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泰 日期：2016-04-22 15:30:49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财富战略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力作。滕泰曾应两届总理邀请“问策中南海”，在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及内涵的原理性简明读本。全面阐述“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主张，精准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本质。透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矛盾、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提出富国强民的顶层战略。刘吉、范必、华生、徐林、巴曙松等联合推荐。
本书简介：
《供给侧的觉醒》是著名经济学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滕泰关于供给侧理论的原理性著作。书中介绍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从“需求侧”出发取得的经济成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弊端和困境。作者系统介绍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结合世界历史发展，从贸易、金融、战争、人口、制度、科技创新争全新的视角，讲述供给侧改革给国家、企业、个人在财富观和财富战略上带来觉醒。
《供给侧的觉醒》是滕泰先生关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简明读本，亦可作为深入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全新概念的辅助读物。本书由中欧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司长徐林、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联袂推荐。
作者简介：
滕泰，著名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毕业于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美国沃顿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MBA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银河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曾任民生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曾应两届总理邀请“问策中南海”，并在2015年11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本书为滕泰先生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著作，亦可作为深入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全新概念的辅助读本。
目录：
第一篇
新供给周期理论
看懂中国经济
第1章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多周期叠加／003
存货高峰与产能供给过剩／003
房地产库存过大造成地产投资下滑／004
设备投资周期与产能供给过剩／004
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005
“钱荒”影响及降息政策“时滞效应”／006
三大投资增速连续下滑，放大经济下行压力／008
长期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008
长期增长动力是否衰退／008第一篇
新供给周期理论
看懂中国经济
第1章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多周期叠加／003
存货高峰与产能供给过剩／003
房地产库存过大造成地产投资下滑／004
设备投资周期与产能供给过剩／004
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005
“钱荒”影响及降息政策“时滞效应”／006
三大投资增速连续下滑，放大经济下行压力／008
长期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008
长期增长动力是否衰退／008
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009
第2章如何战胜经济周期
寻找周期答案／012
周期的本质：需求侧vs.供给侧／012
财富分配不公与商品供给过剩／013
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由折腾到放弃／014
新供给长周期／017
其他财富周期理论／020
金融伸缩周期与美国经济／021
金融伸缩—日本／023
金融伸缩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023
供给侧的财富周期／024
气候和物种变化与生态财富周期／025
周期性的土地和粮食危机／026
技术革命周期／028
人口与资源投入周期／029
硬财富的周期性供给过剩／031
分工和制度演变对财富周期的影响／031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033
新供给主义周期理论看懂中国／035
第二篇
供给侧的财富源泉
第3章人口与人力资本战略
财富增长的三个历史规律／043
财富革命出现在人口价值受到怀疑时／043
财富膨胀比人口膨胀滞后五十年到一百年／044
经济越落后，财富增长越依赖人口增长／045
从人口控制到人口红利的衰退／046
人口是财富的源泉／048
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人口的两重性／048
人口控制的不同选择／049
软财富时代的人口价值／050
人口迁徙与财富增长／051
从森林走向平原／051
垦荒与移民／051
奴隶贸易与财富创造／052
劳工替代奴隶／053
移民新趋势与财富流向／054
城乡人口流动对经济的影响／054
鼓励还是限制城乡人口流动／054
从“绝对剩余劳动力”到“相对剩余劳动力”／055
移民三定律和财富效应／057
人口迁徙三定律／057
迁入地财富增加／057
迁入地的资源和就业压力／059
迁出地财富削弱／060
从人口战略到人力资本战略／062
第4章制度创新是财富的源泉
产权制度的财富活力／066
土地产权的财富创造效率／066
促进硬财富的产权结构／067
软财富时代的产权分解／068
公共与私有／069
增长与公平／072
产权刚性与财富扩张力／073
文化制度的财富活力／075
如何建立适应软财富时代的文化体制／075
优化组织方式，发掘财富活力／076
自由经济制度与市场失灵／076
计划经济体制与政府失灵／077
分工和资源配置的效率／077
如何形成最有财富创造力的制度／078
稳定的社会契约／078
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080
环境与文化的影响／082
中国财富增长的制度创新潜力／084
生态财富的制度选择／084
硬财富和软财富创造的产权制度潜力／084
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角色／085
以人为本的科教文卫体制／088
第5章新供给形成：技术创新优化资源组合
科技提升资源价值／090
农牧业技术与生态资源组合／092
农业技术与大河冲积平原／092
游牧业技术与山地、草原／093
生态环境依赖与“自给自足”／094
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095
硬财富突破生态约束／096
突破地球表层土壤生态约束／096
硬财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098
技术进步能否突破硬财富的资源约束／099
软财富突破硬资源约束／100
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102
制造业升级进行时／102
服务业的空间／103
软财富战略／105
第三篇
供给侧的财富觉醒
第6章供给侧的财富分配定律
生态财富分配规律／109
从占有人口到占有土地／109
黄宗羲定律／111
硬财富崛起／112
英国崛起并非偶然／112
德国凭什么起飞／113
前苏联的捷径／114
日本只有人口优势吗？／115
上帝为美国做了精心准备／117
法国的幸运指数／118
