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像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关注儿童，他的衣食住行、教育成长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并且愈演愈烈，从“赢在起跑线”甚至到了“赢在子宫里”。事实上，儿童一开始并非就是焦点，童年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英国史学家哈里·亨得利克（Harry Hendrick）曾感叹：“如果女人是被隐藏在历史里，那么儿童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成为儿童史领域具有突破意义的标志性作品，该书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这一乏人问津的领域迅速变得繁荣起来。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假设，如传统社会是不存在儿童的概念的，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儿童只是迷你版的大人，与他们一起生活、劳动、玩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运动，儿童开始和大人分离，使得自己的身份逐渐凸显起来。阿里埃斯认为，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取代了学徒制，学校将儿童隔离，在独立的空间接受“封闭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密切配合，随着私生活的诞生，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在家庭内部通过重视子女教育表现出来。
阿利埃斯之后，儿童史文献编纂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如儿童年龄端分类标准的变化、生育医疗技术的发展（胚胎冷冻、人工授精、代孕母亲等）、婚姻家庭的变化（结婚率下降、同居现象等）。艾格勒·贝奇和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的《西方儿童史》（上下卷）从古代一直写到今天，试图在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有关儿童的问题。
《西方儿童史》
本书上卷从古代写到17世纪，下卷从18世纪写到今天，这种历史分期显然受到了阿利埃斯的影响，正是他提出了对儿童的认识到了17世纪才有所改变。相比于阿利埃斯，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从不同时期社会对儿童的不同定义及对待、年龄段的划分的变化、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儿童的社会角色、儿童礼仪、家庭环境、学习规划、活动场所等角度，构成完整的儿童史框架，同时以细节丰富、论证翔实的专题史形式，研究现代弃儿、儿童务工、残疾儿童等问题，深化了对西方儿童史重要主题的思考。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回到中国，我们似乎并没有阿利埃斯意义上的断裂。台湾学者熊秉真在她的《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中，为我们钩沉了中国孩子的历史。提到孩子，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过去的幼教和家训，尤其是宋元明清，训幼的文献尤其不少，《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这些训幼文献加上一些诗词传记材料，构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对比了中西不同的儿童观。她用王阳明的《训蒙大意》和李贽的《童心说》去对比洛克的《教育片论》和卢梭的《爱弥儿》。
《教育片论》
洛克和卢梭对人的认知能力都持乐观看法，坚持个人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在教育孩子上强调自知自制，父母不能肆意专断地行使其统治权，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协助其成长。《爱弥儿》中卢梭强调了对幼童的怜爱与同情，孩子要发挥他的天真，不能太早受僵化管教，固定人格习性，甚至成家立业，最后不过成了父母愚昧和社会虚荣的牺牲品，葬送了原本健康快乐的人性与人生。这与王阳明强调的良知良能和李贽强调的“童心”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者，人之初；童心者，心之初”，不能因为世上充斥着“假人”“假言”、“假事”、“假文”而湮灭。
《爱弥儿》
熊秉真的研究多停留在古代中国，涉及近现代的内容不多。事实上，和古代比较，在现代意义下被塑造的“孩子”，包含了晚清以来就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民族意识，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试图将年轻一代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模范公民的想法。儿童在近代历史上成为焦点，乃是因为他成为了民族国家的一个隐喻。救救孩子背后乃是救救中国，从“鼓民力”、“开民智”、“兴民权”等口号，到“少年中国说”，儿童成为“新民”的重要组成，“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
《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
徐兰君和安德鲁·琼斯在其主编的《儿童的发现》一书中，梳理了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徐兰君还在自己另一本著作《儿童与战争》中分析了儿童身上所传递的囯家、民族、教育和大众文化的相关理念。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儿童的发现其实更多的是成人世界的反省和再造，儿童成为一种被建构形象，传达出一种国家和民族在冲击下的复杂情绪。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负载于儿童身上的宏大叙事逐渐消解，如民族、国家等主题逐渐让位于个体的成长、家庭的幸福。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儿童简直成为了家庭的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皇帝”。人类学者景军在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儿童、食品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巧妙地通过讨论儿童食品的变迁去分析儿童、家长以及老人等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进而去讨论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
《童年的消逝》
