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野 日期：2017-02-21 14: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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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收錄：台灣電影人對談全紀錄----小野vs.吳念真、魏德聖、九把刀 (陽光衛視「文化在野」節目訪談完整版，共4段影片，全長約2小時)
侯孝賢、吳念真、魏德聖、黃志明，李烈、林育賢、柴智屏、九把刀、葉天倫、何蔚庭、楊力州、陳傳興，與小野──現身暢談一路走來的電影心路歷程！！
台灣電影果真要谷底翻身了？這些不怕死的電影人，他們是如何辦到的？
且看台灣電影人如何十年翻身，翻出台灣人特有的熱血奮鬥精神！
乞丐翻身！從七百三十九萬元到十五億元的票房要花多久的時間？
打死不退！國片即將創造票房奇蹟？台灣電影的好時機真的來了嗎?
曾經以為已經死掉的國片，為何又能起死回生？還有大展鴻圖的未來？
台灣真的有本錢培養出國際化的電影明星與工作團隊？找到電影工業的長遠運作利基？
不怕窮，不怕累，不怕苦，不怕垮……
台灣電影人，一群不怕死的夢想堅持者，
為了電影，他們賠上所有財產，
為了電影，他們賭上生活與家庭的幸福，
他們苦熬多年，只為圓一個電影夢……
台灣社會文化蘊含一股特殊的悲情帶著樂觀的東西，因為不能一直靠悲情生活，所以需要樂觀或者幽默；這種精神表現在各種行業，從代工業，運動，到電影……，這是台灣人獨有的精神文化，展現了台灣人堅韌的生命力與不怕死的奮鬥力！
曾經有人認為台灣電影已經死了，但是台灣電影人卻帶著這種悲情中的樂觀、宗教的理想，前仆後繼堅持不輟──
2001年國片票房落到最谷底，到2008年《海角七號》，2010年《艋舺》，2011年《雞排英雄》的票房大翻身。
2011年暑假，《翻滾吧，阿信》《賽德克?巴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上映熱潮，彷彿又帶來新的電影熱潮……
本書由文化電影人小野專訪，帶領讀者近身理解台灣後新電影的一群靈魂人物：侯孝賢、魏德聖、李烈、林育賢、吳念真、楊力州、葉天倫、九把刀……，從他們的電影代表作深入暢談他們投身電影的心路歷程，以及面對未來的計劃挑戰。
且看他們如何咬牙撐過一個個難關，只為一圓夢想；且聽他們如何珍惜難忘的辛酸與喜悅經驗，勇往直前堅持到底，展現台灣人獨有的熱血奮鬥精神。
目录：
大雨後的彩虹
◎文／小野
歷史從來不會被大雨沖走 未來總是在一場大雨之後 不是每一次都等得到彩虹 泥濘的路我們還是要走（小野 「尋找台灣生命力」主題曲「不後悔的愛」）
大家都說今年夏天台灣的電影市場會很熱鬧，因為有三部台灣電影的票房加起來可能衝上新台幣十億元，這三部分別是「翻滾吧！阿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再來就是壓軸的「賽德克?巴萊」，建國百年的熱度終於被民間電影工作者共同創造了出來。
今年夏天我替香港陽光衛視主持一個介紹台灣影視、戲劇、藝術、文化的訪談節目「文化在野」。我始終相信文化是永遠在野的，「在野」指的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思想上、心態上和觀念上的。台灣是所有華人地區最快走入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這樣的體制和社會型態很有利於文化發展和思想進化，我想將這些文化上的成果和兩岸三地的華人分享。或許是因為自己過去工作的關係，第一季的訪談我比較偏重台灣的電影和紀錄片，於是，我發現自己正巧遇到了「台灣電影大爆發」的關鍵時刻。我陸續訪問了這幾部電影的製片和導演，他們的故事正好各自見證了沉寂了20年的台灣電影黑暗時代的點點滴滴，如同黑暗中的烈火在荒野中兀自燃燒著，相當的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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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那個夏末秋初的季節，台灣每個角落都在談論「海角七號」，人人關心著它的票房紀錄，就像關心著王建民的最新狀況一樣，媒體喜歡用「台灣之光」形容這些台灣英雄，就像大家曾經流行說「愛台灣」一樣。通常當人們說著這些「光」或者「愛」時，那正表示了他們心靈非常脆弱，需要來光照亮，需要愛來溫暖。「海角七號的票房最後到底會多少？」當時一個朋友問著。「海角七億吧？」另一個朋友回答著。我們都知道，這個冷笑話並不好笑，它會勾起許多台灣人的傷痛，但是卻正也正符合了當時台灣社會的集體情緒，悲情、憤怒而憂鬱。海角七號是一個出口，讓這種集體情緒從海角流向了大海，然後繼續生活在這個海島上。
