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书的人，起初是见到喜欢的书，总要想办法买下来。有些书买了很快就看完，有些书买了看了几页搁下来，从此不想再看下去。这样，日子一久，存书多起来了，闲中翻翻这本，翻翻那本，慢慢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点学问，偶然口头上说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说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心中可真有点飘飘然。
后来，日子再久了，人事沧桑，住所变迁，难免要丢掉一些书，或者把书存放在旁的地方，从此拿不回来了，于是，心里这就突然飘散几缕闲愁，开始写“我的藏书”一类的文章，酸溜溜数说自己生平丢过几次书，从此不买书等等的话，觉得好像自己才配谈买书、看书、藏书这些听起来就够雅的事情。其实，用到“藏书”这两个字，的确已经很有点气派。到了每本书都钤上藏书图章的时候，境界果然更高了。这时候，读不读这些藏书，恐怕也不太相干了。
私下想想，买书藏书，完全为了自己开心：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种开心；灯下摩挲久觅方得的书那种开心。至于“腹有诗书气自华”，无非是“书生的酸气”；家里满天满地的书，让客人看了错以为主人家有学问，那才是实话。赚大钱既不必读破万卷书，写好文章，也犯不着猛抄别人书中的话，那么，收藏图书，跟收藏火柴盒其实一样，说穿了没什么太大的道理。真想读书，图书馆里书很多，动用起来，想是不致教人感叹“方恨少”了吧。偶见自称“书痴”、“书呆”的人，以为死后两袖清风，只剩半壁藏书传给子孙，这种人除非生来呆痴，不然可真是今之古人，真是可敬。
十几年前，我在一位老诗人家里见到一方闲章，雕的是“偶得而存”四个字，钤在他喜欢的字画古籍碑帖上头。过了不久，诗人去世了；再过了不久，我在香港半山旧书铺里看到他的一两幅字画已经散出来了，当时想想，觉得他那个“偶”字用得再妥帖不过了。后来再想想，又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大有问题。当年，鲁迅给徐訏写过“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的横条；后来，国内编印鲁迅墨迹，这幅字也收在集子里，只是本来的上款，竟给删掉了。在这种情形下，则所谓“偶”字和“得”字，实在都成了罪过了。
买到一部新书，似乎说不上是“偶得”；在旧书铺里拣出喜欢的书买了回去，这才允称“偶得”。前者是花钱谁都买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后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乐趣，仿佛也是阅世之一得。当然，有人专收初版书，专找作者签名题款的书，那是藏书事业，不再是给自己寻开心的闲事了。案头有一部美国人阿诺尔（William Hams Arnold） 1922年写的《藏书谈奇》（Venturesin Book Collecting），记他一生搜访珍版古书的际遇，说来只好称之为“奇”了。
我还有一本英国作家 J·Rogers Rees1886年写的小书，题为《书蠹乐趣》（The Pleasures of A Book-worm），杂录买旧书的事，间或穿插文人掌故一类的闲笔，很富人情味。这本书，读来是比《藏书谈奇》更有意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当年同时还出了其他几本谈书的书，开本装潢一律，全是绿皮烫金字的毛边书；其中有名的，有Wm·Davenport Adams的《书林僻径》（By Ways in Book-land）和《书林漫步》（Rambles in Book-land），都是很讨人喜欢的妙品。
《藏书谈奇》的作者，本身是书商，经营新书业，可是性之所好，业余大事搜访珍版古书，见到稀世的珍版文学书，总要想办法买下来。后来，他觉得，藏书要有分量、有贡献，一定要专藏二三作家的著作和手稿才行。1901年，他把自己的藏书分两批拍卖出去。这样一解脱，他于是开始专攻田尼森和罗伯特·路易·史狄芬生了，尤以田尼森方面的收获最丰，对搞田尼森作品版本校雠的学人，果然大有帮助。记得书中谈到他买到一本田尼森诗作“The True and the False.Four Idylls of the King”试印本的事，说这个本子是1859年印出来的，始终没有外传，大概是供作者和印书人来回磋商推敲的校样，其中也出现诗人删改诗句的笔迹。