通过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儿童”这一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而使它带有强烈的建构色彩。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在借着“儿童”传达成人世界的焦虑和思考，“儿童”自己的声音却难以被听到。波兹曼曾经写过一本《童年的消逝》去讨论电子媒介的侵袭下，纯真童年的消逝。我们换个位置想一想，其实在任何时代，童年可能本来就不纯真，总会有复杂的多重叙事，掩盖着童年的本真。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成为儿童史领域具有突破意义的标志性作品，该书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这一乏人问津的领域迅速变得繁荣起来。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假设，如传统社会是不存在儿童的概念的，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儿童只是迷你版的大人，与他们一起生活、劳动、玩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两种主要运动，儿童开始和大人分离，使得自己的身份逐渐凸显起来。阿里埃斯认为，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取代了学徒制，学校将儿童隔离，在独立的空间接受“封闭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家庭的密切配合，随着私生活的诞生，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在家庭内部通过重视子女教育表现出来。
阿利埃斯之后，儿童史文献编纂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如儿童年龄端分类标准的变化、生育医疗技术的发展（胚胎冷冻、人工授精、代孕母亲等）、婚姻家庭的变化（结婚率下降、同居现象等）。艾格勒·贝奇和多米尼克·朱利亚主编的《西方儿童史》（上下卷）从古代一直写到今天，试图在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有关儿童的问题。
《西方儿童史》
本书上卷从古代写到17世纪，下卷从18世纪写到今天，这种历史分期显然受到了阿利埃斯的影响，正是他提出了对儿童的认识到了17世纪才有所改变。相比于阿利埃斯，本书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从不同时期社会对儿童的不同定义及对待、年龄段的划分的变化、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儿童的社会角色、儿童礼仪、家庭环境、学习规划、活动场所等角度，构成完整的儿童史框架，同时以细节丰富、论证翔实的专题史形式，研究现代弃儿、儿童务工、残疾儿童等问题，深化了对西方儿童史重要主题的思考。
《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
回到中国，我们似乎并没有阿利埃斯意义上的断裂。台湾学者熊秉真在她的《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一书中，为我们钩沉了中国孩子的历史。提到孩子，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过去的幼教和家训，尤其是宋元明清，训幼的文献尤其不少，《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这些训幼文献加上一些诗词传记材料，构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对比了中西不同的儿童观。她用王阳明的《训蒙大意》和李贽的《童心说》去对比洛克的《教育片论》和卢梭的《爱弥儿》。
《教育片论》
洛克和卢梭对人的认知能力都持乐观看法，坚持个人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在教育孩子上强调自知自制，父母不能肆意专断地行使其统治权，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协助其成长。《爱弥儿》中卢梭强调了对幼童的怜爱与同情，孩子要发挥他的天真，不能太早受僵化管教，固定人格习性，甚至成家立业，最后不过成了父母愚昧和社会虚荣的牺牲品，葬送了原本健康快乐的人性与人生。这与王阳明强调的良知良能和李贽强调的“童心”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者，人之初；童心者，心之初”，不能因为世上充斥着“假人”“假言”、“假事”、“假文”而湮灭。
《爱弥儿》
熊秉真的研究多停留在古代中国，涉及近现代的内容不多。事实上，和古代比较，在现代意义下被塑造的“孩子”，包含了晚清以来就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民族意识，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试图将年轻一代改造成现代化国家的模范公民的想法。儿童在近代历史上成为焦点，乃是因为他成为了民族国家的一个隐喻。救救孩子背后乃是救救中国，从“鼓民力”、“开民智”、“兴民权”等口号，到“少年中国说”，儿童成为“新民”的重要组成，“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
《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
徐兰君和安德鲁·琼斯在其主编的《儿童的发现》一书中，梳理了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徐兰君还在自己另一本著作《儿童与战争》中分析了儿童身上所传递的囯家、民族、教育和大众文化的相关理念。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儿童的发现其实更多的是成人世界的反省和再造，儿童成为一种被建构形象，传达出一种国家和民族在冲击下的复杂情绪。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负载于儿童身上的宏大叙事逐渐消解，如民族、国家等主题逐渐让位于个体的成长、家庭的幸福。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儿童简直成为了家庭的核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皇帝”。人类学者景军在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儿童、食品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巧妙地通过讨论儿童食品的变迁去分析儿童、家长以及老人等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进而去讨论独生子女政策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
《童年的消逝》
通过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儿童”这一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而使它带有强烈的建构色彩。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在借着“儿童”传达成人世界的焦虑和思考，“儿童”自己的声音却难以被听到。波兹曼曾经写过一本《童年的消逝》去讨论电子媒介的侵袭下，纯真童年的消逝。我们换个位置想一想，其实在任何时代，童年可能本来就不纯真，总会有复杂的多重叙事，掩盖着童年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