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玉成 日期：2018-11-17 12:28:01
日居月渚，春秋代序，沈玉成兄离开我们眨眼已十年了。四十年师生厚谊，当时噩耗传来，不禁惊愕无言。即使十年后的今天，每一念至，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记得玉成有一次在寒斋便饭，曾对我诚挚而慷慨地说：“先生百年之后，整理文集的工作请由我来做。”当时听了心头一热，不胜感激。孰意曾几何时，作为已成老朽的后死者反倒为玉成的遗文撰写序言，其内心的辛酸悱恻可想而知。人世无常，竟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者，夫复何言！
尽管如此，这篇序文还是我主动要求动笔的。因为玉成在众多门人中确是真知我者。他曾受九三学社刊物主持人之命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我这当老师的一生为人处世的轮廓。而在文中，他竟直率地对我身上的缺点进行了虽似含蓄却很中肯的批评。我读后不但毫无责怪之心，反而对玉成增加了敬意。师生关系能达到如此坦诚无间的程度，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而玉成则真称得起是今之古人了。
玉成是通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于195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在校的zui后一年，我做为浦江清先生的助手，曾在课堂上分授过一部分明清文学史，因此与他们这一班多数同学比较熟。而这一班高材生又特别多，玉成也是个中翘楚。玉成喜欢京剧，天赋很高，读书每能得间，因此课馀总爱到寒斋闲话，于是彼此逐渐熟了起来。毕业后，玉成留在北大中文系为先师游泽承先生（国恩）做助手。而我彼时也正在注释由承泽师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经常到游老府上问业受教，乃与玉成亦朝夕相见。这样一来，除师生关系外，与玉成且有同门之雅。就我所知，玉成在追随游老的短短一两年中，基本上掌握了老一辈学者（特别是带有北大传统学风的学者）的治学方法。这种方法，人或视之为不过是继承了乾嘉朴学的老一套，其实它需要比乾嘉朴学更具有科学性。简单地说，即如果研究其一课题，首先必从历史文献资料入手，从广搜证据入手（包括主要证据以及若干旁证），以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为依据，逐步论证出自己所研究的课题的结果，并一再进行检验，看看这结果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当年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八个字治学规范，上一句话实际上多为疑古学派学者所继承；而真正为历届北大精英学人所继承并付诸实践的倒是“小心求证”这下一句话。表面看来，这一治学路数确很像乾嘉学派考据家们做学问的方式方法，而究其实际，多数北大学人，无论是研究义理之学的（即治哲学思想的），还是研究辞章之学的（即治文学的）和史学的；其治学步骤大都从搜求文献资料开始，从寻求各方面的证据开始，然后凭籍各自的“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功底向纵深层面探索钻研，zui后抵达每一位学人所期望达到的彼岸。就我本人的师辈而言，如朱自清先生、俞平伯先生、冯文炳先生（废名），当然更包括游国恩先生，他们都是治文学即辞章之学的，甚至连后来改行从事文物考古之学的沈从文先生，其治学的途径与步骤均大同小异，殊途同归，极少例外。而这一统绪，特别是游老本人的治学方法，同样也体现在玉成和我本人的身上。当然，游老学问博大精深，功底丰厚，非我和玉成所能望其项背。但由于得受亲炙，耳濡目染，对我们这一代人做学问的方向和方法，还是有着深切影响的。这从玉成的这本遗著中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玉成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工作过。那一阶段他的治学范围大抵属于先秦两汉阶段，如对《左传》、《诗经》和《史记》，他都曾付出大量心血。及入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工作，由于工作分配需要，他开始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并与曹道衡兄合作，彼此相得益彰。这在本书中都有反映。从诸多长短文章的内容看，玉成始终是治辞章之学的。然而从立意开题到形成具体观点，总是从diyi手原始材料出发，然后多方求证，zui后水到渠成，得出结论。这正是我前面提到的北大学人的传统学风。试举两个极琐细的例子。一是考证“面首”一词并非专指男性，只要其人年轻貌美，面目娇好而秀发浓密，无论是男是女都可称为“面首”。这个结论看似迥异古今群贤，却确凿可信。二是解释李贺名诗《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玉成认为是城外和城上双方战士军装的颜色，即城外军士衣黑色，城上军士衣黄色。作者虽自言是“别解”，却更接近原诗本意。此类文章在书中不一而足，不得以其琐细而少之。相反，玉成对于某种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现象却表示了异议。例如，他在一篇书评的小注中说：举例说，前不久的京剧大选赛，出现了一批有前途的年轻的好演员，但是评分出入，却是在0.01到0.05分之间。古人所谓争胜于毫厘，评委们的评分可以当之无愧。艺术的天平上居然可以把0.01分的差别都标示得清清楚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其言诚婉而多讽，其意实不以这种现象为然。盖所谓毫厘之差，看似很科学，其实完全是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表现。举一斑可窥全豹，玉成的治学之路数和行文之风格，从上述诸例足可以想见了。
玉成曾说：“六十岁以后是学者的第二黄金时代。”他本人刚刚六十出头，即猝然辞世，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相当沉重的损失。我自七十以后，每因师友先我逝去而引起曹子桓曾经发过的感慨：“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这篇小文，姑算做对玉成的一篇迟到的唁词，同时也算是后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片血泥鸿爪。凡与玉成有旧而又略谙区区之为人者，当不以吾言为无病呻吟也。岁次甲申岁暮，即酝酿动笔，至乙酉上元后五日始勉强脱稿，亦以见鄙怀之抑塞难抒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