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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论语--论语片解九十九篇


作者:张石山  日期:2021-12-27 04:51:18




  “慎终追远”,民德如何归厚
  【原文】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学而篇·第九章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学而篇·第十一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篇·第二十章
  《论语·学而》篇第九章,是曾子的又一条语录。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条语录不长。尽管历代注释有些歧义,单就字面理解。并不特别繁复。一般的白话注释如下: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历代译注产生歧义,主要在“慎终追远”四个字上。
  比如在《论语别裁》中,作者南怀瑾先生就不同意古来译注。南先生认为:终,是终了结果的意思;远,有远因远由的意思。做人行事,欲慎其终,莫如先追其远。他还引用了佛学的概念进一步界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想要求得最终好的结果,应该从最初的动因着手。这样,大家行事做人,注意慎终追远,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归于厚道之德行了。
  南先生一时之大家,并不因循前人,而能别开生面。但这样的译注,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语焉不详的古语,或者无有定解的古语,后人随意给予解释,极其可能突破译介的传统规范。比方这儿的“慎终追远”四字,可能变成随意装入物事的口袋。
  而且,按照南先生的解释,文理逻辑不易摆顺。做人行事,慎其终而追其远,注重个人之修为、处世之慎重,如何可以联系到“民德”社会风气方面?这样解释,恐怕难免失之牵强了。
  那么,“慎终追远”,究竟应该怎样解释?
  对此,我觉着还是遵从惯常的解释较为合理。“慎终追远”,说的就是“慎对父母丧事、追怀远祖功德”。我认为:惯常的解释,有合理的支撑。有着什么样的合理支撑?答案就在《论语》中。
  《论语》的各章文字,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但上下承接的章节,往往多有内在的联系。《论语·学而》篇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编辑者在这儿放置孔子谈论孝道的语录,不啻是在呼应曾子的“慎终追远”。
  慎对父母死亡、追怀远代先祖,关乎孝道。“慎终追远”,说的就是孝道。孝道,是孔子仁学的核心构成之一;孝道,确实又关乎民德,关乎到整个社会风气。这样解释,相对比较顺里成章。
  当然,曾子的这条语录惜乎太简,有言简意赅的优点,却也容易让人产生疑问。按惯常解释,“慎终追远”四字是“慎对父母之死、追念先祖”的意思;那么,读者首先就会发问:这样做了,如何就能导向民德归厚?其问有什么必然性?
  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当然应该注重。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模式:经由宣传部门的倡导,每个人都争做好人,尊奉仁义道德,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变成一个君子国了吗?
  但在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社会道德状况,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发问:社会道德风气的主导因素在哪儿?民德归厚的根子在何处?
  且看《论语·学而》篇中紧接下来的第十章。子禽问于子贡,先是一个肯定句式,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我们的老师到了某一邦国。必定先要知道该同该地的行政状况。无论在任何邦国,统治者的为政状况、其言行道德,往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夫子每到一国,必闻其政,关注的正是这个重心。
  对于这一重心,孔夫子曾经多次言及,对居上位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论语‘为政》篇第二十章,孔子告诫季康子应该如何临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如果说,整个社会风气之良化,在于民德归厚;那么,期望民德归厚,居上位的当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当政者庄重,民众就会敬顺;当政者孝顺、慈爱,民众就会忠诚;举拔好人、教育能力不足者,民众就会勤勉。
