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姆·霍兰 日期：2016-03-14 11:09:18
◎波斯领土横跨亚非，人口占当时全球人口的44%；希腊诸邦林立、贫瘠弱小。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为什么决意征服一个实力不及其1/10的国家？◎波斯先后派出数十万大军，都被希腊打败，后者究竟拥有怎样高效的杀戮机器？◎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海战……这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它们的真实经过是怎样的？◎了解希波战争的最佳历史通俗读物：从精于权术的波斯帝王，到热衷内斗的希腊城邦，爬梳东西方古老文明的权力纠葛；从马拉松平原、温泉关到萨拉米斯海湾，勾勒波希双方力量悬殊的军事杀戮；东方超级帝国VS西方跛足王权，这是一段充满野性的磅礴史诗，精彩再现古典世界第一场文明角斗◎扎实的研究功底，文笔绝佳，带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叙事节奏。“书中描绘马拉松战场上雅典人冲锋的场面，就像从希腊重装步兵的铠甲向外看到的一样……”“使人几乎忘却自己身处历史，还是现实”。◎《开卷八分钟》大力推荐的畅销历史读物，荣获朗西曼奖，《每日电讯报》《观察家报》《独立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图书，被誉为古典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本书简介：
公元前5世纪，波斯决心向西征服希腊，东西方世界陷入战争。波斯是当时世界空前强大的超级帝国，铁骑铮铮、灭敌无数。从“宇宙之王”居鲁士开始，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波斯横扫整个中东地区，建立起一个从印度延伸至埃及的庞大国家。希腊偏安于爱琴海岸，贫瘠弱小、城邦林立，领土不及波斯境内一个小小的省份。在波斯人眼中，希腊是一群流氓国家，波斯理应为他们带去真理和秩序；在希腊人眼中，波斯是不可理喻的蛮族，而希腊人骨子里流淌着“不可被奴役”的血液。两个文明存在无法跨越的差异，差异产生疑虑，疑虑最终导致战争。《波斯战火》讲述了波希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全部经过，从精于权术的波斯帝王与热衷内斗的希腊城邦，到军事化变态管理的斯巴达勇士，以及标榜良治政府的雅典政客，书写了一部充满野性的磅礴史诗。书中最精彩之处在于还原了波希双方惊心动魄的激战场面。不论是公元前490年，双方在马拉松平原相遇；还是斯巴达300勇士在温泉关隘口血战“万王之王”薛西斯；抑或萨拉米斯海战中，波斯1200支战舰被雅典人300支战舰彻底击溃……每一个场面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读者置身于古代战场，透过盔甲亲眼看到的一样。波希战争作为古典世界第一次横跨欧亚的国际性较量，拉开了数千年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序幕。《波斯战火》从一个全新视角再现这场古典世界的文明角斗，对于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本书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入门读本。
作者简介：
[英]汤姆•霍兰（TomHolland） 英国畅销历史作家，尤其擅长古典历史文学写作。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取得了英语、拉丁语两科一等荣誉学位。汤姆•霍兰著有多部畅销历史作品，他的代表作《卢比孔河》与《波斯战火》出版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观察家报》等多家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卢比孔河》被授予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学奖，并被提名塞缪尔•约翰逊奖，《波斯战火》被授予“朗西曼奖”。汤姆•霍兰为英国广播公司第4频道改编过《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维吉尔》等历史节目，为“企鹅古典系列”翻译过希罗多德《历史》。他曾担任过英国作家协会主席，目前是英国古典协会委员。
目录：
：波斯帝国／ⅩⅩ希腊和爱琴海地区／ⅩⅫ两河流域和伊朗／004伯罗奔尼撒半岛／074阿提卡地区／115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25波斯在西方的总督辖地／158马拉松／193西部地区／224走投无路：公元前480年的希腊／247温泉关／278萨拉米斯／298萨拉米斯战役／306普拉塔亚／329前言《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序言
《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序 言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9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朋友的提议之下，学校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他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甚相关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回答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20世纪的各个独裁者不怎么相关的题目中获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则绝对不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恨，东方与西方的仇恨，这些与当下世界有什么联系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2001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源自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被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十字军同盟强加给我们的不公与无道。”