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萧一山，吴其昌 日期：2014-03-07 11:18:31
王安石一生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当过知县、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执。他有勇气，有担当，敢于打破陈规陋习，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临危受命，以激进的国家主义为理想，对帝国进行了一次整体配套性的体制改革，却最终无法打破历史闭环，反而创造出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间由半衰走向灭亡。王安石身后，遭遇历史的长期无视。其是非功过，千载之后犹难论定。不过，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堪称帝制中国自发走出传统经济模式的最后一次建设性探索。
曾国藩是个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典型士大夫，一无雄厚家世，二无过人天资，在那个纠结的年代，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在不丢失士大夫优秀品质的前提下，率先革新思想，带领一批社会精英，向老朽的理念和体制开刀，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门。140年后的今天，社会文明了许多，也繁盛了许多，但却缺少了这种顶立天地之间成就不朽事业的浩然之气。重读曾国藩，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体味一位完人的人格品质，体味一位精英的社会担当！
梁启超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为了扭转国势、实现宪政，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勤王，从护国运动，到五四运动，可谓提颅冒死、殚精竭虑。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说他是“中国精神之父”，一点也不夸张。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是这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投影。《梁启超传》欲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再一次体验他的执着与转变、困境与出路、失落与希望，体验时代带给一个人抑或一个社会的必然与偶然。今天的中国依然没能走出他的预言。重读梁任公，理解时代的困局，寻求现实的出路，当现实与历史惊人地相似时，不要在相同的拐点上跌倒两次！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运动，更是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还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发人深思，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等。
萧一山（1902-1978）
中国清史研究奠基人。江苏铜山人。原名桂森，号非宇。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教授、院长。
萧一山著史，大有司马迁、班固的风范，且讲求经世致用，代表作有《曾国藩传》《清代通史》《清史大纲》《中国通史大纲》《太平天国丛书》《太平天国诏谕》《太平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社会运动，更是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还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发人深思，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等。
萧一山（1902-1978）
中国清史研究奠基人。江苏铜山人。原名桂森，号非宇。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教授、院长。
萧一山著史，大有司马迁、班固的风范，且讲求经世致用，代表作有《曾国藩传》《清代通史》《清史大纲》《中国通史大纲》《太平天国丛书》《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
吴其昌(1904—1944)
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硖石人。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历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教授、系主任。
他曾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唐兰，一个我。其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传》《金文历朔疏证》《金文氏族疏证》《殷墟书契解诂》《朱子著述考》《宋元明清学术史》《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等。
目录：
自序
例言
001/第一章绪论
013/第二章王安石的时代（上）
023/第三章王安石的时代（下）
035/第四章王安石小传
039/第五章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第六章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第七章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第八章王安石与宋神宗
097/第九章王安石施政——总论
101/第十章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财政
133/第十一章王安石施政——军政
161/第十二章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选举
169/第十三章王安石的武功自序
例言
001/ 第一章 绪 论
013/ 第二章 王安石的时代（上）
023/ 第三章 王安石的时代（下）
035/ 第四章 王安石小传
039/ 第五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 第六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 第七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 第八章 王安石与宋神宗
097/ 第九章 王安石施政——总论
101/ 第十章 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财政
133/ 第十一章 王安石施政——军政
161/ 第十二章 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选举
169/ 第十三章 王安石的武功
185/ 第十四章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197/ 第十五章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205/ 第十六章 王安石新政的命运（上）
223/ 第十七章 王安石新政的命运（下）
235/ 第十八章 王安石的用人及交友
255/ 第十九章 王安石的家庭
263/ 第二十章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277/ 第二十一章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287/ 第二十二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305/ 附 录 王安石年谱
《曾国藩传》
目录：
第一编曾国藩传/ 001
002/ 引子
009/ 第一章家庭环境
019/ 第二章经世之礼学
031/ 第三章学术背景
048/ 第四章思想体系
068/ 第五章天才与志气
076/ 第六章京官时代的政治
088/ 第七章编练湘军及其特点
101/ 第八章太平天国的平定
116/ 第九章改造旧社会与建设新事业
130/ 第十章湘淮军代兴的关系
第二编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143
144/ 引论
147/ 第一章曾国藩之造就人才
151/ 第二章幕府人物总表
158/ 第三章入幕前之活动
168/ 第四章入幕经过及在幕府之活动
190/ 第五章曾国藩之影响
215/ 第六章曾国藩受幕宾之影响
224/ 余论
第三编曾国藩智慧通鉴/ 227
228/ 第一章修身养心
239/ 第二章勤敬治家
253/ 第三章恒心为学
271/ 第四章至诚为官
281/ 第五章治军机变
291/ 第六章识人察才
附录曾国藩年表/ 303 《梁启超传》
目录：
：
第一章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001
——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
002/第一节绪说
004/第二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惨况
017/第三节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教育状况
023/第四节梁氏后来对于祖国命运的影响
第二章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027
——从梁氏诞生至戊戌变法
028/第五节综叙
029/第六节亡国现象的种种
036/第七节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乡环境
040/第八节康梁会接
043/第九节梁氏独立事业的开始
第三章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053
——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
054/第十节促成戊戌变法的原因
076/第十一节戊戌变法史剧的绘影
088/第十二节变法失败原因的解析
附录一梁启超自传/097
098/我之为童子时
100/公车上书之经过及相关情形
102/变法通议自序
104/论不变法之害
111/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17/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122/南学会
127/于京师开保国会
129/请废科举
130/京师大学堂
132/得光绪帝之召见
134/流亡日本办教育
136/政变原因答客难
142/澳洲募捐
144/檀香山之恋
147/立宪法议
154/论立法权
161/三十自述
166/政闻社宣言书
176/政治思想之转变
180/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
193/台湾之游
196/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202/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词
209/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213/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226/上袁大总统书
229/国体战争躬历谈
234/论中西之优劣
238/护国之役回顾谈
249/湖南教育界之回顾
253/旅欧归来后之著述
255/悼启夫人
257/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261/忆万木草堂
264/北海谈话记
附录二梁启超年谱/273
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政权却要由结果来判断。事实上，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制度。小商人失业了，农民付不出强迫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卖妻鬻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当财物。监狱常常爆满，每一郡县都有数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诉讼不绝。就算没有异族侵略，暴政也会把国家拖垮。——林语堂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难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梁启超
