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通福 日期：2022-04-06 10:13:54
学术界对于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儒家义理之学存在着种种甚为相异的描述与解释，本论著之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关键词所反映的核心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清代乾嘉时期儒学的义理观问题。全书分七章，并附有乾嘉义理学者年表和主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分析的句库。
**章陈述此课题的主要文献，研究的意义，说明采用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的依据，并对全书的论述结构作简要提示。
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气”“心”“性”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分析来把握儒学之义理观的理由，再比较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意义和在哲学观念上的意义，确定适用于五个关键词的共同的意义类型；接着选择用作统计对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库，并根据句库统计不同时代的文本中五个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分布频度。
第三章展示根据句库所作之统计分析的部分成果。数据库显示的统计分析表明：以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确实建立了自己的新义理观，它既不同于“六经”、孔、孟，也不同于汉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结果。统计还表明，乾嘉时期汉学家主要的义理学著作体现的义理观也不尽相同。
第四、第五、第六章将统计结果与文本分析对应，对戴震提出的新义理观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讨论戴震以后这种新义理观的某些变化，即：凌廷堪的“以礼代理”，阮元的性命说与仁论，以说明新义理观在乾嘉时期变化的内在逻辑。论证在戴震学术思想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戴震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同老、庄、释氏以及宋儒之间存在的性、欲之辨，由无欲、遂欲之辨而来的重行与重知之分辨，由于对性的看法的不同导致重学重礼与“复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而凌廷堪与戴震对于“性”与“心”的意义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别：二者皆是从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质论性，有时“性”字也表示人的仁义礼智之性；但戴震特别强调人性中的认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论述。戴震从心知之能来论心，而廷堪则就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恐惧好恶之情来说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为普遍规则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认知功能，将去蔽求知的对象即指向“实体实事”中的具体的理，以此达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定了礼后面的普遍之理及个殊之理，就只能把礼作为道德实践之中心，也就是“以礼代理”。阮元对于“心”的了解是对戴震、凌廷堪的一种折衷：他对心的悦理义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时也从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七情说心，因此，主张用礼治心。阮元与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质论性，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时有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五性的说法；同时，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为礼后面的形上价值的地位，也不主张普遍的天理和气的宇宙论；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际关系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价值；这是对廷堪礼意论的一个补充，使得“以礼代理”的理论下的仁与礼的关系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
第七章论述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是只为学术而学术。*后从戴震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
由于全书的分析是建立在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核心观念的不同的意义类型在从儒家经传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余种儒学的代表性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的计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统计是本研究的经验基础，故将例句分析作为全书附录，它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学术界对于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儒家义理之学存在着种种甚为相异的描述与解释，本论著之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关键词所反映的核心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清代乾嘉时期儒学的义理观问题。全书分七章，并附有乾嘉义理学者年表和主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分析的句库。
**章陈述此课题的主要文献，研究的意义，说明采用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的依据，并对全书的论述结构作简要提示。
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气”“心”“性”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分析来把握儒学之义理观的理由，再比较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意义和在哲学观念上的意义，确定适用于五个关键词的共同的意义类型；接着选择用作统计对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库，并根据句库统计不同时代的文本中五个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分布频度。
第三章展示根据句库所作之统计分析的部分成果。数据库显示的统计分析表明：以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确实建立了自己的新义理观，它既不同于“六经”、孔、孟，也不同于汉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结果。统计还表明，乾嘉时期汉学家主要的义理学著作体现的义理观也不尽相同。
第四、第五、第六章将统计结果与文本分析对应，对戴震提出的新义理观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讨论戴震以后这种新义理观的某些变化，即：凌廷堪的“以礼代理”，阮元的性命说与仁论，以说明新义理观在乾嘉时期变化的内在逻辑。论证在戴震学术思想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戴震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同老、庄、释氏以及宋儒之间存在的性、欲之辨，由无欲、遂欲之辨而来的重行与重知之分辨，由于对性的看法的不同导致重学重礼与“复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而凌廷堪与戴震对于“性”与“心”的意义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别：二者皆是从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质论性，有时“性”字也表示人的仁义礼智之性；但戴震特别强调人性中的认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论述。戴震从心知之能来论心，而廷堪则就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恐惧好恶之情来说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为普遍规则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认知功能，将去蔽求知的对象即指向“实体实事”中的具体的理，以此达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定了礼后面的普遍之理及个殊之理，就只能把礼作为道德实践之中心，也就是“以礼代理”。阮元对于“心”的了解是对戴震、凌廷堪的一种折衷：他对心的悦理义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时也从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七情说心，因此，主张用礼治心。阮元与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质论性，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时有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五性的说法；同时，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为礼后面的形上价值的地位，也不主张普遍的天理和气的宇宙论；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为 “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际关系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价值；这是对廷堪礼意论的一个补充，使得“以礼代理”的理论下的仁与礼的关系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
第七章论述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是只为学术而学术。*后从戴震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
由于全书的分析是建立在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核心观念的不同的意义类型在从儒家经传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余种儒学的代表性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的计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统计是本研究的经验基础，故将例句分析作为全书附录，它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