1本•拉登善于利用现代世界的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伊斯兰教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憎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本•拉登等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小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的版面上充满了学者们对伊斯兰世界仇恨西方做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数十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这个起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21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先人的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教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尤其是反对伊斯兰教势力）蔓延欧洲，以及关于是否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与“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控制的西方和伊斯兰教控制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有所区别的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2事实也正是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更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2500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Bodrum），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发展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与自己作对”3。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怪罪到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4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证明。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 的确，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希罗多德开始写作之前30年。这种军事冒险是波斯人长久以来的一种特殊习惯。几十年以来的胜利——迅速而壮阔的胜利——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和速度。从前，他们只是生活在今伊朗南部边区的平原和山地上的无名部落；而后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部落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灭旧国，臣大邑，建立起一个东邻印度、西抵爱琴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当时世界上权势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对他而言，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以至于令人感到麻木。直到1944年夏天盟军在欧洲登陆那天为止，欧洲都未曾经历过能够与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这种空前的毁灭相比，希腊则显得小国寡民且众邦林立。希腊这个称谓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的表述：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论不休且常常盲目自大的城邦拼凑起来的。的确，希腊人认为他们是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结合起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看起来这些不同城邦之间最大的共同习俗就是热衷于彼此攻伐。波斯人在崛起的早期过程中看到，征服那些生活在今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甚至连希腊本土的两个主要势力：民主雏形的雅典和严苛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两者都看似装备低劣，难以有效作战。波斯国王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使这些生活在他的庞大帝国西部边陲的蛮夷小族接受安抚，这一切的结局貌似已经注定。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捍卫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解答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40年之后也依然紧迫，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学家全身心地投入于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更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释成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述说，希罗多德得以完成此书，他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5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6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2500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7。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8。事实的确如此。任何有关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人们的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估量或无可比拟的程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在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急关头显然更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不复存在。之后，罗马帝国所继承并流传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不可遏制地被削弱。