《藏书谈奇》作者在英国一家旧书商的书目中见到有这个试印本，定价很贱，英国人没注意到，他赶忙拍电报买了下来，不久书就寄到了。当时，英国一位研究田尼森的专家汤姆靳·怀斯正在着手编写田尼森书目年表，《藏书谈奇》作者给他写信，并且自愿把那个试印本再邮寄英国给这位专家参考。专家感其大度，两个人从此成了忘年之交，专家后来还给这部《藏书谈奇》写序文。看这段掌故，不免想起胡适搜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居然迟迟才影印让同好参考，可见胡适到底是文人、是考据家，《藏书谈奇》的作者则不是。套颜之推家训一句话，这恐怕“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其实，《颜氏家训》那句话整句是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补治典籍，当然也是一门学问；英国业余藏书家，不辞埋头学习书籍装订装帧的手艺，为的是要补治手头的旧书残卷，省一笔钱。此地目前还有几位有名的老艺匠，补订一本古籍，索价二十几镑钱，做出来的确古意盎然。(好书推荐尽在：www.tuijianshu.net)
我有一本小书，叫《藏书消遣》（Book-Collecting as A Hobby），是缪尔（P.H.Muir）写的，用书信体分章去写，浅说下手藏书、鉴别初版、确定善本、评议价值，乃至刻书简史等事情，其中自然也谈到补治残书的学问。不论18世纪的原装包纸书套，小牛皮书壳，19世纪初叶的纸板书皮，以及1825年开始风行的布面装订书，补治的办法都各有格局，不能胡来，否则贻笑方家。1970年，大英博物馆出版布林德力兹（H.J.Plenderleich）的《皮面书籍保藏法》，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旧书的补治收藏既然都要研究，收藏作家名人的笔迹文稿，尤其不可不慎重其事。今年仲夏，我偶然买到多萝西娅·参渥德（Dorothea Charnwood）的初版签名书，书名是《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An Autograph Collection and the Making of It）。多萝西娅系出名门，生平结识不少政要和骚人墨客。她从小喜欢收集名人笔迹，大诗人布朗宁对她说过：“将来有一天我会送你一样大宝贝，送你我太太的一封短信。”可是，她十四岁那年，诗人死了；这本书里登出来的那封伊丽莎白·布朗宁的长信，还是她丈夫花四镑钱买回来送给她的。她这本书，大抵分两部分写，先就收藏笔迹的方法和知识谈起，然后再数说她宝箱里的珍品：上自伊丽莎白一世的签名，下至名作家哥尔斯密领稿费的收据。看她经营这些墨宝，真是用心良苦。
写《藏书谈奇》和《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一类的事，最要紧的，想来是作者学问要博杂，还要懂得穿插一些文学史书上不多见的琐碎掌故，让人深一层去认识有关的人物，读来才有趣味。从这一点看，阿诺尔略胜一筹，有点郑西谛的味道。多萝西娅则文笔啰唆，交待“人物”太过平板，结果既没有学术论著那种严慎的笔路，也没有札记随笔应有的那股清绝隽永的风格。她藏有一封蓝姆给洛艾德（Charles Lloyd）的信，信上有蓝姆替洛艾德推敲诗句的话。可是，多萝西娅对这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不太清楚，读者于是对蓝姆那封信的兴趣就大减了。
后来，我翻看《书蠹乐趣》，作者提到他的书斋里，蓝姆的书，是跟洛艾德的书摆在一起的，说他们两人，跟诗人柯勒律治同时给1797年在布里斯托尔出的诗刊写稿。这就稍具眉目了。接着，他还说了个故事：有一天，洛艾德在赫克斯顿一条小径上，见到蓝姆和玛丽缓步而行，两个人都在伤心饮泣；洛艾德赶上去一问，才知道蓝姆正送玛丽到精神病院去。作者在这种地方轻轻一点，人情味随着浮了起来。文章可爱，这就是了。
谈书的书（Books About Books），范围说广不广，说窄不窄，不容易划出个界说来。从正经角度看，讲版本学，讲雕版印书史的书，是最基本的谈书的书。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是个浅显的例子。英国今年纪念五百年前雕版印书的开克斯顿（William Caxton），好几位学者都出了专书，研究他的生平和印书发展史；如果不受财力限制的话，这些书都值得一备。
我手头有两本相当有趣的书，一本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的德国人Hellmut Lehmann Haupt的《书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Book），1957年出版；一本是法国历史家Lucien Febvre和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书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Book），英国译本今年出版。《书的生命》是一本少年读物，用浅易的文字，解释印书流源，从作家的原稿，谈到出版业的制度和书肆的销售情况，最后谈旧书业的盛衰，以及私人藏书的甘苦。《书的来临》，则纵论1450年到1800年印书事业对人类的影响，是一部很前进的书籍史话。书中讲造纸，讲雕版，讲装订，讲出版成本，讲作家权利，讲地理环境影响印书业，讲斯拉夫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印书事业，讲禁书，讲书籍左右语言文字的流向，作者始终抓住一个方向去写，从人类思想行为的角度，去剖析书籍影响人类文明史的问题。这样的书籍史话，到底比较没有学究气味。
