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作家借助乡土小说揭示了中国大地上的风土人性和文化习俗的变迁，几乎都无法回避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作者大多以审视的眼光对故乡的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也流溢出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
月下小景、水乡夜色、纯美爱情与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师们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
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汪曾祺的《受戒》、沈从文的《边城》都是我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他们的笔下记录了中国怎样的乡土人情和社会变迁？
陈忠实《白鹿原》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伴随着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的到来，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陈忠实透过《白鹿原》向读者传达出革命期间，陕西关中地区人物性格、命运的变换，新生力量对传统落后民俗的洗礼。
贾平凹《浮躁》
《浮躁》是一本关于作者故乡商州的书，记述了一条河上的故事。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
金狗深爱着小水，却为了得到一份报社的职位不得不与田书记的侄女英英结婚，带着对小水的愧疚，金狗踏上了漫漫征途。小一号商州的芸芸具象便随着他的生活际遇而渐次展开。
小说向让读者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裙带关系催生了特权人群，普通老百姓们是没有机会的，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敢言也无处告诉，只得苦守着一份贫穷度日。
汪曾祺《受戒》
《受戒》描绘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清爽、朦胧的爱情，并极富诗情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全文充斥着一种内在的欢乐，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能还俗娶亲。“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
汪曾祺通过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达了对纯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同时也含蓄的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和批判。
沈从文《边城》
《边城》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诚如沈从文所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边城》在唯美之外，也传达了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边城》寄托了沈从文的美学理想，通过描绘青年男女的纯洁情爱、祖孙之间的浓浓亲情、邻里之间的善良互助，突出了湘西世界的山水之美、风情之美和人性之美。然而明眼人一看便知，沈从文所用的背景材料中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暗藏着作者对“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的支持。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上半部 《出延津记》讲述了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下半部《回延津记》讲述了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小说中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书中杀猪的老裴、剃头的老曾，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
刘震云透过《一句顶一万句》向世人证明：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
乡土小说自上世纪20年代兴起至今，从鲁迅、贾平凹等人迭代到陈忠实、韩少功等，这些大师笔下的乡土小说，既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风土人情的变迁，也传达出在历史的大潮中小人物命运的悲哀，同时也告诫世人：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走出困惑，结局总是会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