这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第一次失去了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胜利斗争，而且，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入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时——“三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9，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许多亚洲人部落被迫加入战斗，一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300名同乡在阵亡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据准确统计，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战役中率领的士兵，死亡人数为298人。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10。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百人余一，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11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12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13。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薛西斯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14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发出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掠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伊斯兰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推翻为止。*哈里发制度于两年后，即1924年被废除。当然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最终目的：见证哈里发制度重新获得统治世界的特权。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地、隐约地承认。1891年，年轻的英国议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寻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结束150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无法言表的痛苦。”157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尔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贵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力。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16彻底地浸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使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它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它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如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被毁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对后来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小布什总统声称“邪恶轴心”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从根源上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希腊人的确最终战胜了薛西斯，这一胜利也让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己的特质，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所发生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PeterGreen）在数十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YearofSalamis）是迄今为止比较新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17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以见到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20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瑞斯•梅铎（IrisMurdoch）在她的小说《美与善》（TheNiceandtheGood）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18。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就是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对最好的思想家也是一道挑战性谜题”19，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20，还有一位更加干脆地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TheSpartanMirage）。21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保存了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还有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的皇家公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做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他人的记述。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视野开阔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称呼他，22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语言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不敢贸然犯的错误。 学者们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教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生命，从历史的尘埃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可信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23而如果将其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比肩。 但是，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里并没有黄金尸面罩可以令其再现生辉，仅仅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文献供学者们查阅。波斯学研究甚至比希腊学研究更为依赖于细致地筛选可靠证据，深入分析材料和极其精细地衡量并选择参考文献。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起争论，某些话题——例如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变幻莫测的深渊，即使是目前最为著名、最为卓越的学者在冒险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都会感到棘手和心虚。 无知者无畏，但是即使如此，我希望努力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这一尝试，看起来不会像薛西斯从亚洲向欧洲架设起那两英里长的浮桥一样充满虚荣心，并最终贻笑于希腊人。请读者们注意，本书叙述所赖以维系的那些细节依然是不确定和充满争议的，而文中草率之处一定如同垃圾堆上盘旋的苍蝇一样多不胜数，我在文中也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总体意见。然而在承认我们难以准确复原一个遥远年代这一事实的同时，比这种无知更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我们竟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尝试。我在这本书中寻求证明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叙述它，这是我的野心，想要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继续走下去，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陷入战争的全景画面。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先会被带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谈到斯巴达军国主义和雅典民主制度之前先要看到第一个统治世界的王权的兴起；到了全书的中部才会开始对波希战争的阐述。传统叙事中从一方开始谈起的方式现在可以被忽略了，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含混不清，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理由尝试将众多散落、晦涩的证据片断拼接起来，对这场战争如何发生、有何人参加等问题形成新的阐释。这毕竟是一部同古代文学中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有力而杰出的史诗；尽管有许多无法说明的地方，它不是一部神话，而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波斯战火》描绘马拉松战场上雅典人冲锋的场面，就像从希腊重装步兵的铠甲向外看到的一样……书中所呈现的戏剧性时刻令读者战栗。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图书
汤姆•霍兰笔下的历史充满活力，血腥且残酷，带有强烈的讽刺感和无法抗拒的叙事节奏……尤其对温泉关一役的描绘，是全书最精彩的内容。
——《每日电讯报》年度最佳图书
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都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件，但是汤姆•霍兰让人觉得仿佛亲身经历了这些一样。在他令人惊讶的生动笔触下，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战争的结局，仍然会为之提心吊胆、兴致盎然。
——《伦敦旗帜晚报》年度最佳图书
《波斯战火》描绘马拉松战场上雅典人冲锋的场面，就像从希腊重装步兵的铠甲向外看到的一样……书中所呈现的戏剧性时刻令读者战栗。——《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图书 汤姆•霍兰笔下的历史充满活力，血腥且残酷，带有强烈的讽刺感和无法抗拒的叙事节奏……尤其对温泉关一役的描绘，是全书最精彩的内容。——《每日电讯报》年度最佳图书 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都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件，但是汤姆•霍兰让人觉得仿佛亲身经历了这些一样。在他令人惊讶的生动笔触下，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战争的结局，仍然会为之提心吊胆、兴致盎然。——《伦敦旗帜晚报》年度最佳图书 精妙绝伦……汤姆•霍兰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在这部关于古典希腊的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权威性和动人之处，毫不逊色于他的上一部叙述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卢比孔河》……霍兰处理希腊和波斯文明所使用的手法，在同类书中也非常难得。——玛莉•贝尔德（MaryBeard）享誉国际的古典学家 《波斯战火》讲述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关于波斯战争以及弱小的希腊如何击退薛西斯的超级军队。本书既不是对胜利者的称颂，也不是对“立场正确”的标榜，而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写给所有读者的杰作。——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DavisHanson）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杀戮与文化》作者 这是我读过的最激荡人心的一部史诗。