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纲 日期：2014-04-25 15:23:25
举目四顾，豺狼遍地，有王法管不住的藩镇，有分庭抗礼的藩镇，有垂垂欲动的藩镇，更有契丹铁骑的肆意掠劫，当时朝廷虽在，天下已亡。
公元927年至公元951年，大宋前三十年，是中国历史的暗黑年代。了解这三十年，就明白何为野蛮与残暴，就明白大宋王朝为何被称为文明盛世。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是豺狼纵横、铁骑肆虐的兵场，是藩镇割据、分庭抗礼，阴谋与残暴罪行的发生地，是文明沦丧、道义尽失，让世人噩梦不断的炼狱。
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逆成灾的动乱史，一部被鲜血与悲情遮蔽的中国人的苦难史。了解这三十年历史，看清五代乱世的因果，就明白大宋帝国的由来，明白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明白中国为何演变至今日样貌。
作者博览万卷，披阅十载，以正史为胚，野史为料，依年代顺序，透过士兵、谋士、将军、平民的视角，详尽呈现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时代切片，连缀这些切片，你也许能看到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作者简介：
金纲
原名李金刚，下过乡，读过书，曾为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思想史研究独立学者，出版有《论语鼓吹》等著作多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常置座右。
目录：
前言
壹乱世
贰“贤君”李嗣源
叁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珂
肆晋阳大战
伍三镇造翻
陆十万横磨剑
柒帝羓前 言
壹 乱世
贰 “贤君”李嗣源
叁 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珂
肆 晋阳大战
伍 三镇造翻
陆 十万横磨剑
柒帝羓
捌 赭黄袍与金银山
玖 从刘知远到郭威
拾 后汉之亡
我不掩饰对赵匡胤的喜爱。
最初让我理解老赵，与“桂阳监”这个古代职务有关。
桂阳，今属湖南郴州，历史上是盛产金属的地方。西汉以来即在此地设采造业务，铸银、铸铜什么的，管理其事的人称“金官”。唐代以后，此地设“监”，最高管理者相当于县令。有材料说“桂阳监”冶炼的金属数量几乎占了大宋时期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三。这个数据未必可靠，但我知道另一个数据很可靠。《续资治通鉴》说：老赵曾经浏览桂阳监上报的生产数据，相当于每年进贡的白银总数。看后，老赵对宰相说：“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山泽所能产出的矿产资源虽然很多，但我听说采矿这工作很不容易。然后下诏：“减旧额三分之一，以宽民力。”减掉过去定额的三分之一，以此来宽解当地的民力。
老赵那时候正在省吃俭用，建了一个专门用来应对契丹的特别仓库，一点点地储存钱帛，扬言要用这笔钱赎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中原土地；如果赎买不成，就用这钱招募天下勇士，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
大约十几年前，我看到“桂阳监”案例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帝制时代可能有很多记录，是今天的人们难于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说，理解那个遥远的帝制时代，可能需要丢掉一些寻常可见的行为模式。
正在千方百计“攒钱”准备打契丹的老赵，为何会主动减免白银收入？
他这是在干吗？
怎么理解他的行为？
我钻进跟大宋有关的故纸堆里多年，开始检索与这类疑惑有关的案例。渐渐地，我理解了“赵匡胤时代”。
从老赵出生的五代中期，到老赵驾崩的大宋初期，算起来，50年。这个历史时期，我称之为“赵匡胤时代”。
现在，我试图讲述这段往事。
我自以为看清了五代乱世的因果和大宋帝国的由来，看清了赵匡胤建构并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我把今天能够看到的有关这些往事的一个个切片，也即“故实”，连缀起来，你也许会跟我一样，看到“赵匡胤时代”这半个世纪，又如何成就了中国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公道与仁德。
我的书里会说到很多很多乱世恶人。但你看到的邪痞人物、酷毒案例越多，越能明白何谓圣贤之心！
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天地低昂，令人感慨、唏嘘、赞叹、惊奇……
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椎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的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太多的“故实”，比博浪沙刺杀嬴政、汉帝国封赏张良，一点也不逊色，也足可以“下酒”。
神话
我说的是“故实”不是“故事”。
“故实”与“故事”比，意思差不多，却是比“故事”更靠谱、更有意味的历史片段，一般都记载于正史或野史之中。它就是一个个历史现场。
有些“故实”看上去像神话。
譬如，关于赵匡胤出生，体有金色，散发异香，故取乳名“香孩儿”的记录，就很像一个神话。我在有些时刻，愿意讲述这些神话。神话自有一种人类学的来源。当阅读者进行追问的时候，神话，有了寄托公众褒贬和民间期待的民俗文化意义。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何愿意讲述赵匡胤这类神话？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唐、五代乱世以来，人心思治。在自由辩论条件下的公民票决、民选共同体首脑等制度都不存在的帝制时代，吾民期待圣君出世，收拾吾土金瓯，恢复汉唐治世，解民倒悬——这种期盼向往，很普遍，也很正大。大宋兴，天命有归，吾民于百年乱世中迎来太平，于是，庶民茶余饭后，以或淳朴或恢诡之坊间想象，夸大其事；士大夫笔记写作，以或摇曳或实录之墨客文笔，推波助澜；史官作传，以或褒扬或贬抑之春秋笔法，取用旧闻，记录为“英雄传奇”，于是，历史记录文本，有了神话。
赵匡胤的“香孩儿”神话，纳入西方史家说法，就是一种“英雄传奇”。
这类源于神话故实的历史讲述模式，西史常见。
读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就会看到书中对都尔教区的主教大加赞颂，也讲述了不少“奇迹”，主教大人的“故实”有了“神话”性质，人物也因此（如俗话说的）熠熠生辉。
