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雾霾和大风交替造访的冬天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关于雾霾的书单
污染本身是一种文化建构，关于污染的公众意识背后有各种权力博弈和话语争夺。空气污染是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忧虑？雾霾来自工厂还是私家车？环境问题，究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进入12月的你有没有被交替造访的雾霾和大风搞得精神分裂？晴天与霾天的循环往复似乎形成了新的城市动力学：整座城市好像一个慢性病患者，在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中勉强过冬。阅读可能不是最好的解药，但它至少能帮助我们了解病灶，了解这些纳米级别的微粒将如何侵入我们的身体，如何改变城市的景观，如何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区隔，如何汇聚成一个巨大而又暧昧不清的后现代隐喻，又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存在方式。
提到雾霾，伦敦似乎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参照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臭名昭著的空气污染事件，1952年的伦敦大烟雾，在短短5天内直接造成了5000人死亡，随后又有上万人间接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就在上个月，还有国际研究机构将“北京霾”的成分与“伦敦霾”做了对比，证明“北京霾”其实是“伦敦霾”的升级版，它更小、穿透力更强、成分更复杂，对身体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更大，但由于“北京霾”中强酸性的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不具备直接致人死亡的毒性。
“伦敦霾”vs“北京霾”
以下八本关于雾霾的书中有五本都是关于伦敦的，无论从环境史、观念史、社会生活史还是文学艺术史的角度，它们都讲述了一个老工业帝国一路不计代价地高歌猛进最终走入颓势的故事，弥漫着煤烟的空气是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最终它也与那个最辉煌的工业时代一起烟消云散。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个新的工业帝国正在崛起，同时升起的还有一片灰色的穹顶，以及在一个机会主义国度种种的尝试、挫败和无所适从。希望我们可以从书中学习，更能在合上书之后思考，如何在一个变化太快以至于所有时空坐标都濒临失效的时代，找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位置。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大雾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
这本通俗的环境史著作讨论了中世纪以来伦敦的空气污染历史，公众对污染认识的变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艰难历程。作者布林布尔科姆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大气化学家、国际权威的能源与环境专家，对伦敦的空气污染有着多年的研究。他不仅从专业角度分析了煤烟等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还考察了雾霾对建筑、家居、艺术和时尚等日常生活诸多面向的影响，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伦敦的环境史，也是一部社会生活史。
伦敦从14世纪开始出现雾霾，到了17世纪，雾霾正式成为一个问题。然而治理空气污染的立法，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最早的《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在实施层面受到多方阻力，并没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直到1952年年末那场5天杀死了5000人的大雾霾之后，《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才显著地改善了伦敦的空气质量。
有趣的是，书中提到，《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曾是坚定的“拜火教”捍卫者。他认为，虽然燃煤不干净又污染环境，会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与普通人的生计相比，这些麻烦简直微不足道。奥威尔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空气污染是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忧虑？对于住在城市的豪华公寓里、被几台空气净化器包围的富人，和郊区烧煤过冬的底层而言，空气污染在他们关心事务中的排序显然是不同的。而那些包围京津城市圈的化工厂、发电厂背后又涉及多少劳工的生计？环境问题，究竟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还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彼得·索尔谢姆（Peter Thorsheim）：《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
如果说《大雾霾》是一部环境史和社会生活史，那么本书则更像是一部观念史，作者着重介绍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人是如何逐渐理解煤烟是一种污染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污染是腐烂的动植物尸体、垃圾和粪便释放出的瘴气，而煤烟中的碳和硫反而有驱逐瘴气、消毒杀菌的作用。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人才认识到污染来自煤炭燃烧。作者试图借此说明，污染本身是一种文化建构，关于污染的公众意识背后有各种权力博弈和话语争夺。