——简•莫里斯（JanMorris）英国著名作家 这是一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权威著作，它所呈现的历史严谨可靠，它的文字像小说一样充满吸引力。——克里斯托弗•哈特（ChristopherHart）英国知名历史小说作家2 巴比伦 历史的终结 居鲁士曾经夸耀过：“天下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向我缴纳大量的贡赋，都要来到巴比伦我的御座之前亲吻我的双脚。”11而大流士在这里逗留期间，得到的只有各处发生叛乱的消息，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其前任惯用的那种炫耀的仁慈姿态。由于陷入包围之中，他更喜欢在认真算计之后采用野蛮的惩罚手段。所以倒霉的尼布甲尼撒在都城陷落之后被俘，遭到废黜并被禁止继续使用他的鼎鼎大名。大流士再次运用自己的拿手好戏，指责他是个冒名顶替者，并以“尼丁图贝尔”（Ndintu?Bel）的名字对他审问。就像以前把“高墨达”的尸首匆忙处理掉一样，如今没有经过在“游行大街”上示众，尼丁图贝尔就被匆忙但是小心地钉上了木桩。一共有49名被认定冒名顶替者的从犯在他的两旁被同样的手段折磨致死——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他的心腹,*人们无法确认“尼丁图贝尔”的身份，但是有间接证据表明他可能具有王室血统。而死人是不会散布谣言的。 但是，那些隐藏在大流士控制范围之外的可疑人物仍在继续他们的挑衅行为，并不会那么容易平静下来。尽管占领了巴比伦城，这个冬天还是让新国王分散在各地的大批军队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波斯本土也发生了叛乱。尽管巴尔迪亚将贵族分裂为互相攻击的几个派别的做法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这起码保证了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理由，能够在他遭到谋杀之后继续存在——因为那些从已故国王政策中获益的贵族肯定不会因刺杀国王的事得到什么好处。很快，这些人勾结起来反对这次政变。他们推举为首的人为国王，此人便是瓦希兹达塔（Vahyzdata），他们效仿大流士宣称自己便是巴尔迪亚本人。为了给觊觎王位者增加筹码，亚洲部分地方同时发生了多处叛乱，都宣称自己与遭到长期颠覆的王室有血缘关系，来自于消失的辉煌帝国。被波斯统治熄灭了的各种古代雄心壮志，逐渐开始回光返照。其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一个名为弗雷奥尔蒂兹（Phraortes）的贵族，他占据了埃克巴坦那。和帝国东部各起叛乱都使用的理由一样，在得到很多叛臣匆匆承认自己为霸主之后，他宣布米底复兴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对于大流士来说，这种挑衅不仅意味着一场对逝去王朝的相思病。弗雷奥尔蒂兹很快夸口说自己是阿斯提阿格斯的后裔，但是他也同样继承了对毁灭米底国家的末代国王的怨恨。米底贵族和波斯贵族一样，如果他们愿意保持独立的话，除了将篡位者赶下台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大流士专断、残忍、有王者之风，显然不会容忍任何人解救自己的要求。在部落酋长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令人恼火的选择：要么放弃宗派主义的种种好处，要么仍然做各自领地上的统治者，但是臣属于一个最高的国王。甚至在这种让人心烦透顶的事件之中，仍然可以看出波斯人的伟大之处：这是足以“震动天地、沧海与桑田”12的事件，这是一场伟大的纷争，是在波斯人内部爆发的一次内战。 各地爆发了你死我活的战斗，作战的双方在数月之前可能彼此还是战友。瓦希兹达塔的军队从波斯向东开进，占领那些孤悬在外的省份，这些省份的长官消息闭塞，选择追随大流士；在北方，叛军纷纷支持弗雷奥尔蒂兹，忠于大流士的人并没有由波斯人来领导，相反却是由弗雷奥尔蒂兹的同乡，一名米底人率领着；与此同时，在米底低于零度的气温和皑皑积雪之中，各个酋长正在为了控制呼罗珊大道互相攻伐，不亦乐乎。到了1月份，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气势正盛：马上要推进到尼赛亚平原地区，他们可能会像大流士两个月前一样突破防线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这场危机的重大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了：大流士清楚地知道他经受不起在巴比伦遭到失败的下场，因此急需疯狂地在众多前线上组织作战，他还派遣当初一同策划篡位的七人集团中的叙达尔涅斯（Hydarnes），由他带领一支小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呼罗珊大道。现在叙达尔涅斯的未来不可逆转地同大流士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他顺从地折回了通向寒冷的扎格罗什山脉的道路，下定决心带领部队在那里阻挡米底叛军。虽然战斗终于打响，但是结果却是两军对峙：并没有给弗雷奥尔蒂兹的军队造成什么明显的打击，也没有让他再继续前进一步。叙达尔涅斯在贝希斯敦神圣的峭壁前挖了一条壕沟，在此设防并等候自己的主公。 到了4月，终于传来战胜瓦希兹达塔的消息，北方的叛军被击溃了。大流士也做好准备亲自上阵，进攻米底军队。大流士从巴比伦带了自己剩下的全部军队，前往叙达尔涅斯所在地，随后进行了一场血流成河但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击溃了弗雷奥尔蒂兹并俘虏了他，给他戴上了锁链。大流士此前没有将高墨达或者尼丁图贝尔示众羞辱，而如今他更愿意改变这样的做法。确实，弗雷奥尔蒂兹的下场是最可怕的示范。他的鼻子、舌头和耳朵都被割掉了，而且还被弄瞎了一只眼睛。其他叛变的共犯都被剥皮实草，他们的头颅被锁在埃克巴坦那皇宫大门前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他”。13直到所有的同乡人都有足够机会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之后，弗雷奥尔蒂兹这位米底人未来的国王，才被钉死在木桩上。 这些做法当然都是为了教训那些部落酋长们。显然，一具钉在埃克巴坦那宫门木桩之上、正在腐烂变形的尸体，在贵族脑海中留下的沉重印象和它留在夏天空气中的恶臭一样持久。两个月之后，波斯贵族们也上了同样的一课。瓦希兹达塔遭到了第二次失败，并在战场上被俘，他也被钉死在木桩上；他最亲密的随从们被处以同样的酷刑，在一大片林立的木桩上受尽了折磨。大流士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是无可取代的。现在没有人会再站出来宣称自己是巴尔迪亚了。被谋杀的国王最后静静地躺在了坟墓中。大流士顺利地树立了依附于自己的支持者。很多女性的王室成员，那些男人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们被重新安置，统统被赶上床，其中包括已经做过两次寡妇的阿托撒，不过这次她第一回嫁给了不是自己兄弟的人当上了王后。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跟一个谋杀巴尔迪亚的凶手睡在一起，心中是怎样的感觉。