司马迁弄《史记》，为何那么多“神话”？
黄帝教化熊虎野兽，淳化鸟兽虫蛾啦，圣女简狄见到黑色大鸟掉下一个卵来，取而吞之，怀孕生出殷人先祖啦，另一个圣女姜原见巨人足迹，高兴去踩，怀孕生出周人先祖啦，刘邦斩蛇起义，有了大汉王朝啦……诸如此类，这类“神话”，实在是秘藏了一时的人文心理。所以司马迁不去删除它，就像西方史学家也不删除这类“神话”一样。
读历史，不要拒绝“神话”。
“神话”里藏有人文“密码”。
“神话”，是照临族群心理秘密的“神灯”，从中可以破译的信息不是一般的丰富。讥讽历史记录的“神话”为“荒诞不经”“没有价值”，如此读史，心灵就太过粗糙啦!实在说：勘透“英雄传奇”的“神话”故实，它所蕴含的人类学价值，须别具只眼。进一步说：理解历史记录者为何记录这些“神话”故实，更需要一点“历史哲学”的知识背景。
这话展开有点复杂，可以简略说说我的读史体会。
读史的三个进阶
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有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之后，意味着：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除此之外，我读史，还有另外的考量。
我做思想史、儒学史研究，对传统义理、圣贤气象，有“温情理解”。如何在历史故实中考见道义，是我愿意琢磨的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思想，不如春秋褒贬。考见圣贤气象、道义担当，诉诸历史叙事，也许比诉诸思想探讨，更深刻详尽、更彰明昭著。
历史故实，是内在地蕴含了讲述者的价值判断的。
说史，如果离开价值判断，以所谓“价值中立”为借口，不做褒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每一个历史故实，都内在地含有一个价值判断；而肯认与否，则是读史或治史的价值判断。
延伸我这个意思，还可以说说我的另外一个观点：道德律令，作为价值观，具有千年不变的性质。同一种道德、价值观，无“进步”“落后”之分。譬如，古人的“廉介”，今人有此价值观，不会比古人更“进步”，也谈不上什么“更高境界”。“廉介”，就是一种相信个人操守可以自由选择的行为。
这里可以说一个故实。
后汉时，有一个朝廷小官，名叫赵惟则。乾?年间，他在京师汴梁租一套房子，居住一年左右，来了个老头叩门。说是曾经做过这间宅子的传达室主任，说当初后晋末年，契丹进犯，占领京城时，这家宅子的原主人，深夜掘地，藏金银好几瓮。但兵火之后，故主去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财货藏在哪里。老头的意思是，他可以告诉赵惟则，金货在哪里，取出来以后，可以赏赐给他一点。赵惟则一向以廉介自励，闻听此言，不禁愕然。他很想责备老头，但又觉得那样未免做作。廉介，不是可以用来批评他人的外在尺度，而是自我修炼的内在道德。于是，赵惟则说：“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你不要多言，等我找一个吉祥日子，召你来取。”老头走后，赵惟则对家人说：“我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做这个事，亵渎一世清名，耻辱就太大了！这个宅子不可以再居住了！”
第二天，全家搬走。
至于他走后，财货如何，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那只有任他人去处置，我赵惟则做好自己就是。
无道之财，君子不会动心。这正是孔子儒学所讲述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圣贤本义。有谁会对无主之财不动心吗？赵惟则就不动心。这是“廉介”的一个起点，也是“廉介”的一个终点。就价值而言，“廉介”有独立方向。承认或不承认这类“廉介”是一种值得推许的价值，就进入了个人选择。
我当然知道这个故实在道义沦丧之际会被犬儒主义者怎样讲述。但这不是我愿意关心的向度。我想说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没有“进步”“落后”的分别。赵惟则的故实，如果发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颠，在以色列，在中国台湾，那境界，也是一种“廉介”，并不比千年前“进步”，当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后”。它就孤独地存在着，向愿意理解它的人昭示着什么是“廉介”。
赵惟则的案例，“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于空言”，所以，它是一个故实，一个涵容了意义的故实。这样的故实，本书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讲述它，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尔后，有思想史。
我想说：我的书，事实上乃是一部思想史专著，尽管我在“讲故实”。
历史现场
我穿行在一个个历史现场，“重新思想”故实中人物的感觉和经验，仿佛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后，我就有了“亲历者”这个历史感觉。
《赵匡胤时间》可以是一个“亲历者”在“重新思想”吗？
让我说一个故实来解释这个意思。
后周大帝柴荣在征讨契丹的路上，在秘书呈上的四方文书文件中，发现了一个“韦囊”，也就是用熟牛皮制作的口袋。这个熟皮口袋里装着一个木板，木板上写着几个汉字：“点检做天子”。那时，柴荣的大表姐夫张永德正好做着后周帝国的“殿前都点检”。柴荣怀疑张永德，改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后来的事人所熟知，赵匡胤有了大宋帝国。
这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大宋帝国，它的逻辑起点，源于公元959年这个“熟皮口袋”事件。
把这个“熟皮口袋”讲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点，想必会有人不同意。你当然可以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变是陈桥兵变的预演，因此可以视为大宋王朝的隐秘起点；或者也可以说，后周柴荣的忽然早逝，这个偶然事件给了赵匡胤一个机会，使之成为大宋帝国的历史起点；甚至还可以说，是大宋第一谋臣赵普与诸军将士在陈桥的“阴谋拥戴”，才有了后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实际起点；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时光之后，在寻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机缘时，需要一个逻辑。
“赵匡胤时代”不同于“大宋帝国”。
“赵匡胤时代”也需要一个逻辑起点。