硬财富分配定律／119
资本的财富支配／119
技术和管理的财富索取权／119
从新供给形成的核心资源到供给扩张中的稀缺资源／121
硬财富供给追逐劳动力大军／122
市场成为财富磁场／123
软财富分配定律／124
不同时代的财富分配全景图／126
第7章财富观念的觉醒
告别陈旧的财富观／128
忘记财富自然论／128
告别农业财富观／129
抛弃硬财富观的约束／133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36
财富创造三层次／136
越接近生产一线，财富效应越小／137
资源探索者拥有金矿／137
软财富创造者最富有／138
软财富战略／140
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140
普通商品vs.软财富／141
软财富的扩张／144
第8章软财富的定价之锚
牛顿时代的过时理论／147
传统定价理论的实践困境／149
绝对价值还是相对价值／149
客观价值还是主观价值／150
“粒子”特性与“波”的特性／150
无法确定的供求关系／150
无法确定的投入产出结构／151
不确定的价值变化逻辑／152
软价值论／152
哲学和认识论基础／152
软价值取决于群体性认知／154
软价值取决于所在参照系／154
软价值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域”／155
第四篇
财富的跨国
流动路线图
第9章贸易优势聚集财富
三条古商路造就财富名城／159
丝绸之路上的金银财宝／160
京杭运河沿线的富裕城镇／160
昔日欧洲的财富聚集地／161
三大古商路的兴衰与财富转移／162
财富中心转移／164
当远洋船队取代马车和骆驼／164
铁路运输与大陆国家的崛起／165
电子商务与贸易新贵／168
贸易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170
生态财富时代：贸易减少分工，创造财富／170
硬财富时代：贸易促进分工，创造财富／171
贸易与促进分工／173
贸易政策主导国家财富／175
开放还是保护／175
那些高唱自由贸易赞歌的家伙都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先驱／177
贸易体制和政策的衍生财富效应／180
第10章金融优势的“双刃剑”
金融与大国兴衰／183
金融扩张与西班牙的财富漏出／183
人口不足百万的荷兰何以成为富国／184
英镑本位与英国实力扩张／185
当海外资产脱离英国金融控制／186
日本的“金融优势”／187
金融优势是一把“双刃剑”／188
金融资产是不是财富／189
货币软财富／190
虚拟资产非虚幻／191
实体经济的“波长”／192
创造货币不是银行的专利／193
富人的专利／193
从私人银行到国家银行／194
货币自发地出现？／196
金融的财富创造效应和分配效应／198
金融因何而生？／198
黄金、白银主导的财富分配／199
信用货币主导的财富再分配／202
其他金融软财富的财富分配效应／204
国际货币发行权／206
国际货币发行者的巨大利益／206
美元英镑之战／207
来之不易的欧元／209
人民币能否走向世界／213
金融主导权／217
金融主导权的利益／217
美国金融制度推广模式／218
国际金融发言权与国内政策独立性／219
汇率变化的主导者与接受者／221
没有人民币，世界经济将踟蹰不前／225
附录1新供给主义宣言／227
附录2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基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236
参考文献／267前言引言
供给侧改革，从财富原点出发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某一阶段，几乎在一夜之间，各界人士都知道了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仿佛都弄懂了宏观调控，把这些需求侧管理的手段当成宏观经济学的全引言
供给侧改革，从财富原点出发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某一阶段，几乎在一夜之间，各界人士都知道了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仿佛都弄懂了宏观调控，把这些需求侧管理的手段当成宏观经济学的全部，越来越少思考财富的源泉、财富的流动和公平分配等问题。面对“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现象，面对忽略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潜力、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忽视要素贡献、要素报酬与财富公平分配等误区，我们不得不从供给侧回到财富的原点，致力于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开展相关研究探索。
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就从劳动的供给质量和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角度分析了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之后，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truptiveinnov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模式主导的时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具“熊彼特增长”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逐步适应与改革中，宏观管理的思路更多是计划性的，以各种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接替了政府的计划之手，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第一次系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始于1993年到1996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适度从紧”。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宏观总需求之手频繁出击，然而非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放大了中国经济的颠簸；不但没有拉长周期，反而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每一轮“油门”踩下后，都遗留下大量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脚“刹车”踩下去，都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进一步讲，每当经济政策着眼于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的忽视。
2010年一季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两次货币政策紧缩：一次是2010年至2011年为了控物价、控房价的双紧政策；一次是2013年“钱荒”以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迅速攀升。而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连续执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结果美国逐步走出危机、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连续五年下行。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踩刹车，踩油门”的效果递减后，同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看“发动机”，从供给面，从财富源泉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基本主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侧出发的各项改革主张。2013年以来又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呼吁从供给侧发力重启改革。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2015年1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政界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供给侧改革”，且热度不断升温。之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深谋远虑的战略性正确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总书记、总理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其为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中国掀起了一场“供给侧觉醒”的浪潮。