当然，根据记载，她并不是大流士最宠爱的妻子。这个头衔被她的妹妹阿尔杜斯托涅占有了，这是居鲁士的第二个女儿，居鲁士为新国王建立了一条联系过去的纽带。 大流士费尽千辛万苦，流血无数才攫取了王冠，他绝不是一个仅仅依靠后宫才能巩固自己地位的人。甚至当他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建立在居鲁士血缘纽带之上的时候，他仍然自豪地宣扬自己所拥有的独尊地位：“我，大流士，是众王之王，波斯之王，是各国的君主，我是徐司塔司佩斯（Hystaspes）之子，阿尔撒美斯的孙子，我是阿黑门尼德家族的成员。”14因此，在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之下，完美地表明了他的合法地位。“在我的家族中，有8个人早于我成为国王。我是第9位国王。我族中已有9代人先后成为国王。”15当然，这也将事实过分牵强到了混淆是非的地步。这样的话，那冈比西斯当作何论处，居鲁士又当作何论处，合法的皇家世系又当作何论处？大流士的父亲徐司塔司佩斯仍然活得好好的，这无论怎样都有点让人窘迫。大流士如今把全世界握在了手中，能够有把握不去在意这些小的麻烦。毕竟最重要的不是一小撮廷臣和酋长们组成的圈子，而是要让这个帝国和子孙后代们能够明白。 除此之外，这些伪证仅仅掩盖了一个更隐秘的真相。到了公元前521年的夏天，除了在埃兰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有零星的“丛林山火”，大流士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动摇：他保证了自己的王冠稳固，也为波斯人民保住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大流士常常宣称，除了像他这样强大的人，还有谁能够成为阿胡拉马兹达神所钟爱的呢，还有谁能够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就呢？他用一系列著名的安排努力地构建了统治的丰碑——这是一些超凡脱俗的引导行为证明过的。它们显然并非巧合，例如神圣的山峰贝希斯敦曾经见证了他处死高墨达以及战胜弗雷奥尔蒂兹两件事——这都是大流士夺取王位的转折性事件。这位新国王希望将他战胜谎言的战斗神圣化，恰当地选择利用这样一些惊人事件作为舞台布景。他甚至在波斯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派人在贝希斯敦修建工程加以纪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血染的山岩上像著书一样铭刻（他的功绩）”16，用书面形式将波斯语镌刻在石壁上。大流士将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的故事实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依靠祭司们以令人相信的方式加以复述。只有坚固的石头才能充当记录这一史诗的圣地。“如此一来，我在世的时候，人们将它镌刻在石头上并到处传诵，后世则可将铭文拓印下来，传递到每一个省份。”17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无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 尽管国王尽力向世界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也一直设法让自己远离叛乱和战争带来的纷扰。人们应该在贝希斯敦山峰的峭壁上看到他的意图，那里附有插图浮雕来说明，巨大的插图浮雕旁边都刻着说明性的楔形文字。隐约可见一个巨人一样的大流士雕像，脚下踩着惊恐万分似乎就要粉身碎骨的高墨达，而在他的面前是一列形如侏儒身陷枷锁的谎言国王。征服者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如冷酷的将军一样没有笑容，只有平静、尊严、高贵和冷静；虽然浮雕中表现的是正在为他们的英雄庆祝胜利，但却衍生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秩序感。这强烈地偏离了王室自我宣传的常例。原先亚述诸王表现自己征服他们的敌人时，最为夸张的手法不过是刻画各种攻城战斗中鲜血四溅的细节，描写败退的敌人逃走的场面，展示成堆的战利品和斩获的首级。但都没有像贝希斯敦山这里如此独特的手法。对大流士重要的并不是战斗本身，而是他赢得了这次战役；并不是战场上的血流成河，而是在血迹干透之后，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的确，战胜谎言国王是一场重大而惨烈的战役，由于它证明了大流士一向主张正义，他是阿胡拉马兹达真正的拥护者，因此新国王要求将这些细节记录下来并宣扬出去。无论如何，他再也不可能准许将自己的形象表现在无关紧要的事件之中。作为一名世俗的统治者，如今他已经超越了这些事务。由于天主阿胡拉马兹达高居于尘世秩序之上，因此，作为他的代理人，波斯的国王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本质上来说，历史被带到了一个辉煌的终点。波斯帝国既是历史的终结也是总结——假如不是真正的宇宙秩序的保卫者，又有什么能够在其自身中包含世间万物的局限性并主宰这一切呢？如今大流士成功地将这样一个统治权从谎言中拯救出来，它将能够经受住所有永恒价值的考验：无限、不可动摇，它是真理的瞭望塔。 当然，除此以外，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公元前520年，尽管大流士在贝希斯敦修建的工程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桀骜不驯的埃兰人再次发动了叛变。狂怒的大流士用新的惊人词语对他们发出了诅咒，他咆哮道：“那些埃兰人没有信仰，他们不尊奉阿胡拉马兹达神！”18这次，指责一个民族忽视本不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此之前，大流士一直谨慎追随着居鲁士的政策，向来非常注意尊重异族的神灵。现在他向世界上那些臣属的民族发出了一个严格而全新的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悍然背叛阿胡拉马兹达神指定的秩序，他们就不仅会被认为是谎言的信徒，而且还被认为是恶灵和魔鬼的崇拜者。相应地，那些对这样的人发动战争的人则会被认为“在活着和死后都得到神佑”19。生前得到荣耀，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大流士给他的手下许下的诺言。这个宣言非常有鼓动性。当大流士的岳父带领一支军队进入埃兰地区时，能够果断地立刻粉碎叛乱，速度之快如入无人之境。埃兰人从此再也不敢挑战波斯国王可怕的强权了。这实际上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圣战。 在这场遥远而难以记起的战斗中，留下了某种至关重要的线索。大流士通过试探宗教潜能的界限，推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创新。其中蕴含着某些极端思想的种子：异族人应该被看作是异教徒，应该被打击；参战的勇士应该获得进入天堂的允诺；以神的名义进行征服战争应该是凡人的职责。虽然大流士发动了对埃兰的侵略战争，但是他没有打算强行将自己的宗教推行到剑锋所指的地方；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看来还是完全陌生的。