我认为这个起点可以是赵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从927年之后，到960年之前，为老赵所亲历的五代中后期乱世。960年之后，大宋建立，他所亲历的乱世开始和平长入新朝，于是，有文化转型，有拨乱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赵并没有砸烂旧世界。他甚至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兴利除弊”。五代以来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觉、老赵有所知晓的前提下，一个一个（！）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着自我更化。与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乱世沉淀下来的政制，老赵几乎全面继承下来。他不会为了“兴利除弊”而“兴利除弊”，以此换取士庶一时的快意或拥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种尊重传统以及依靠自发秩序的久远的安定。朝廷没有必要主导或推动天下的“发展”，只需要瞩目于当下，根据已有的国力，从容地看守圣贤大义、先人经验。至于共同体之间的各种文明展开，大宋帝国有的是时间等待，并相信时贤的推演，自有轨迹，不劳朝廷多事。
历史逻辑
南宋朱熹时，有人称颂太祖说：“汉高祖和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并以为“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所以能易乱为治”。朱熹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解释说：
“不然。太祖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朱子语类》）
历史上评论赵匡胤，可能有种种赞美，但我认为，朱熹这段话，是对老赵最为公允精当的赞美。他看到了老赵的根本，那就是古典保守主义精神。
当然，你也可以界定“赵匡胤时代”就是“大宋帝国”的逻辑起点，二者可以重合，或者你也可以说，整个五代史，从后梁朱温建国开始，都可以算作“赵匡胤时代”，等等，但这样一来，那就是你的讲述，而不是我的讲述。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讲述，一定会有另外的逻辑或发现。千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它已经预先埋伏了无数可能性。但现在由我讲述“赵匡胤时代”，就有了绝大的自由，来确定一个起点，作为历史逻辑的开始。
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蒙森，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感觉”。
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歧异”，往往需要后人反复“考异”“考辨”，那原因，也是因为出自不同人（！）的记录，而出现了历史文本的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一事实涉及一门艰涩的学问——历史哲学。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这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赵匡胤时代”。但是假如你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我的“赵匡胤时代”，我会很愉快。千千万万的文本作者都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寻求自己的知音。我也不例外。
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确实存在着“事件的外部”和“事件的内部”这样可以感觉到的经验事实。
我可以把这个看似艰涩的历史哲学问题说清楚。
譬如，凯撒大帝带着一拨人马渡过了卢比康河，或者，凯撒大帝的血在某一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这类可以用他们的身体和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事务，就是“事件的外部”。凯撒大帝对罗马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者他与谋杀者在罗马宪法政策间的理念冲突，则是“事件的内部”。而人物的“行动”则包孕了事件的内部和外部。
那个我所钦佩的历史哲学家R.G.科林伍德先生，很早就解释了这个关系。他在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宣称：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渡过卢比康河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和共和国的法律有关系；历史学家对凯撒大帝流血感兴趣，实在是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有关系。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行动”背后的意义。但是这样还不够，还需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意义，可以被讲述者重新赋予。
“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这句话预示了两个重要意见：做一个“亲历者”；这个“亲历者”要“重新思想”。
如果我的读者看明白了这一段话，就会懂得科林伍德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我还有机会慢慢讲述，尽管也许还不过是零星的讲述，本书不是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篇“历史大随笔”。这个体裁限制了我，它适合于“讲故实”而不适合于“讲哲学”。
亲历者
“讲述者”冒充“亲历者”，源于根据“故实”而展开的想象。“故实”是这位“讲述者”或“亲历者”的观察对象。因此，“讲述者”或“亲历者”更合适的“职务职称”也许是“观察者”。
我似乎曾经置身于千年之前，曾经有过与那些人物的“沟通与交流”（这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我就在他们之间，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们、看着他们、品味他们、评价他们，更主要的，观察他们……
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