  假如居上位者在弑父戮兄、八佾舞于庭,乃至横征暴敛,仅仅指靠普通民众的慎终追远,怎么能匡救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孝道,是仁的重要内容。在整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言及。但孔子提倡孝道,从来也没有忘记强调:孝道,不是为政者仅仅针对民众提出的要求,它首先应该是为政者必须恪守的起码道德。
  所以,曾子提出的“慎终追远”,固然没错,却惜乎过简。他没有指出这一行为的主体。“慎终追远”,首先应该是对为政者的要求。当为政者、居上位者做到了,才可能行为世范,影响推行于整个社会,民德才可能归厚。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P20-22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幸乎不幸,我生长于国人狂獗批孔的上个世纪。
  上世纪50年代初,学龄前,在乡间,偶然读到过一本早年农家子弟开蒙的《三字经》。“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那十二个字,成为我对《论语》的全部了解。 公元1954年,我开始读小学,语文课都是简单的白话。我和同龄人一样,在往后的小学中学课堂上,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系统接触传统经典。到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爆发,更被剥夺了继续升学读书的权利。那样的年月,除了读毛泽东的语录本所谓红宝书,不允许也读不到任何其他书,遑论《论语》。“文化大革命”,全国内乱整整十年,运动当中套着运动,其间特别有一个全党全军全民“批林批孔”的运动。孔子和《论语》,被粗暴地肆意诋毁、侮辱、批判、审判。
  可以这样说:20世纪自前半个世纪某些学人如鲁迅带头,到后半个世纪当局政令倡导发起运动,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极其彻底的“全民批孔”。
  源自欧洲的殖民主义仗恃炮舰东来,要征服东方,必然要在同时践踏摧毁东方文明。中国在兵戎相见中无疑是失败了,推而及之在政治体制上落伍了,经济发展方面也滞后了;那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也一定就是一无可取了吗?中国人、中国的文化精英们,面对变局,进退失据。始而不能接受中央帝国的失败,继而迁怒于自身的传统文明。不惟数典忘祖,乃至为虎作伥,甘为殖民主义之前驱,诋毁自己的文明、糟践自己的圣贤。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人开门揖盗,欧洲中心主义获此异军突起无私襄助,其喜洋洋者矣!
  殖民主义的炮舰侵略武力征服一时横行,有如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并不能证明当时欧亚文明的落后。清兵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明朝所代表的中国亡国,究竟关孔夫子何事?后封建时代的中国,乍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列强,这是一场不在同一等级水平的较量。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满清的腐败,传统体制的落伍,社会发展形态的滞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归罪于孔子和他的儒学,没有什么说服力。文不对题,药不对症。
  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帝制已取消。中国走上师学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转型期。其时中国文化精英们对自身传统文明进行反省批判的着力点,值得反省。科举久已废除,新式学校不再读经,义形于色、仇恨满腔的批孔因而显得是那样滑稽。他们身穿西服以及和服,痛打不会反抗的所谓落水狗,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勇。那样一副舍我其谁的嘴脸,除了“假洋鬼子”这一名堂,无可名状。即或不必认定他们心怀叵测,对祖宗掘墓鞭尸是为了服膺西方教主;他们只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其动机还是为着国族的弃旧图新;那么,其暴民式的狂獗批孔也丝毫于事无补,恰恰是适得其反为害尤烈。面对失败,恐惧亡国灭种,起而反思自身文明的缺失,这原本不错;包括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认知批判扬弃,概无不可。但过犹不及,认定我们的传统文明一无可取,对自己的祖先掘墓鞭尸,过头比不及更具破坏性。
  切阑尾,没切净,尚有可为;肠子五脏统统切掉,要不得。烤饼子,不太熟,加火可也;烤焦了。变成炭,何以堪?