但无论如何，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大流士只不过是它降生时的助产士而已。他将帝国看作宇宙、凡人和政治秩序的融合体的观点，被证明将产生惊人效果：这不仅成为他自己统治的基石，还是普世秩序观的基础。居鲁士所创立的统治被保存下来免于解体，现在实际上它被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权，重新得到了保证，将要为世界带来和平。 虽然大流士的篡位活动产生巨大的震动，但是他绝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近东地区各个古代王国将最后的时间消耗在叛乱之中，现在都被一个跨国终结者消灭；而大流士虽然是将它们最后送入坟墓的人，现在却还纵容着这些古老的幽灵。虽然波斯人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残忍，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出现暴力的革命。新国王虽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新的统治秩序，但他还是使用各种过去的事物来装点自身。埃及继续由一名法老统治着；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也要有一名国王；米底则要有一名自称是阿斯提阿格斯家族后人的人充当国王。大流士不仅担当这一切，而且他还是“众王之王”20：这是他最为耀眼的头衔，并非因为他将这些异国的土地看作自己的国土——尽管他也这样看——而是因为这是保证他展示王权的精华。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王冠都被认为由于他个人而获得了神圣性。他是“圣王”。 如今所有人的地位都被降低了。那些从前的贵族们，包括那些此前在波斯拥有最高且最为荣耀名号的人，甚至另外6名同谋者，也仅仅被授予“班达卡”头衔——意思为国王的仆从。而其他在内战中遭到屠杀和受到大流士无情的军队威胁的贵族们，都不敢再提出任何要求了。大流士在巴比伦统治没几个月，就快速迁回了故乡。在被打败的埃兰人首府苏撒，国王下令铲平旧城的大部分，并修建宏大的新王城，这是一座用来轻视本地的建筑；因为它并不是按照自然地形修建的，而是建在人工整理过的地面之上，地基由砂岩和砖块奠定。大流士对这座匆忙建立起来的新都并不满意，马上开始在波斯本土寻找合适的未开垦地点，希望另建一座更大的都城。他在帕萨加第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选定了一处地址，大流士虽然对帕萨加第继续保持尊重，但是这座城市同居鲁士的关系太过紧密，就如同其私人领地一般。大流士需要一座仅仅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地方已经被他的荣耀所照亮。这就是“仁慈山”，此山的名字看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因为瓦希兹达塔等反叛的贵族正是在这座山脚下被钉上了木桩。如今，就在紧邻山坡的地方，大流士下令修建大规模的梯田状台地，这些平台正适合远眺脚下的杀戮之地，“美丽而壮观”21——真乃世界帝国最合适的首都基地。 大流士为它命名“帕尔萨”，如同波斯全境都微缩并保存在它的城墙之内一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如此。国王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是无法满足的。这座很久以后被希腊人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城市是被修建起来当作神经中枢、能源中心和陈列馆之用的。不仅波斯，整个王国广阔的统治范围都被纳入到一个巨大的行政单位中，其核心自然在国王本人身上。大流士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白手起家支撑起这个帝国，他再也不用看到这个帝国遭受崩溃的威胁。依靠这与生俱来的活力，他又投身于远远超出任何君主曾经面对的管理任务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将世界的立脚点建立在一个健全的财政状况之上。正是这项任务的挑战毁灭了冈比西斯和巴尔迪亚，但是大流士再次证明了他拥有与其野心相配的天赋。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最后几年中，困扰帝国的财政危机轻松地得到了解决：在居鲁士和他的儿子们统治时期流行的贡赋系统曾经濒于崩溃的状态，现在得到了有效组织和改革；各个省份的赋役得到了认真的管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一项注定要在未来将近200年的时间中，成为波斯国力基石的政策。大流士不仅以其军事天才和宣传天赋拯救了波斯，更重要的是他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勤勉统治，将帝国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如果说波斯波利斯和苏撒等地不断升起的光芒大力地宣扬了他的统治，那么，在建筑物之间悄悄走过，背负着沉重的文件、书籍和图纸的身影——那些在王宫中工作的行政人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波斯贵族们在大流士背后悄悄嘲笑他，讥讽他们的国王是一名“商人”22——但是帝国，乃至波斯的伟大成就如果失去了斤斤计较的精神，将一无是处。 这些宫殿自身的修建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贡赋收入对于“圣王”来说并不仅仅是尘封的档案，而是荣耀而神圣的场面。在巴比伦度过的那几个月让大流士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这一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宫室的布局到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种语言的人群，他见证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帝国在各方面的规模。因此，像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这样统治着比巴比伦更为广阔领土的首都，一定要慷慨地使用“取自遥远国度的材料”23来装点自身才显得得体。所以对首都做出的规划处处显示着将全面超越此前任何国王所达到的富丽堂皇的程度。如果将各种装饰也计算在内来衡量都城的宏伟，那么大流士以其宏大的设想，完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命人从萨迪斯和大夏开采黄金，并交由当地工匠打造，还需要用天青石和红玉髓等珍贵的宝石来装点，命人从粟特开采这些宝石。”因此前往苏撒的使者都被告知：“需从印度带来白银和黑檀木，从伊奥尼亚带来墙壁上的浮雕，将从埃塞俄比亚、印度和阿拉科西亚进贡来的象牙在此处进行雕刻”24，如此这般，在以宫殿之奢华为傲的总管口中反复提到的，是那些从帝国的23个辖区中收缴赋役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详细的纳税信息以这般炫目的形式在人们面前出现过。 