“供给侧”听起来也许陌生，其实就是生产侧，就是财富的源泉以及财富生产、创造、流动与分配的规律。我在2009年《财富的觉醒》一书中，主要从财富的源泉形态演化、分配规律、国家财富的增长战略和软财富观等方面，探讨了百年财富繁荣的种种规律，以求从国家、企业、个人等不同层面在财富观和财富战略上带来觉醒。本书作为《财富的觉醒》一书基础上的延伸，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供给侧觉醒”必须回到财富原点的思想。只有回归到财富创造源泉这个最基本问题，把眼光从“刹车、油门”转向“发动机”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向。
本书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多周期叠加、三大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长期动力不足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严峻挑战，从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入手，结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第二篇，供给侧的财富源泉，从人口、制度、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出发，探索了财富源泉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和影响方式。第三篇，着重对比了生态财富、硬财富和软财富时代财富创造与分配的规律，并针对正在到来的软财富时代，提出了国家、企业和家庭的应对之策。最后一篇，在全球财富视角下，探讨了贸易战略、金融战略对于财富跨国流动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之，供给就是财富的创造与生产，供给侧的觉醒，本质上就是回到财富的原点，从财富的源泉、财富的形态、财富的创造规律、价值规律、分配和流动规律出发，找回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均衡的规律以及国富民强的战略。
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同时认为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及服务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未来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业。为什么是软财富？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源泉不是地球资源，办教育也好，拍电影也好，虽消耗很少的地球资源，但是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这五大软财富领域在美国经济中占79%，而在中国只占49%，差30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对那些硬财富的制造业怎么办？要通过转型升级，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供给结构，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软财富行业，同时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而几乎全世界的农业都是被补贴的对象一样，未来的硬财富制造业的价值也必将走向同样的命运—全美国的人都开着底特律的汽车，而且汽车装潢、汽车金融、汽车广告、汽车4S店都挣钱，只有造汽车的底特律经济一片萧条。那些真正赚钱的汽车制造商，
比如奔驰，他们认为自己卖的不是汽车而是艺术品，只是碰巧它会跑；最有前景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环保和时尚。
在2015年11月9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听完专家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有关汇报后谈道：“以前我们创造财富主要依靠劳动，今后更多依靠人的智慧。”“一个传统服装企业和一个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两个结合一下，就可以创造新供给、产生新需求。”对前一阶段国人跑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例子，总理说，日本人做的不仅是马桶盖，而是健康、保健品。总理所讲的道与我汇报的新供给软财富理论是所见略同，但总理用更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传统产业转型的道理，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
从长期来看，需求端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并不是财富真正的源泉，它们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滕泰2016年元月几年前，当广大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在有效需求的时候，滕泰博士首先提出有效供给问题，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后，他持之以恒地研究了中国供给问题，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展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现在，中央已决策供给侧改革，滕泰博士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我作为最初的读者，特此郑重推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
滕泰先生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其新作《供给侧的觉醒》运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总结了财富生产、创造、流动与分配的规律。全书既有深刻的理论阐述，也有丰富的史料佐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不少判断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之际，无论对于政策研究还是厂商决策，本书都是一部极具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佳作。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几年前，当广大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中国经济发展在有效需求的时候，滕泰博士首先提出有效供给问题，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后，他持之以恒地研究了中国供给问题，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展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现在，中央已决策供给侧改革，滕泰博士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我作为最初的读者，特此郑重推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