其中一个著名的观点交锋是关于污染的主要来源究竟是工业用煤还是家庭用煤的。事实上，早期的污染主要来自工业用煤，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煤烟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家庭烟囱。当时有许多减排活动家出于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厌恶，认为工厂是制造污染的元凶，然而拒绝工业化并不能消除污染，想要根治污染，需要改变社会的大多数使用煤的方式。与此相对，企业主则认为家庭应该在污染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相对于私人房屋，企业的排烟量已经受到了法律的限制，接下来该个人做出牺牲了。即便在今天，大部分城市家庭已经不依靠烧煤做饭取暖，雾霾来自工厂还是私家车的争论依然没有休止，指责别人总是最容易的，但当城市居民需要为了治理雾霾付出更高昂的停车费和环保税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另一个关于污染的观点则有些骇人听闻，它将污染的危害与阶级属性关联起来，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天然的抗污染能力，更适应在污染中生存，甚至有人认为污染有利于人种优化，“健康者”得以存活、繁衍，“不健康者”则自然被淘汰。从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在人类生存环境发生剧变的时期，简单粗暴的达尔文主义往往最为盛行。
克里斯汀·哥尔顿（Christine L. Corton）：《伦敦雾：一部传记》（London Fog: The Biography)
在伦敦雾霾最严重的1950年代，生于伦敦的美国喜剧演员、脱口秀主持人鲍勃·霍普（Bob Hope）在访问伦敦的时候演出迟到，他上台后向观众解释道，“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我在雾霾中迷路了，当我正想吹个口哨叫辆出租车的时候，我的嘴巴找不到了。”剑桥大学博士、著名出版人克里斯汀·哥尔顿在书中记录了这一场景，并用来说明土生土长的伦敦人对雾霾的感情，在他们眼中，这一粘稠的黄绿色“豌豆汤”是“伦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狄更斯语），正如霍普所言，“洛杉矶的雾霾是剔除了维他命的雾霾”。
在这本伦敦雾的传记中，哥尔顿追溯了它的出生、成熟和死亡，记述了这一工业时代最重要的城市景观是如何创造了一个混沌、匿名的世界，构成了生理和道德上的双重威胁。然而作者真正的兴趣在于考察伦敦雾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以及文学和视觉艺术中对它的呈现。
如果没有伦敦雾，也许我们将失去19世纪一半的文学作品。从狄更斯到亨利·詹姆斯，从王尔德到艾略特，雾霾是作家重要的灵感来源。在《荒凉山庄》中，雾霾被用来象征法律的复杂和冷酷，而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雾霾则成了贪婪拜金和道德败坏的比喻。在关于开膛手杰克和福尔摩斯的传说中，雾霾为伦敦的街道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罪恶，以至于当这些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时，导演只需打开烟雾机，再点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就可以立刻将观众带回19世纪的伦敦。除此之外，伦敦雾还影响了印象派的画风，莫奈的《阳光透过雾中的伦敦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下的泰晤士河》以及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的《灰色与金色的夜曲：皮卡迪里》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莫奈：《威斯敏斯特下的泰晤士河》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空气中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
“现代性就是大气显形的过程。”这是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对现代性的定义。通过回顾20世纪历史中的大事件，从毒气战、工业烟雾到原子弹，斯洛特戴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空气在20世纪从一种潜在变为显性，人类在气体与辐射环境中栖居的现实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曾经作为背景和潜在的空气，成为了可再现、可说明、可生产的对象，这使得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生存境况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面上都发生了质变：在前现代时期，人类与空气的关系是自然和谐的，人类的存在是没有焦虑、不成问题的，这种存在方式可以被称为“在空气中存在”，或者在“适宜呼吸的环境中存在”；然而现代性带来了“空震”（airquake），空气、气候和大气状况的显形使得人类生存的首要介质和基本前提都成为问题。经历了“空震”的人类开始为了日常栖居而焦虑，同时也陷入了现代性的恶性循环：当我们为了减轻焦虑而努力诉诸技术的时候，技术本身又带来了更多的焦虑。
在书中，斯洛特戴克还从环境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恐怖主义，他认为，恐怖主义攻击的对象不仅是人本身，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人之为人的必要环境。在这一意义上，恐怖主义是对环境可毁灭性的探索，它制造了一种长久的恐惧，将人们置于一种随时准备反抗、但又无力反抗的状态中。斯洛特戴克将恐怖主义称为“现代性的孩子”，因为只有在面临暴力剥夺的时候，空气，这一生命的首要介质才在航天技术、法律、政治、艺术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成为显形，成为思考和监测的对象。
刘慈欣：《赡养人类》
刘慈欣的短篇小说《赡养人类》讲的并不是一个有关空气污染的故事，但是它涉及到空气污染和环境灾难的可能后果，那就是如果清洁而适宜呼吸的空气成为了稀有资源和私有财产，人类将面临怎样的生存考验？
小说中的第一地球上，存在着一个科技异常发达、贫富极端不均的高级文明，也可以说，那是一个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在那里，知识、智力、思想，甚至完美的性格和审美能力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而教育，作为唯一的社会上升阶梯，就此被阻断了。穷人和富人已经分化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无法互相理解，也不再对彼此有同理心。这个文明靠着一个简单粗暴的法则运行，这个法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法则由无数个蚊子大小的执法单元组成的社会机器维系。
在这一法则的保护下，第一星球的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以至于到了最后，99%的财富都集中到了一个人手中，包括土地、海洋和空气。剩下的20亿人，全部生活在完全密闭的住宅中，这些住宅本身就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系统，而如果要走出这一个个胶囊公寓，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就需要先吞下一颗名为“空气售货机”的药丸，它可以监测人们吸入空气的量，然后在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扣除相应的钱。