而巴比伦人又被安排了怎样的任务呢？他们的城市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他们被命令挖掘地基，烧制泥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任务不太体面，但是大流士在检阅到苏撒纳贡的不同臣民时，将巴比伦人排在队列的首位，“挖泥土、压碎石、烧制泥砖，这些都是巴比伦人的职责，他们来完成这些任务”25。这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非常清楚，在两河流域地区，人们通常不会将倾倒的建筑物的石块清走，而是将它们填平夯实，将新的建筑修建于废墟之上。例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庙，很可能建立在过去建筑物碎块的基础上。因此“圣王”的宫殿也需要如此修筑。 以巴比伦人修筑的层层庞大砖石为基础，用世界各地的珍宝加以装饰，苏撒和波斯波利斯虽然不是众神的居所，却仍然拥有神圣辉煌的超凡景象。巴比伦城以其巨大无比的规模而拥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波斯之王的首都则按照建立者的设想为和谐的秩序树立了辉煌的典范。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大都会的特点，即使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之前，无处不在的银行世家埃吉比斯家族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其他的商人和银行家很快也来到这里；政府官员云集于此；操着各种混杂口音的工匠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但是波斯波利斯和苏撒并不像巴比伦那样充满了大都市的狂热感觉；大流士也并不渴望让它们变成这样。“圣王”不想从他的宫殿中一走出来就炫耀地挥舞着权杖进入一群臭烘烘的平民簇拥之中。税收的各项明细都认真地记入卷宗；宫殿大门上闪闪发光的稀有珍贵金属都开采自遥不可及的山脉之中；墙壁浮雕上常常雕刻着附庸国使者纳贡的形象——有时是阿拉伯人，有时是埃塞俄比亚人，有时是健陀罗人——国王的臣属永远被定格在图案呈现的模式中；这一切都明白地说明了波斯强大的永恒特点。对大流士来说，帝国统治的流血实践意义重大，所以它们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国王对世界国家的神圣幻想乃是通过征服行为建立起广阔统治。波斯人统治方式最为清楚地体现了某种盟约的内容：谦卑者将获保护；臣服和顺从可换来世界秩序的保证。当然这一条与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的宣传相比而言，显然大大减轻了对杀戮的热衷——但也的确非常有效地为征服世界的行为做了无限的开脱。 这种逻辑非常明显。如果波斯人命中注定要为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那么反对他们的人显然是混乱和黑暗势力的代理人。他们是谎言的工具，不仅威胁到大流士的帝国，而且还威胁到通过帝国反映出来的宇宙秩序。甚至有时大地和天空都可能对“圣王”的敌人表现出厌弃。公元前519年，也就是埃兰人起义之后一年，在帝国北方边界地区爆发了新的暴动，这些顽固不化的人就是塞种人。大流士亲自带领军队进攻他们，却遭到了自己向导的欺骗，在荒凉的原野上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干渴之中。附近没有水源，天空也没显示出要下雨的迹象，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他脱下黄袍和王冠，爬上了山顶，将自己的权杖用力刺入地面。到了破晓时分，大地上黑暗的阴影得到了净化，这位万王之王放声祈祷。他的祈求似乎得到了回应：天空中开始下起雨来，大地得到雨水的滋润。大流士重新披挂上阵，带领自己的军队战胜了叛军。对于波斯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次远征更加令人激动了：它说明世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遥远到无法被波斯人控制和征服。“从海洋的这边到海洋的遥远尽头，从陆地的这一侧到陆地遥远的尽头”26，大流士统辖一切。 “圣王”所拥有的疆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他还没有拥有天下的所有土地。在药杀水的另外一侧，亚洲草原在兰加河所环绕的无人占领的遥远地方静静延伸着；在非洲，原先由冈比西斯派出的一支波斯军队完全被沙漠风暴所吞噬*；在欧洲，与伊奥尼亚诸城隔海相望的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陆，完全没有人曾经在这里探险，这是一块等待探索和征服的处女地，但是开拓这些遥远荒蛮的土地的时机一定会到来。那些地方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圣王”军队的势力，秩序一定会被推广到谎言的老巢中。大流士在击败塞种人班师回朝后立即准备进行新的征服。公元前518年，他瞄准了东方，派遣一支海军舰队溯印度河而上，到那片神秘土地中探险。侵略活动立即随之展开，他征服了旁遮普，并从那里征收金沙、大象和类似的奇珍异宝作为赋税。甚至连这条大河本身也被套上了象征性的枷锁：它的河水被装在一口大瓮中带到大流士御前，并放在他的宝库中，与其他的河水混合在一起，同样，他们也活捉一些俘虏来增加国王的荣耀。27 的确，在印度河另外一侧还有更遥远的土地，这些独立于波斯统治之外，但即使这些土地没有正式地被划编为某个省份，也仍然可以得到国王的青睐和庇护。所有请愿者只要向他进献土和水，就可以得到国王仁厚的关心。进献这些礼物的时候要同时举行肃穆威严的仪式。那些请愿者必须将自己的故乡的尘土撒在地上，并在这片“土地”上发誓忠于波斯，这的确让人感到万分沮丧。“圣王”将这样的方式看作是自然物和人类一同接受他的统治的象征——这样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而那些请愿者自己，从国王面前可怕的仪式上退下之后，也无法再质疑他们刚才所有举动的意义了。他们走上了不归路，成了这个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一个卑微的部分。 这样，“圣王”无须派遣军队就可以扩张波斯势力的范围。他们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前进，不断跨越高山大海。就在征服旁遮普的同时，从前那位王位竞争者欧塔涅斯正在爱琴海的东部水域巡航。萨摩斯岛此时已经被帝国正式纳入疆域之中；与之邻近的岛屿只要一见到波斯舰队到来的预兆，就开始准备考虑向国王的大使献出土和水作为礼物。对大流士来说，这只不过需要继续做出大量承诺。在平定了印度河平原之后，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调转到帝国的另外一侧。如今已经有两个大陆臣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个呢？ “圣王”的目光开始向西方无情地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