滕泰先生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其新作《供给侧的觉醒》运用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总结了财富生产、创造、流动与分配的规律。全书既有深刻的理论阐述，也有丰富的史料佐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不少判断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之际，无论对于政策研究还是厂商决策，本书都是一部极具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佳作。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从供给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财富创造，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路。本书作者滕泰先生已经在这个领域做了多年的持续努力，此书值得一读。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我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持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滕泰博士是国内最早指出需求管理政策局限性，呼吁实施供给侧政策的经济学家。在《供给侧改革》一书后再著《供给侧的觉醒》，进一步丰富了其政策分析和主张，值得一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 滕泰博士以其敏锐的判断能力和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深入思考，在2012年就针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环境，大胆地提出经济政策重点需要转向供给侧改革，随后他和一批学者聚焦在这个领域，积极进行立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如果说研究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中，如何积极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决策之中，并不断推动研究的深化，将是更值得期望的。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第1章 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经历过长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回落，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面对连续五年的经济下滑，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本轮下行的根本原因？这轮经济下滑是否已经触底？多周期叠加存货高峰与产能供给过剩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产销率下降，产品出现了明显的过剩，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如果我们用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指标来衡量企业的存货情况，2014年10月，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72.5亿元，增长21.7%，增速比一、二、三季度分别高出21.6个、14.3个和1.7个百分点。企业产成品资金的快速上升表明企业产品销售出现阻滞，部分产品被迫压库。房地产库存过大造成地产投资下滑
截至2015年10月，全国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了20连跌，跌幅近九成，而库存面积已增至68632万平方米，这种势头还有继续的态势。房地产市场形势尤其是积压的库存量，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去库存的关口。地产投资的持续萎缩，必将影响到上下游的钢材、水泥、建筑、装修、家具、地产广告等一系列产业。由地产下跌造成的投资下滑，至少还要持续两年以上，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设备投资周期与产能供给过剩
设备投资周期既是决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年到2008年，中国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3.5万亿元、4.56万亿元、5.93万亿元、7.48万亿元，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
从2009年至2015年，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开始下行，但连续四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中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另外，中国虽然出台了4万亿元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尚无法弥补地产投资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2015年1月至10月，投资增长10.2%，增幅分别较上年同期和2014年全年回落5.7个和5.5个百分点。如果说存货周期仅仅代表了短期产量的过剩，那么设备投资周期则意味着长期产能供给的过剩。
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
除了实体经济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熊市之后，又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两次“股灾”。2007年到2014年，中国股市投资者财富在熊市中大大缩水，个人投资者户平均损失10万元以上。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中国股市经历了一轮从温和的“改革牛市”到疯狂的“杠杆牛市”的过程，投资者尚未来得及收获，不期而至的“去杠杆”就造成了市场断崖式的下跌，中国股民第一次尝到了“崩盘”的滋味，半年之后，喘息未定的股市又迎来了“熔断”造成的第三次股灾，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严重影响了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端消费需求。
一般而言，证券市场“财富效应”分为四个阶段。在牛市的起步阶段，证券市场是没有财富效应的，它的作用是把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吸引到资本市场。一定要等到牛市的后半期，从资本市场上撤出来的资金才开始转移到实体经济消费领域。“正财富效应”一旦产生会一直持续到熊市的初期。在熊市后期，资本市场仍然处于“蒸发”财富的阶段，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这一轮的快速“杠杆牛市”和连续千股跌停式的迅速崩盘，使牛市的正财富效应还没来得及发挥就直接进入熊市“负财富效应”阶段，目前仍然处于熊市后期，资本市场对消费的作用仍然是“负财富效应”。“钱荒”影响及降息政策“时滞效应”
2010年一季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两次货币政策紧缩：一次是2010年到2011年为了控物价、控房价的双紧政策；一次是2013年“钱荒”以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迅速攀升。而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连续执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结果美国逐步走出危机、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连续五年下行。
其次，滞后的货币政策也是造成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钱荒”以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重点转向降低融资成本，2014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来降低融资成本，11月开始降息。不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要真正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至少都有半年到一年的“时滞”。这个时滞在经济学中称为“J曲线效应”。直到2015年3月，短期融资成本才有所下降，四个月后，长期融资成本才出现下降趋势，而从长期融资成本下降到企业投资增加又需要一个半年以上的“时滞”。三大投资增速连续下滑，放大经济下行压力