  当初,我不可能提出上述疑问。抛弃我们的古来经典,攻乎异端,早已变成了强大而真实的存在;贬斥古代贤哲,早巳变成公然而流行的时髦。生于处于那样一种既定的氛围中,你随波逐流而不自知。犹如我们时时呼吸于污染的大气中习以为常。焚书坑儒,的确是取得了预期效果。
  到“文革”结束,中国终于摆放下平静的书桌,允许读书,我的两个孩子读书到底读到北大比较文学的博士、博士后。但据我所知,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至今并没有通读四书五经的课程安排。这就让人有些惊诧。我们古来的煌煌经典,被不肖子孙弃之如敝屣。
  这样的状况,已是令人不能不对之进行思索。
  上个世纪初,激进分子们号召“打倒孔家店”,我还远未出生,不曾躬逢其盛。“文化大革命”中,标榜为革命的“批孔”,则搞成了举国上下的政治运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甚嚣尘上。在我的目击和记忆里,所谓的批判,属于类似司法审判。首先对儒学、对《论语》作了“有罪推定”,然后对两干多年前的孔子进行“缺席判决”。一边倒的万众声讨,则是人云亦云,犹如群犬吠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原典,断然就坐定了革命派的交椅,义形于色,和四书五经不共戴天起来。
  除了专门的研究家,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论语》?如果作一统计,那一定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数字。读书种子多乎哉?不多也。少数研究《论语》的专门家,在高压统治下,被迫违心作咬牙切齿咒骂孔夫子的模样,那情状更其令人心寒。
  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存在究竟碍了谁的事?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究竟是不是那样罪大恶极?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人、一本书,不惜发起“运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中间的意味值得深思。
  如果说,当今时代,尽管中国的大学中文系并不大张旗鼓倡导读经,那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部门严令不许读经。于是,年过六旬,我第一次通读了《论语》。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先看过中国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中的朱熹所注《论语章句集注》,然后看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张燕婴先生译注的《论语》。开始记录一点读后感一类文字,我本的是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出版译注,是一件功德事。简体字本,更考虑到广大普通读者的需求。这一版本印数有十万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着实不能算多,但到底也是聊胜于无了。
  所以读简体字本,是我愿意从最普通的读者角度来获得阅读体验。当今的广大普通读者,借助这样的译注本,了解古来经典是否可能?
  欧洲人读他们的古典,那要经过几重语言翻译;中国当代人读古典,则相对要容易得多。汉字“书同文”,认字首先没有太大障碍。从古至今,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从音求义”,读音基本恒定。把握了单个汉字的音义,语法方面只要入门,汉语古文经典,所谓文言,也不是太难解。今人可以直接读几千年之前的经典,这真是中国人的幸运,读书种子的福音。
  诗三百篇,开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道德经,开篇文字“道可道,非常道”;几乎用不着翻译。著名的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著名的“三乎”之第一乎,简直明白如话。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愿意读,《论语》并不特别难读难瞳。阅读的过程,可能带来某种愉悦,甚至能够有所会心。
  笔者在读书当中,竟渐渐生出若干心得。
  些小心得,首先是片断的。对原文或有一点个人体悟,对注释或有若干不同见解,对孔老夫子或有自认为渐渐清晰的整体印象,片片段段,形成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文字。
  我的文字,我的看法,我的心得,我的观点,除了是片断的,还非常可能是片面的。一孔之见,或者竟能发他人所未发,不敢专美;或者竟是错解和偏解,偏激而片面,也概无掩藏之必要。
  片断的,甚而是片面的若干心得,是为“片解”。
  当然,《论语》属于语录体。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从来没有像林彪吹捧毛主席语录一样,将之鼓吹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神话高度。语录体的《论语》,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其中每一条语录,即便有微言大义的品格,读者也都应该将之放置于整个系统中来研读领会。
  笔者的《被误读的<论语>》,依循《论语》原本编排顺序,写出个人的心得体会近一百条。希望每一条,也尽量是一种放置于系统中的理解。
  逐条写出,愿就教于方家。这点心情,恰如孔子讲过的:愿“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言吾过者是吾师也。
  基于自身经历,我的读《论语》,阅读之先有一个预设期待。批孔家对儒学的诋毁,极而言之是说:孔子和他的儒学是历代统治者的帮凶;儒生是为帝王统治出谋献策的。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可以不读《论语》,就追随了批孔家的言论人云亦云吗?