几百年来，中国书林中，一直有所谓“善本”、“俗本”、“劣本”的争论问题，这里头，不免会牵涉到不少各朝代的社会问题，阶级意识问题，甚至士大夫的心态问题。可是，我们始终还没有一部从这个方向去批判版本学的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元代一刻，明代弘治一刻，嘉靖三刻，万历一刻，其中“隐秀”一篇却不见，明代钱允治得宋本，这才补足。如果我们好奇，就“隐秀”的脱漏，研究推论各朝代政治制度，与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关系的话，想来一定相当新鲜。
此间新旧书铺，很少见到谈书的书。有些书铺为了乘机推销，拿出一两本书籍序文选录、弥尔顿诗作校读一类的书，令人想起毛晋的《汲古阁书跋》，或者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实在不知道这类书到底可不可以归入“谈书的书”。我不用“书话”而用“谈书的书”，原因是，“书话”好像只是轻淡些的谈书的文字；研究开克斯顿出版物字体的著作，甚至孙殿起录的《贩书偶记》，虽然肯定是《谈书的书》，却不便通称之为“书话”。
此间有一种叫《古书月评》的杂志（Antiquarian Book Monthly Review），其中文章，大概要算是相当好的书话文章了。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学者、教授、书商、藏书家都有。诺门·韦伯斯特等经常写的藏书杂录，篇篇都是扎实的东西。最近几期，《月评》上连载一位电脑专家撰写的关于平版印刷术和彩色石印术的文章，不仅文章好，插图也好。此外，每期的书评，书籍拍卖短讯，保尔·迈涅的书话（Book Chat），古书铺书目集锦等，全都适合书淫的口味；即便是看看那些书会书铺的广告，也会有望梅之乐，说来实在很不争气。
“藏书印记社”举办第三届藏书印记展览会的时候，《古书月评》九月号登了一篇Brian North Lee的长文，题为“五十年来的藏书印记设计”（Fifty Years of Bookplate Design），介绍1925年到1975年几位杰出的藏书印记设计家，所附的印记图案，有的古朴，有的秀发，有的雄浑，跟中国的金石艺术一样有灵气。
藏书印记，是贴在书上的藏书者的印记，这是西人的一种玩意儿，通常只是白底黑印，很少加彩色，也许是要显得庄重的缘故。我在前文说过，书本上钤上藏书图章，藏书境界就见得高了，读不读这些书，也不太相干了。这篇谈藏书印记文章的作者则说，藏书印记是一种“所有权”的标志，老以为贴上这印记，书就不会让人一借不还了。他还说，贴上印记，也可以表示藏书人对自己的藏书的敬爱之意。书上贴有印记，后世的人，就可以从而认出前代藏书人的姓名，也算是一种史料。印记设计得越精致，越见得藏书人对自己的书的那份款款深情。这也是作者说的。这也可见，印记上的图案，多多少少应该流露出藏书人的身份或者胸怀心思才行。
麦拉朗夫妇（McLarens）1932年聘人设计的藏书印记，最符合印记意义了。图中拱门两边，是两架子藏书，书架上各摆夫妇两人的半身石像；拱门上又有小提琴和乐谱，一并表现麦拉朗夫人一生酷爱音乐，酷爱文学。麦拉朗本人当时是皇家园艺学会的会长，因此，拱门外隐隐约约是一处花园，树影婆娑，还有水池一座。这样的藏书印记，这样的玩物，充分流露出书香子弟的闲情雅兴，也自成一种贵族的万千气派。
另一方面说，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稍微研究一下，恐怕也可以算是学问上的一格。当年鲁迅编印《十竹斋笺谱》，用意许是如此。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写信，不要说用花笺写，就是用朱红八行信笺落笔，可能也要遭到过于“浓妆”之讥。中国毛笔字之所以有人称之为艺术，正是说明中国书法已经没落；“艺术”云云，客套而已。回头看看那本《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里头影印的名人作家笔迹，的确都可观。再看看今天英国人写的字，写得得体的，实在也不多见。喜欢逛旧书店，喜欢一点旧玩意儿，好像就是很落伍的怪癖了；看看这里所谈的谈书的书，竟也大半是老书老调。这也没什么好谈了：学问底子不好，只好先从牢靠些的旧东西下手，但求“偶得而存”的时候，不再飘飘然就是了。
1976年12月28夜于伦敦
本文摘自《大声的自由：大家眼中的自己和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