，终有一天会变成现实呢？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符号系统专业，横跨了计算机、哲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探寻机器和人思考过程中的共同之处，以获取不同视角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目标不仅仅是技术专家，更是了解人性，懂得如何正确应用科技来改善人类处境的人文主义者。而科幻小说正担当着文学中的“符号系统”角色，用文字、情节和人物，去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探寻用不同视角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用故事把它们连接起来。但这对科幻小说作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为此，科幻也要主动融入媒介，破壁生长。过去几年里，最具有文学性的科幻作品，不是来自小说，而是剧集和游戏。比如《西部世界》、《黑镜》、《底特律：变人》，还有马上推出的《赛博朋克2077》。它们都延续了科幻小说中最传统的一些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但它们又通过各自不逊于经典文学的复杂结构和精妙叙事，把我们的感知和思考升华到一个觉知的境地。
我们不要去抵抗次元的文化或者不同的媒介形态，要拥抱，要破壁生长。但这种拥抱是平等的，没有谁高于谁，谁要吞噬谁，更多的时候需要文学创作者放下自我，真正理解并融入这种不同的媒介形态。
创作者，应该放下成见，打破标签，附身不同媒介形态，借尸还魂。
无论是一分钟微视、90—120分钟的电影，或者几十个小时的剧集，页漫、条漫还是VR 交互的深度融合，都在改变讲述一个故事的方式。
3．建立新美学坐标
科技领域的演变，确实也带动了文化领域审美风潮的转向。比如工业革命对于机器美学的崇拜，信息时代极简主义和未来主义的风潮。
同样，文学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新的美学？
随着网络速度的提升，单位时间内人的感官接收到的信息的密度也在提升。例如，原来看视频都是普清，现在发展到高清1080P 再到4K，甚至以后可能会有多感官的整合。这是网络时代对人类审美最直接的冲击。对应到文学的风格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在建立美学坐标方面，如朱瑞瑛所说，科幻现实主义是一种高认知密度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对自信形成一种挑战、满足的代偿机制，更在情感结构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代入了更多的变量。
科幻文学在美学上应该能突破更多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形式，通过一种想象力的叙事力量的支撑，可以超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二分法。
比如，科学怪人，它既是本体又是喻体。这是以往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现象，既显示了现实主义和科幻小说之间的鸿沟并不存在，也揭示了它作为审美和哲学资源的价值。随着日常生活越来越难以被直接表达，科幻小说家变得越来越重要。
不管怎么样去描绘这个时代，它是超真实时代也好，后人类时代也好，科技文艺复兴时代也好，科幻文学都需要新的突破。它是现实也是超越现实，它是技术的也是跨越技术的，它需要把握不同层面的现实，叠加并且互相影响关系，去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全新立体的世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