  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论语》相当多的篇章,一以贯之的重心之一,是对居上位者、对诸侯国君提出了严格要求。要他们修身齐家,施行仁政,建立道德社会。即便百般搜求罗织,除非颠倒黑白,我没有看到孔子有任何帮凶的罪证。
  中国农耕文明数干载,朝代更替如走马灯,某些朝代、某些年头,相对的仁政是有的;但帝王们尽管可谓良莠不齐,他们中则几乎没有什么仁君。这不该怪罪到孔子的头上。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国却再也没有回到尧舜禅让的上古时代、没有建立起类乎西方的民主政体。这同样不能苛求孔子。
  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农民起义,对于秦朝二世而亡,对于巴黎公社失败,对于东欧变局,我们都喜欢用“历史的局限”、“伟大实验允许失败”来开脱;对于孔子,对于儒学理论,为什么不能有起码的公允评价和客观评判?对前者,曲意开脱与呵护,对后者,刻意诋毁与抨击,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焚书坑儒,血腥残酷,最终却是破产了。儒学仁道,顺天应人,毕竟成为强大的、强韧的、持久的存在。
  纵观历史,士君子所奉行的文化,和帝王文化势不两立。无论察举、推举还是科举,读经的士君子进入仕途;这样的强大存在,形成了对帝王独裁的制衡。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中国的士文化,是我们值得珍视的一份传统,是我们一笔宝贵的遗产。士子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尊奉的“社会良心”并无过分扦格,乃至可以顺利耦合。推进一步说,孔夫子所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并不排斥民主。
  孔子被后世尊为素王,不是偶然的。统治者的尊奉,并不能一定证明就是和民众的服膺背道而驰。事情也许倒是恰恰相反:广大民众的信奉坚守,谁都无法视而不见。
  孔子尚仁;仁者无敌。
  何况,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华夏文明,道统不灭。即或是文明的碎片吧,碎片中富含着文明传承的所有DNA。
  何况,仁者二人也。仁,肇端乎夫妇。只要社会还由家庭构成,那就是仁得以生发的土壤。
  何况,仁者人也。仁,是我们的赤子之心。仁学仁道连同血脉,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和孔老夫子的心相通,我们和孔子与仁永生。
  在本篇后记的末尾,关于《论语片解》的几点说明,笔者觉得有必要列举如下。
  其一,通读《论语》,写出将近一百条阅读体会,自认为这些体会是相对个性化的。是个人发自内心的若干阅读体认,不曾遵命写作,也没有什么先验的设定。在我一生的写作经验中,《论语片解》我写得极其认真,乃至十分吃力。
  开始,我对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诧异,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渐渐有些明白————或许,我找到的只是托词而已————我在努力跨越数十年“批孔”造成的断裂带。绠短汲深,想要和古仁人的思想真髓有所接续,追索攀援的难度毋庸讳言。认真而吃力,正其宜也。
  其二,仅从这篇后记来看,我对那些批孔家,用语非常不客气,似乎是在为遭受到太多不公正待遇的孔子和儒学打抱不平。一针见血、直击要害、痛加挞伐,多一些;平心静气、温柔敦厚、苦口婆心,少一些。
  自己静静想一想,就这样也好。以直报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对批孔家、马屁家粗暴回敬一把。
  其三,仁者人也;仁者二人也;仁者无敌;等等思想观念,出现在我的文章中,应该说所来有自。对孔子和儒学的重新评价与认知,前辈大家筚路蓝缕,接火传灯,功莫大焉。比如,从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著述中,从曾仕强先生的电视讲座中,我都得益匪浅。
  特别要说明的,从思想大家林鹏先生的著作中,我获益最多。林先生的大作《蒙斋读书记》和《平旦札》,成了我的案头书。拜读林先生的大作,成为启示我决心通读《论语》的最初动因。从阅读的意义上,我从此打开了一架先秦诸子经典的书柜,自觉读经,乐此不疲。从思想传承的意义上,林先生无疑是遥遥前行的一名拓荒者和开路人。
  德不孤,必有邻。由衷感喟,尽在不言。
  夏历辛卯孟春
  公元2011年4月中旬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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