曾国藩识人、用人、培育人，在这些方面真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团队领袖的真本事，而且这些点上，令团队里面所有人，他的同盟者，甚至他的敌人，甚至后代，他死后从政治上全盘否定曾国藩的人，也不否定他在这些方面的过人本事，这是很大的学问。总之，曾国藩作为一个成功者，而且他这种成功很有典范意义。
——唐浩明曾国藩研究专家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王安石的社会主义政权却要由结果来判断。事实上，国家消除了私人垄断，却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制度。小商人失业了，农民付不出强迫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卖妻鬻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当财物。监狱常常爆满，每一郡县都有数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诉讼不绝。就算没有异族侵略，暴政也会把国家拖垮。 ——林语堂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难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 ——梁启超
曾国藩识人、用人、培育人，在这些方面真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团队领袖的真本事，而且这些点上，令团队里面所有人，他的同盟者，甚至他的敌人，甚至后代，他死后从政治上全盘否定曾国藩的人，也不否定他在这些方面的过人本事，这是很大的学问。总之，曾国藩作为一个成功者，而且他这种成功很有典范意义。
——唐浩明 曾国藩研究专家
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有启迪领导的作用。……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梁实秋《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吴生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
——唐文治改杜甫诗盛赞吴其昌
第一章 绪论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以我所见，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顷大湖一样宽广，他的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他的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他的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所建立的功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革除了积弊。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和高远设想，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废除；而那些被废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这些上古三代的先贤，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事迹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寻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诞生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国史的荣光，人们应该买丝线为他绣像，铸金身以祭祀他才对。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过去了，这一千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平庸的史家，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是巨奸大恶，凶残迷信，专制伪善，人们众口铄金，历经百年，但是今天已经为他昭雪。英国国会大厦有先哲画像数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百姓对荆公评价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诋毁他，竟和宋代元祐绍兴年间没什么两样。即使有正面评价，也是赞赏他的诗词文章；再好一点的，也不过肯定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对于他事业的恢宏，目光的远大，毫无认识。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没有机会显露光芒。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小人宽，而对君子甚严。唉，难道只有宋儒是这样吗？这一流毒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毁谤。求全，就是不看一个人的优点，专找他的缺点；然而憎恨一个人，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而对于荆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惊骇，继而阻挠，这不足为怪。但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何因政见不合，就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捏造事实，攻击别人的私德，这是没见识的村妇才干的事，没想到士大夫们竟也这么干。于是千年以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信。《宋史》不足信，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说过。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纵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南宋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在位时，他写了著名的万言书，奏书中批陈时事，剖析弊端，内容详尽，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这份万言书中体现出来；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改变自己的操守，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才智超群，不屑于蝇营狗苟；坚定执着，绝不为名利萦怀；纯洁的节操，堪比冰雪，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平庸鄙陋的学说，反对因循守旧，用孔孟之道治理国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勋看齐，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然而却名扬四方，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的吗？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很难得的，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像商汤、武丁一样贤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守旧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执行周礼，自信准确而没有差错，经过极力争辩后就放弃了。那些善于投机的小人却围了上来，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推进新法的决心。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也有份儿啊。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脑儿全废除了，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古语说瑕不掩瑜，他们是把美玉整个抛弃了。古代的信史，直陈其事，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其镜鉴和惩戒之意，为后世所信赖。可是，如果对人的褒贬评议加入了自己的好恶，事情就失去了真实面目，那些投机的小人就会借此泄私愤。
……
近代的学者，全是一种观点，听不到不同声音，古时的优良传统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就已成为废墟，乡人上县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对祠堂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如今仅剩残垣断壁，令观者喟叹不已。现在到处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这样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对他没有表示足够的敬意。这岂不是因为舆论的不公、人心的疑惧，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吗？（后略）
颜习斋先生（名元）《<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上古尧舜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可尽废，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而出了问题。然而人们曾经考虑过当时的形势了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何以维持？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大宋尊严何在？一想到这些，做臣子的无法一天稍安。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个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和他讨个说法，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可能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要是听说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无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大兴问罪之师，反过来却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莫非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呜呼！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一百年后，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弥远割下头颅，送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岂不是祸及家门，咎由自取？这七件事都是荆公执政的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把它列为王安石的罪状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后来蔡卞重新加以改写，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上台，又给改了过来，《宋史》几度涂抹，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把家国覆亡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苟安颓废者当作君子，把建功立业、支撑天下者当作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公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九渊）、颜习斋（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污浊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责。”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的儿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的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