2014年至2015年中国三大投资增速均出现下滑，极大地放大了经济下行压力。第一个是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下滑。2013年“钱荒”之后，高融资成本在2014年开始逐渐向实体经济传播，导致众多民营企业关闭实体经济，而转向高利贷，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的增速从2013年的20%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个位数，2015年9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仅增长9.3%，增速不足2013年同期的一半。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年，房地产的融资渠道受阻，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等渠道出现断裂，投资增速从2010年9月的36%，下降到2015年11月的1.3%，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第
三个是地方投资的下滑。2015年前三季度，地方项目完成37.7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幅回落5.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呈继续下滑态势。长期动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长期增长动力是否衰退
自1978年起开始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造就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一阶段的增长可以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方式，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逐渐达到了工业化的高峰。这一阶段的增长叫作“库兹涅茨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转变、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转变、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等。
进入21世纪后，据统计，我国的能源消费占全球总量的21.5%，GDP占全球的12.3%，这说明GDP的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显然，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
从人口分析，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在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未来将显著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a也已经出现。人口红利和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潜力令人担忧。
从制度变革角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之后，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类似于加入WTO之后卷入全球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增长动力，也在衰减。
从需求方面分析，如果居民消费需求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财产性收入增速放缓、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制滞后等因素制约，只能保持稳步增长；如果在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了较大改进之后，大规模基本建设需求高峰过去，那么中国经济会不会面临着长期增长动力的衰退呢？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是“贫困陷阱”b的阶段，储蓄不足、资本不足、消费不足、生产能力不足，这些造成恶性循环。一旦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就叫作“起飞阶段”。中国人均GDP2001年突破这个阶段以后，绝大部分居民都既是庞大市场的构成者，又是剩余商品的提供者，同时人均储蓄超过1000美元又是一个储蓄资本的提供者。在有市场，有生产，有资本生成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连续几年平均增速达到10%。
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则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a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从而长期徘徊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无法突破。尽管我国人均GDP已经在2014年达到约7485美元，是否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未知。
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亚洲的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其中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高速发展，但很快遭遇金融危机，重回3000美元的水平。
上述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1）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过缓。（2）城市化进程出现问题，南美好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3）资本项目开放造成金融风险和国家财富损失。（4）从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
那么中国会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来看一些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些地区和国家花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发达地区和国家的行列。
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起飞以后，机床、设备制造业拉起了增长。新加坡是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成为著名的科技园、花园城市、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等。
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是小经济体，对中国的可借鉴性似乎不够，那么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当前的经济下滑周期是短周期，还是意味着一个财富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呢？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财富战略来应对包括外部冲击在内的多重挑战呢？
面对以上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扭转中国经济下行颓势，成为十八大以来各方共同的迫切诉求。2012年11月9日，笔者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从供给侧发力，重启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开始把眼光转到供给侧，纷纷提出各种挖掘深层次动力的改革措施，由独奏合奏逐渐演进成一曲“供给侧改革”的交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