當年的「海角七號」傳奇讓我聯想到20年前的電影「悲情城市」，雖然它們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悲情城市」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的最後一年勇奪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各大媒體都用頭版頭條來處理這個新聞，知名度由外而內的燃燒全島，票房破億，在當時國片票房低迷的情況下是一個奇蹟。我曾經用「台灣新電影運動最後的一聲悲鳴」這樣悲壯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在當時的奇蹟。
「台灣新電影運動」被認定是開始於1982年的「光陰的故事」和「小畢的故事」，因為當時這兩部清新的電影在票房和口碑方面都很好，引發了後來許多新導演出頭的機會，侯孝賢後楊德昌兩位導演也成了這場運動的指標性人物。當時我不免會想，「海角七號」的傳奇，到底是國片長期低迷之後的「最後一聲悲鳴」，還是像1982年那場「新電影運動」，是革命的第一聲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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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代背景來看，2008年和1982年竟然神似。當時也是全球經濟大衰退。那一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僅百分之零點七、通膨達百分之十三點七，情況相當悽慘。1982年，台灣戰後嬰兒潮長大了，當他們有機會能用電影來說故事時，他們說出了許多的童年往事，這些電影由個人的記憶，漸漸擴大成集體的國族記憶，這正是80年代之前國片所缺乏的部份。80年代之前的國片除了功夫和武俠之外，文藝愛情或是健康寫實多少有點逃避現實的味道，一方面是滿足新馬市場，一方面是電影檢查下的犧牲。
所以當許多觀眾都在抱怨後來的「國片」都只會得獎，都「看不懂」或是都「不好看」時，其實忽略了「台灣新電影」對後來台灣電影最大的影響不只是藝術傾向，而是把台灣人的情感轉向對台灣本身的身世、歷史和文化的注視，不管是個人經驗或是集體經驗。這些都是發生在90年代台灣本土化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的目的。這些影響在國片市場漸漸萎縮之後，反而藉由紀錄片、電視電影（電視單元劇）或是短片的影視工作者維持著這樣的傳統和精神。幾部紀錄片的票房和受注意的程度甚至超過默默無聲的劇情片，例如「生命」、「無，米樂」、「翻滾吧！男孩」等。這些賣座的紀錄片其實預告了某種趨勢，那就是和這塊土地息息相關的情感得電影會得到共鳴，這種共同情感上的挑動和當年台灣新電影是相似的。
在國片市場長期低迷的漫長日子裡，有些不願放棄理想的年輕影視工作者藉由公共電視的「人生劇展」加上一些向政府申請來的短片輔導金，完成一些小格局的影視作品。在沒有足夠的資金奧援下，電視的單元劇的訓練加上紀錄片的拍攝成為這段時間影視工作者磨練自己的方式。電視的商業消費性格和紀錄片的紀實性格多少都影響著年輕一代影視工作者，這是優點，也是缺點。優點是他們比較務實，缺點是不太習慣去思考拍一部電影的必要元素，因此在票房上也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暗無天日。
西元2001年，國片票房創了新低，一年總票房僅有新台幣739萬。巧合的是，這一年台灣電視節目中開始出現了可以輸出到亞洲各國的偶像劇，一些年輕導演也投入了偶像劇的生產製造行列，除了謀生也是一種商業市場的訓練。偶像劇捧紅的明星也漸漸風靡了亞洲的觀眾，這十年偶像劇激烈競爭的結果雖然產生不少劣質反智的作品，但是也誕生了不少佳作。這些為了有利潤而產生的行銷策略、製片過程、資金募集、開發市場多少給了電影界一些提醒和直接的助益，而且電影界可以用的演員和明星多了，資金的募集也變得更可能了。雖然台灣電視節目往往給人製造社會亂象的負面印像，但是在台灣電影工業幾乎要瓦解的年代，電視的戲劇節目反而成了培養電影人的溫床。最近政府鼓勵電視業者拍攝高畫質的電視連續劇及電視電影，甚至也開始徵求連續劇的劇本，投入相當龐大的預算。有些電影導演在完成電影夢之後，又轉去拍高品質的電視劇，成了電影和電視界良性的交流，這種交流很有助於台灣整體影視文化產業的向上提昇，這和過去的各自為陣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