科幻小说里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思想实验，然而生活中我们正在面对的，却是空气污染进一步切割人口的现实。当雾霾来袭，我们不再能同呼吸、共患难，各种各样的空气净化设备正把我们切割分置于不同的大气环境内，而可穿戴的空气净化设备是否也在加速人类的赛博格化，使人类分化成两个不同的种群？
威廉·海（William Delisle Hay）：《大都市的末日》（The Doom of the Great City）
在这部十九世纪的科幻小说里，作者想象了一种世界终结的方式，不是毁灭于一声大爆炸，支气管痉挛成了人类的终结者：整个伦敦的人口在充满煤烟的雾霾中窒息而亡，故事的叙事者是这一灾难唯一的幸存者。
这部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幻小说在当时反响平平，而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它几乎已经被遗忘干净。然而在今天重读它却别有一番意味，当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当代人无法忽视的现实，当代的读者很可能是第一批认真对待这部小说的人。因为作者笔下的伦敦与今天的北京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在谈到伦敦人对雾霾的态度时，他说“（他们）并不费心去调查雾霾的成因，而只想寻求一些表面的方法来减轻它”。
有趣的是，作者在小说里似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污染可以同时是物质性和道德性的吗？他笔下的伦敦“污秽和腐烂到了内核，充斥着各种类型的罪恶”。他列举了各种城市里的恶行：浪费、腐败、贪婪、虚荣，对他而言，伦敦就像是亚特兰蒂斯或者巴比伦，对即将来毁灭它的愤怒的神明视而不见。在这里，雾霾不仅是煤烟、灰尘和化学品的混合物，他也是一个腐朽堕落的社会的隐喻，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所说，污染永远都是都是与社会秩序的维系相关。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烟云·阿根廷蚂蚁》
雾霾、光污染、核污染，一向充满奇思妙想的卡尔维诺在面临二十世纪中期因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时，也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首次发表于1958年的《烟云》，讲的是一个关于雾霾的故事。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刚到某个城市工作的、对一切漠不关心的职员，在一个名叫《净化》的杂志做编辑。这本杂志所隶属的协会负责人，其实是一个工厂主，他一边看着工厂外的滚滚浓烟，一边企图用这样的杂志欺骗自己和公众。“我”的同事，是成千上万上班族的一员，信奉的准则是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在城市中打拼一周只是为了周末能逃离城市。“我”在常常光顾的餐馆遇到的巴萨鲁奇，则是一个心怀希望的改革者，认为烟尘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卡尔维诺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勾画出面对雾霾时人们几种不同的态度。
《烟云》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对雾霾的具象化描写。那些微小的颗粒混合在我们吸入的每一口空气中，难以察觉。但是卡尔维诺却通过语言让它们显形，将不可见变为可见，并且变得浪漫。他描写灰尘在家里不断堆积的场景，描写像有洁癖症一样不停洗手的“我”，描写工厂烟囱排放的铁砂微尘“在室外黑暗的背景中闪闪发光，宛如银河系中的群星”。但最精彩的莫过于把“我”对克劳迪娅的爱慕通过烟尘传递出来： “我望着她那娇嫩的胸膛，粉红的乳头，担心书上的尘土会落在她身上，于是伸手去擦掉可能落到她乳房上的灰尘，可我这一动作又好像是在抚爱她。”
相比于前两本小说或严肃或沉重的表达方式，《烟云》跟它本身的主题一样，是一个雾蒙蒙的故事，有点暧昧不清。里面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可以是漂浮于任何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大都市中的任何一人。“我”是1950年代欧洲大城市中的民众，也是2016年生活在中国的我们，像空气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灰尘。
蒂莫西·蔡（Timothy Choy）：《比较的生态学》（Ecologies of Comparison）
人类学家Tim Choy在香港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并没有将空气污染问题列入他的研究范围，根据他的设想，本书将是一部关于回归前的香港的民族志，因为在他看来，普通的香港民众根本不把空气污染当回事，尤其是户外作业的底层，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养成的漠不关心”（cultivated indifference）。直到他的搭档因为空气污染而患上肺病，他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将书中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香港的空气，命名为“空气的实体化”（Air’s Substantiation）。
当我们谈论空气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这是Tim Choy提出的问题。“空气”其实是很多不同物质的集合，包括尘土、氧气、二氧化物、微粒、气味、湿度、热量等等。它既是一种日常物质，又是一个象征场域。本书的最后一章试图从四个角度书写与空气有关的经验：作为一种地方性和全球性健康威胁的空气，日常实践和话语中的空气，制造了阶级和地域差异的空气，以及作为一种跨国比较指数的空气。
如果像大卫·哈维所说，身体是不同规模的空间实践最终交汇的场所，那么空气则将不同规模的空间本身——从个人的身体，到区域，再到全球——连接起来，它是贯通的、流动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小到个人健康，大到全球环境政治，都与空气息息相关。因此空气——不管是清洁的还是污染的——都在同时建构着也侵越着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边界：一方面，空气污染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污染气体的排放者、携带者（风）和呼吸者都并非原地不动，更何况还有车辆、船舶这样的移动污染源。
因此当我们思考空气的时候，我们同时获得了思考更大问题的入口。思考空气可以帮助我们在全球性与本土性、普世性与特殊性这样的二元框架之外，去理解人、空间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从而有助于创造一种不落入二元论窠臼的新的政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